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薄是鲁迅的真实写照；但肉薄的涵义最终表明了：在肉体的无能和时代的巨大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肉薄首先是一个无能者不愿认输的勇敢行径，并不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认为的，一开始就是民族魂的写照。尼采说，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说，作者死了；米歇尔·福科说，人死了；后现代主义说，身体活着。这个逐步被揭露出来的东西也许是真实的。远视眼和近视眼造成的普遍误解，经过无数代人那充满可疑的艰苦努力才被有限地矫正。对这些简单问题的不简单解码，为一大群思想家的出生提供了必要的理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由此说，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仅仅是在恢复常识，在矫正视力？
弱者的上帝肯定是强有力的，强者的上帝则多半是羸弱的。肉薄表明了，鲁迅只是一个以强者姿态出现的弱者。肉薄是鲁迅独有的伦理学。不理解这种伦理学，我们就不大可能把鲁迅当作一个肉体凡胎的活人，也无法理解他的社会批评（即鲁迅式革命）为什么会达到那样激烈的程度。身体的状况肯定是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把自己的怒气洒在残破的时代身上，时代更多的是一个出气筒的身份，社会现状是否被改造和怎样被改造，则是十分靠后的问题。毕竟身体永远都在自己身上，它的疼痛永远不可能让它的主人视而不见。像关羽那样刮骨疗毒还饮酒下棋的人只能是残忍者。而在对他极尽赞美之能事的史书中，我们也的确看见了关某在仁义掩盖下的残忍举动。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在鲁迅那里，时代本身的残缺值不值得同情是不用过问的。W.本雅明说，卡夫卡的人物更多是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就鼓起掌来（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鲁迅笔下的情况却往往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常常是有意愤怒地叫了起来，有时甚至带有明显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鲁迅把这叫做呐喊）。这都值得深究。卡夫卡还认为，伦理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绝望。肉薄的伦理学也是这个意思：它拼命抓住了一个受气包，先出了自己的恶气再说。
3 身体即故乡……（海因）
身体有有限的未来，却没有永恒；身体自始至终都在排拒永恒。一贯追求理想，充当了若干日月远视眼的中国诗人海因，在病中发现了自己隐蔽了多年的另一半：身体。他以浪子回头的口气说：“一个人的身体与他的想象力，与他对这世界的认识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海因《病》）海因是对的：是身体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我们欲望的最大障碍，当然也是最大助力。这种口气听上去让人欣慰。卡夫卡说了，我身体的状况组成了我前进最主要的拦路虎——有了这样一个身体，任何像样一点的目的都达不到。说到这里，卡夫卡明显有了破罐破摔的意思了：“我将不得不习惯它那连续不断的失败。”为此，卡尔·波谱尔说过一句非常正确的话：“不是赚钱的欲望，而是飞行的欲望，使我们发明了飞机。”（波谱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谱尔忘记了说，这完全是因为人根本就不是可以飞行的鸟，仅仅是囿于重力在大地上负重行走的两脚兽，他的负重来源于他那在佛家看来应该算作“臭皮囊”的身体。诗人钟鸣给波谱尔添上了一个精彩的理由：人缺少什么，就追求什么（钟鸣《旁观者》）。这已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远视眼和近视眼看来应该存在的本质、理想、未来直到永恒的精神家园。在寻找这些玩意的途中，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自己的第一性征给弄丢了，直仿佛自己一贯就是那些寻找圣杯的人。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神话不是说了么，圣杯找到的那一刻，就是肉身消亡的那一瞬。倒是比较不那么圣洁的T.S.艾略特明白这中间的深意，他的明白最终产生了伟大的《荒原》。寻找到圣杯的孩子，是不是有如精神家园论者认为的那样，一劳永逸地活在永恒之中了？
一个笑话说：一位妓女向一位曾与自己媾和过的总经理讨“房租”，该总经理以“房间”太大、“水电”不通为由拒绝付款。这位智商奇高的女人马上反唇相讥：房间太大，是因为你“家具”太小；水电不通，是因为你没有找着“开关”。这个性工作者的玩笑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在嘲笑我们时代的精神家园论者：精神的发动机永远都在我们的身体之内，身体上天然包纳着调控一切超越性精神的开关。我们要么是没有找到它，要么就是只找到了它。没有找到的人，以为只有臭皮囊；只找到了的人，却忘记了还有一副臭皮囊。只有找对了开关，才会找到我们将要发动的真正激情。激情不仅是精神的事，而且首先必定是肉体的领地。一个肉体领导了无数个激情，它是它们的酋长——激情无法自己领导自己。生理学早就证实了，激情是由生理性的激素最终调控的。激素存在于我们的内分泌之中。激情是复数的，肉体永远呈单数状态。这一点倒是和灵魂、本质有思维上的异曲同工之处：上帝只有一个，魔鬼和人之子却趋向于无穷。肉体不仅是感受器、接受器，也是一切动作——无论是超越性动作还是纯粹肉体性动作——的惟一施与者。洛伊·C·巴斯特告诫我们说：
真理的一半是理想
四分之三将是不真实的。
这就是只找到了开关后必然会显露出的真相。剩下四分之一正确的真理（姑且这么说吧），却往往是歪打正着的，有着相当的运气成分。鲁迅找着了自己身体的开关，也是好运道帮了他：由于体弱、气短、疾病缠身，他既不得不重视自己的肉体，又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一个正确的开关，使自己有可能冲出身体这间“铁屋子”，以便释放自己的怨气。鲁迅为什么要用铁屋子和想冲出铁屋子的人来比喻变革（《呐喊·自序》）？难道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不正是让人窒息、憋气的所在吗？这是不是曲曲折折表达了鲁迅在肉体方面所受到的压抑？这点潜意识不妨留在这里，作为存照。
人们通常以为，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险恶，才使天生爱好公正、正义和有爱心的鲁迅怒不可遏。这是个抓痒痒的看法。卡夫卡给病夫鲁迅或类似于病夫鲁迅者开了一个理由充足的处方，很值得我们信赖：我之所以这样写作，完全取决于对我的身体和对我的身体的未来的绝望。对于鲁迅，更真实、更隐蔽的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倒霉的时代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充当有志于改造国民性和爱好文艺并且有怨气要出的鲁迅的一个绝好口实。倒霉的时代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鲁迅不期而遇的一个活靶子。这里边包含着太多的偶然性。那些太多的偶然性直接组成了鲁迅的好运道。这个好运道是不能被小看的：正是它，促成了被远视眼和近视眼们称作民族魂的鲁迅的诞生。顺便说一句，民族魂决不是高看了鲁迅。出于上述原因，倒很可能是误解了鲁迅。我曾多次说过，一个伟大的行动往往起源于一个相对渺小的私心──我想拯救你，我只有拯救了你，我内心才会舒服（要是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感到幸福吗）；我现在有气要出，我也只有出了这口恶气才舒坦，至于它是否刚好歪打正着批判了社会，对于社会是不是投枪和匕首，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即使是，它也是第二性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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