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知道真理愈辩愈明，但我更知道停止争论的意义。大的方面，且不讲，单是做学问，就要避免和别人商榷。和这个人商榷，和那个人商榷，最终有你自己的什么呢？恐怕无所有吧。当然，停止争论有更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真正的俊杰都懂得停止争论，可以说停止争论本身就是识时务。因为许多争论，是永无了时的，并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不是争吵，而是行动。已经火烧眉头了，依然喋喋不休，那不是自取灭亡又是什么呢？可以说，行动的意义远胜过争论。我们应该看重的还是行动，即便是要争论，也应该为行动服务。总是争论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就像文革时的争论，总是以“两军对战”的模式进行，我说要打倒走资派，你说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这样争来争去，又有什么结果呢？不过是在那里打派仗而已。虽然派性是难以超越的，但是，打派仗必须结束了。可以说，无论怎样的争论，在本质上都是人为的阶级斗争，而所谓的停止争论，也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那个时代，人们以为阶级斗争是争论的根源；而一切争论，也都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人们呢，又非常地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并且懂得不失时机地上纲上线。也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争论，已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打倒对手。许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派性是迷魂汤，谁要喝了这迷魂汤，那定要疯狂的。凡是属于自己这一派的，那就光荣、伟大而又正确，而不属于自己这一派的呢，则是卑鄙、无耻而又反动，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真理愈辩愈明，固然也是一条真理；但是，如果这真理为派性而服务，那就不再有什么光辉，反而变得可憎可厌起来了。阶级斗争，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于完全没有经验过的我们，确实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从我们接触的材料来看，则是非常残酷的。我们早就听惯了“血债要用血来偿”的话，但却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总爱说，经历过文革的人，是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它的，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就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它吗？我们即便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也不过是因为无关痛痒。无关痛痒的客观公正，对的住我们的良心吗？在历史，不过几行字；在人们的真实生活中，却可能是太多的辛酸与血泪。其实，客观、公正评价文革的人，何尝知道大批判的痛苦。在众目睽睽之下，挨批挨斗，这难道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知道，“士可杀，不可辱”啊。所以，有很多人选择了死亡，当然，也有许多人活了下来。这精神的痛苦，并不是冤屈两个字就可以穷尽的。灵魂的改造本身就意味着精神的痛苦。当然，你可以找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为灵魂的改造辩护，但是，哪怕只是一滴眼泪，就可以让这辩护变得无力。曾经的痛苦，是无法忘却的，因为它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虽然这伤痕是以崇高的名义留下的，但是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反思这伤痕了。可以说，正是停止争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束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最苦痛的十年。当然，停止争论，所要解决的决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痛苦，这一个问题；它要解决的是中国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停止争论，才能完成由文革转向改革的历史巨变。而也只有在改革的进程中，知识分子才有真正的前途。知识分子是受益于改革的，而文革对他们来说，则是永远的黑暗年代，那里只有专制与强权，而没有自由与民主。虽然这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但又实实在在的是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灵的真实可以高于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的真实永远是那么客观，它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心灵的真实，却夹杂着人们太多的情感，并且在里面有着人们美好而又痛苦的人性。文革是知识分子的中世纪，这个判断并不错；虽然就历史的真实来讲，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十年浩劫，十年内乱，这是成立的，尤其对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灵与风雨飘摇的命运来讲成立。当然，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大约就变样了。
（五）寿终正寝的大字报
大字报早就寿终正寝了，这曾经是大快人心的事，但现在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如果要问文革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就是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么，这大字报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我想，第一条就是发挥了革命民主的作用。我们知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自由，就保障了人民的“大民主”，并且在1975年写入宪法。我们总爱讲资产阶级的民主是非常虚伪的，并且带有极大局限性，所以，在文革中，人们就要搞无比真诚，范围无比广大的大民主。而这大民主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也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而所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都是口头上的，而贴的遍街都是的“大字报”，才是书面形式的。也只有这书面形式的大字报，才真正地具有震憾力。虽然写“大字报”，被赋予了神圣的目的，要用群众的力量来揭发社会的阴暗面。但是，在文革的进程中，大字报却不过充当了打倒别人的工具。我们知道，贴谁的大字报，那就是要打倒谁的。而这大字报呢，又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的。在大字报中，中国的暴力语言可谓发挥到了极点。“打倒”“砸烂”“批倒”“批臭”，这样的语言大肆盛行，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大字报”在文革中的角色是不光彩的，虽然它充当了斗争的武器，但是这斗争却是无谓的。当然，“大字报”只是文革的现象，并不是文革的本质，但是，本质不正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吗？可以说，使用“大字报”并没有错。那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那一个荒唐的时代。为什么讲那个时代是荒唐的呢？因为它有着崇高的动机，却造就了灾难般的现实，也就是说天堂没有建成，但地狱却已经峻工。当然，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革命热情。革命热情本身，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因为革命热情，造就了人世间的悲剧，那就未必没错了。革命名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假借的，我们关键要看的，不是革命的名义，而是他们在以革命的名义做什么，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又造就了怎样的现实。“大字报”，只是表面，我们要找到“大字报”里面的本质。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本质是什么，但这个本质却早就被否定了。否定这个本质，自然是对的，因为它造成予灾难的、疯狂的、噩梦般的现实。但是，在否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本质揭示出来呢？有人说了，它既然已经被否定了，那揭示它的本质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想给它借尸还魂么？其实，文革本质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恶贯满盈，它反而拥有太多美好的、崇高的东西。我们惟一感到诧异的，也只是，为什么美好的、崇高的东西，竟然造成了灾难般的现实。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哲人，并没有解决这一个问题。这也会成为永恒的历史之谜，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青年马克思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但是这种解答本身，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之谜呢。胡乔木讲，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宗教，他所拥有的只是宗教的精神。这宗教的精神难道就是他进入精神迷宫的根源吗？但是，宗教的精神，从来都是伟大的。马列的先贤们，都拥有这种宗教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伟大的宗教精神，即献身精神，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我讲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革命的巅峰；但问题的关键只是，为什么巅峰本身同时又是灾难。革命是伟大的，但伟大的革命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呢？显然是不能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而人类生活的常态则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革命，是不可能天天革，月月革，年年革的，人们要的是一种稳定的生活，而不是动荡的生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大民主，是革命的民主，它要确保的是革命的自由，造反的自由；也就是说这四大自由早已逾越了一般自由的底限。所以，人们在宪法中删掉这“四大自由”是对的。我虽然讲拂去四大自由的尘埃，但只是为了看清它的本来。可以说，文革中的“四大自由”，是没有对手的，这也许是因为仁者无敌；但是，还是让它们寿终正寝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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