真理愈辩愈明，我想，这也应该算作一条真理吧。因为真理总是有两面的，而大辩论，会让真理的两面充分地展开。真理的两面，自然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但是在矛盾冲突中也有统一，而这统一也就成为了真理本身。但是，在文革中的大辩论，强调的并不是统一，而是矛盾冲突。也正因如此，阶级斗争的观念贯穿在大辩论的过程中。既然是阶级斗争，那争论的就似乎不是真理本身，而是立场问题了。也可以说，是正确的立场，压倒了明确的是非。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都是对的；只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那都是错的。立场之外无是非，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站好队；如果站错队，那就是自绝于人民。可以说，两军对战的模式成了大辩论的主线。我们看一下李泽厚先生的分析：
由于强调政治挂帅，阶级觉悟，强调“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而“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又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两军对战，于是弥漫在政治、经济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治。例如，哲学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历史上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军对战”，文艺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两军对战”；“百家争鸣”实际也是“两家”……至今为止，与军事毫无关系的日常生活和书面语言中，便仍然充满了“战役”“战略”“制高点”“突击”“突破口”等等军事术语。（李泽厚《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199页） 如果“两军对战”的模式贯穿于大辩论的过程中，那么能把真理辩出来么？我看很难的。因为在“两军对战”中真理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真理成为了手中的武器。耶稣不是讲么：“要由真理而得自由”。大辩论所以要辨出真理，不正是为了获得自由么？但问题只是，即便不通过真理，我们依然可以获得自由。为什么呢？难道我们可以通过谬论获得自由？实际上，看看文革中的大辩论，这一点也是很分明的。大辩论的双方虽然是唇枪舌战，“两军对垒”，但实在无异于盲人摸象的。我说过，真理应该是矛盾双方的统一。但大辩论所展现的却是矛盾的对立与冲突。如果你去讲矛盾双方的统一，那就会被认为调和折衷。而调和折衷，是被认为没有前途的。调和折衷，左右摇摆，最终只能落到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大辩论本来是要争出真理的，但是，辩来辩去，真理跑到爪哇岛去了，可人们依旧争论不休。文革中的大辩论，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呢？实际上，在今天的背景下，讲肯定，还是否定，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重要的是，我们能从其中吸取什么有益的东西。“两军对垒”式的大辩论自然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在学术上，“真理愈辩愈明”还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充分地展开矛盾斗争的两个方面，然后，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寻求统一。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把矛盾斗争发展到了极致，而是没有充分发展，只在那里调和折衷，讲多元化。诚然，多元化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但是，随便冒出一个观点来，便说是多元化，要宽容，而放弃了最为基本的判断，大抵也不对。所以，真理还是要辩的。我们总讲，真理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什么是时间的考验呢？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辩驳。当然，能够验证真理的，只有实践，但是，理论的思辩同样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讲真理愈辩愈明，就不再是那种“两军对垒式”的大辩论了。因为在这是重要的不再是立场，而是真理本身。也可以说，真理，尤其科学公理，是超越立场的。虽然人们讲，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反驳。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几何公理并没有触犯人们的利益，所以，无谓的辩驳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用立场决定真理，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抹杀了真理。真理不应该建立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之上。真理是没有党性的，虽然它可以成为争取自由的武器。用党性去泯灭真理，这就是文革中大辩论的悲哀。
（四）停止争论的意义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