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把绅士比喻为豪猪，鲁迅嘴上不承认，心里早已为这句话供上了牌位（参阅《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因为在病夫鲁迅那里，豪猪至少是强健的，是活跃的、野蛮的，和水晶人的凝固、板滞绝然相反。它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信仰之伞，也足以抵抗假扮信仰而来的各种矮子的真理。在一篇精短（但读起来很长）、漂亮的文章中，鲁迅揭发了中国的矮人真理是如何把人一步步弄成矮子加流氓的（《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很显然，这里的流氓就是歌德挖苦过的水晶人，不过他们都是些能做出各种复杂而下流的动作的水晶人，毕竟流氓在无耻方面的确称得上花样百出。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还暗示过：由于身体的孱弱，整个中国连睁眼观看、正视现实的能力都丧失了（《坟·论睁了眼看》）。就是这样，鲁迅才会不无恶意也不无幽默地列出了如下算式：
人 + 兽性 = 西洋人
人 + 家畜性 = 某一种人
（《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某一种人难道不是指中国的矮东西吗？毫无疑问，鲁迅赞同那些带有兽性的西洋鬼子。毕竟他们是孔武有力的人，却又未必时时像《流氓的变迁》里描写的那种角色一样，专门去惩治饮酒的和尚、通奸的男女，以期从中获得时时断顿的快感。德国童谣里的矮东西和鸦片一起，被船坚炮利的洋鬼子强行促销（？）到了中国。这真是有趣。
正是渴望肉体和精神同时强大的理念在鲁迅笔下作祟，使得几乎人人都知道，鲁迅曾经是个进化论者（后来呢，据说是个社会主义者了）；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使得几乎大多数人都忘记了，鲁迅其实至死都是一个退化论者，当然这得从相反的角度去看——这就是不带笑意的幽默的语用学涵义之一了。柏拉图提出过的“退化的进化论”正是鲁迅要提出的。柏拉图说，诸神创造了人，其他物种则是人的腐败和衰落过程中实现的。起初，有些人（比如懦夫）下降为妇女，缺乏智慧的人逐渐下降为较为低等的动物。我们听说了，鸟就是由无害但懒惰和体质虚弱的人变成的，鱼和贝类就是那些最愚蠢、最笨拙和最矮小的人“进化”而成的（柏拉图《提迈欧篇》）。鲁迅则说，矮子们，如果你们还要在矮人主义的指引下前进，你们就会“进化”为虫子（《呐喊·狂人日记》）！变成完美监狱里享受温饱的犯人（《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但矮子们是否会改变自己的主义呢？鲁迅比所有人都明白这中间的过节。这就是鲁迅的绝望之处，也是他在这方面艰苦努力之后注定的失败之处了。绝望的鲁迅甚至不惜报复性地拖着自己的病躯去扛起黑暗的闸门，试图把不想变做矮人的孩子们放到光明中来（《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的形象陡然之间高大起来了。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仍然是令人叹息地失败了。
肉薄的伦理学在这里同样展示了一贯绝望和注定要失败的面孔。戴着这副面孔，鲁迅一次次来到矮人主义制造的矮子的无物之阵，察看矮子们制造的无事的悲剧。他的最后结论是：绝望或一个也不宽恕。鲁迅在向残破的时代和社会出够了来自自己身体的怨气后，才发现自己怨气的库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对于这种广泛的失败感，他也只有抱以不带笑意的幽默了。
契诃夫在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里，描叙了一个急着要穿越草地回家的孩子：孩子看到茫茫草地绝望地哭了；等他穿过草地尽头从此不会再有草地时，孩子又哭了：没有草地，他该做什么呢？至于还要不要回家，要么已经被孩子忘记了，要么就是显得不太重要了。鲁迅现在遇到的问题和那个孩子遇到的问题一样：在向残破的社会和矮子主义及其真理猛烈开火时，把肉薄的伦理学原初的意思给弄丢了——到了最后，如同近视眼和远视眼所认为的，仿佛鲁迅一开始就想这么做。
既然得胜的是第二性征，班师回朝的总是本质和灵魂，那么没说的，“民族魂”的大旗也就可以盖在遗体上了。
① 其实正是矛盾的鲁迅才是真实的鲁迅，对“痛苦的鲁迅”做过深入研究的王晓明先生显然是同意这一看法的，并且有过精当的论述（参阅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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