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司马懿派来的使者面前耍尽花招，为的是能向后者表明自己还很能吃，因而身体很好。这一招果然使司马懿知难而退，不敢轻易再打蜀军的主意，就不能不说诸葛亮已经洞明了身体和对象之间功败垂成的生死关系。卡夫卡说，如果我的胃口不错，我就会用吃食在我身上堆积起那可怕的冒险想象来。鲁迅对此深有同感，他说，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须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坟·看镜有感》）。这里究竟有没有感同身受的意思？
“胃”是鲁迅经常用到的比喻。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是身体基础中的基础。意大利的执政官、独裁政权的绝对拥护者克拉苏在挑选角斗士时，角斗士学校的校长把斯巴达克斯推荐给了克拉苏，因为该斯巴达克斯能一口咬断人的脚筋。克拉苏买下了他；斯巴达克斯后来成为能征善战、专门和克拉苏为敌的起义军领袖，全是因为有了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有人说，彼得大帝之所以改革成功，他强壮的身体帮了他一多半忙。因此，先不忙将“胃口”上升到隐喻的吓人高度——如远视眼常常做的那样——，我们只从“物”的水平上来观察一下胃的功能就行了。
能吃的人，一般来说肯定身体硕健，也就肯定能较为轻易地跨过横在自己面前的标高。鲁迅反复从各个角度写到“胃”，正是他对自己的身体与身体将要处理的对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能为力的隐蔽表达。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就是潜意识了。鲁迅对洋鬼子们说：“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写下去，站起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这番话也不能仅仅从隐喻的角度去观察，毋宁说，它首先描叙了某种身体的吃力景况。
王充在一千多年前的一座小书斋里幸灾乐祸地说：“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体弱。”（《论衡·气寿》）病夫鲁迅终生都在残破的身体和同样残破的世界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出于歪锅对歪灶的原因，两个残破的人、物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契合点：鲁迅对残破世界的拼力批判，最深层的心理学动因，很可能是要把对自己身体的恼怒洒向残破的世界和社会，以换取一点点心理上的平衡，因为他毕竟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鲁迅当然明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对于这一点，胆小鬼兼病夫卡夫卡就说过：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意味着是和造物主打擂台，因为归根到底是神而不是你的父母给了你这样的身体——父母只不过是在按神的旨意行事。鲁迅寻找到的契合点是他的灭火机，是他的出气阀门，也是他从身体这间“铁屋子”走出去迎接清新空气的救命动作。关于这一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为清楚。鲁迅逝世的当天周作人就对《大公报》的记者说，谈起鲁迅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那一回事（1936年10月20日《大晚报》）。这中间有没有可逆的过程呢？明眼人肯定是不难看出来的。
鲁迅的文字精短、激愤，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鲁迅说，他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华盖集体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远视眼和近视眼常常把这句话理解为鲁迅的谦虚，因为他们搞不明白，这一“挤”是拼尽了全力的。鲁迅的气很短，所以文章不长；之所以气短，是由于用力过猛。而为什么要用力过猛，周作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过猛意味着激愤、辛辣、刻薄，意味着投枪和匕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业余拳击手、壮如公牛的海明威，为了把小说写得简洁（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短），在写作时需要把双脚浸泡在冷水中，给自己过于繁多的热情和冲动降温。这样，海明威的小说看起来就很短，鲁迅的文章读起来却很长。对此，另一个病夫卡夫卡提前给出了解释：“在肉体世界中可笑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中往往是可能的；”内心世界只能经历，只能化作行动，却不能得到有效的、精准的、言能尽意的描绘，所以卡夫卡下结论说，心理学只能是一门“关于烦躁的学问”。
这种烦躁的矛盾性缘起，鲁迅的学生冯雪峰曾有过精当的描述：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的不幸在于：他遇上了一个残破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他有足够的力气去做揭露科和批判科；鲁迅的幸运在于：他的确遇上了一个患病的时代，这个倒霉的时代可以充当他在不可战胜的疾病那里受到的鸟气的出气筒。卡夫卡说得好：“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面前，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面前，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面前，它会老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卡夫卡建议说，这话反过来说也正确。就这样，时代首先成了鲁迅的出气筒；鲁迅之所以比他的同辈人或同时代人更能激愤地对待社会，曾被许多人归结为性格原因，但另一个更深刻、也更隐蔽的来源被忽略了：鲁迅首先是一个有气想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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