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怀疑就没有哲学。没有确定同样没有思想。一个人最终能怀疑什么、确定什么呢？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并不过多地怀疑什么、肯定什么。我会问：“这是什么？”或者别人问我，我就说：“这是……”
我能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区分开来，我是怎样区分的？区分的标准是什么？我一直在确定某些东西，这简直是我生活世界的土壤。
但是，怀疑是怎样出现的？它是不是也是来自我生活世界的土壤？我到底能怀疑什么呢？
我能不能怀疑譬如说自我的存在？很显然，我能够怀疑，因为自我这种东西和人的思想、情感、记忆相关，而思想、情感、记忆又是长期的积累。
自我这种东西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是一个轮廓，一个身体的正面，一张脸，而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但是，在很多时候我并不怀疑自我的存在。“能”本身就说明我的怀疑有一个自行的活动空间。
一个人可不可以怀疑自己有两只手？当然可以，毕竟“有”和“两只”和“手”对他来说都有可能成为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问：“我是否真有两只手呢？”那他就会感到好笑或者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他问的是：“有两只手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么这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问题。（有些问题看着像问题，有些则不像。）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问题。但是“知道”或“思维的明证性”却并不是什么思想的前提。
如果我将这当作思想的前提，那么这不是说我有过这样的经验然后才如此，而是我要求或单独呈现了一种思想的简单和清晰。（“吃个苹果怎么样？”“行！……”而不是问：“苹果是什么？”）
“有一个人，他从来都不知道他自己，他怀疑……”真是一个奇怪的命题！
一个人，能不能怀疑自己有大脑？他知道大脑是什么意思么？什么是大脑？
我的怀疑总是和知道一起出现的。问题是，当一个人说他怀疑的时候，他就是在怀疑。
怀疑和知道，是生活给予我的孪生兄弟。但是，他们并不是始终交叉在一起。
“我能够怀疑很多东西……”事实上，我能怀疑什么呢？（我知道什么呢？）
一个人能不能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譬如说怀疑地球在100年前就已存在？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成立，那么它显示的不是人在常识或科学面前的胡说，而是刻画了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界限或距离。
怀疑地球在上一秒钟突然消失了是不可能的。“上一秒钟”不可能凭空而来而抛弃自己的参照系。
但问题是，“地球在100年前就已存在”是什么意思？100年前是说1906年还是1907年？
很显然，我在刻画某些东西。我不是在喃喃自语：“地球在100年前就已存在……”我的怀疑标画出我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位置。我不可能在我怀疑什么的时候怀疑包涵我在内的整个东西。
一个人能不能怀疑上帝的存在？对于上帝，我们往往说他存在或不存在。“往往”本身就已经显示了问题的景况和意义。
（《旧约》：“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狄德罗：“要我相信上帝，除非让我摸到他。”）
如果我不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我也就不知道“上帝死了”的意思是什么。（“你说什么？”一个东西，一个称谓。）
当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不在家里，那么家里的那把椅子还存在么？我有时说：“它肯定还在！”有时又说：“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
（有时我认为上帝和椅子是属于同样性质的东西。这决不是一种艺术的考虑。）
当我思考确定性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思考的是语言问题还是事物问题。而这经常是被忽略的。（朝向事物，朝向语言，朝向一种交媾的努力。）
确定性说的不是人的判断力或事物的恒常。确定性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东西。
如果事物具有确定性，那么它们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辩证法的严谨性，黔驴技穷的含义。
我和世界的距离问题，也许就是我和语言的距离问题：我这个人，掌握着怎样的一种或几种语言。（你经常用“×××”这几个字来代表你自己。）
一个作家在签名的时候为什么不签成别人的名字呢？他可能会画一片树叶、画一只小狗来代表他自己。
一个神仙会不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神仙？这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它绝对不是魔幻电影编剧所能想像或描述的。
按照休谟的意见，即使我们1000次地感知到一把椅子，我们也不能确定一把椅子的存在。换个角度说，即使我们1000次地说到一把椅子，我们也不能确定它的存在。
事实是：当我怀疑的时候，我就是在怀疑；这时候就会有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和我对着干，确定某些东西。
哲学家们往往批评休谟的怀疑主义，但是休谟真正要说的是：知识或确定性不是一个通过观察和推断就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放弃了观察和推断的恒常，那我能站到哪里呢？我有一个似乎坚实的日常世界。
（维特根斯坦：“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
一个坚实的日常世界是和诸多的行为相关联的。常识主义者往往将日常的判断和行为理解为确定性的前提或基础。 什么是确定性？维特根斯坦：“如果我把手放进火里那我的手就会被烧坏，这就是确定性。”
这里根本还谈不上确定性。我会说这是本能。我同样可以用我的手在胸前或空中画一个十字。
请对照一下：“如果我用手在胸前或空中画一个十字，那我的手依然完好，这就是确定性。”这样说和那样说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我的手和十字是怎样的关系？我并不认为我的手就比十字更根本。（“我的手不是我的手……”）
人类的常识并不具有最高的确定性。就像通常所见的固体并不具有最大的牢固性。
如果一个人认为事物具有最高的确定性，那他也可能认为地震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
严肃来讲，确定性既不是一个知性的范畴，也不是一个物性的范畴，而是一个在先的却又由实践不断建立着的图几。
我们并不致力于将事物和语言分辨开，我们只是对它们进行单一的或双向的思考、研究。
确定性是“是”本身的问题，或者说是“这样”或“那样”本身的问题。（“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所谓确定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
在飞机上，一个女孩子将一个矿泉水瓶子递给你：“麻烦你帮我拧开！”你试了一下，盖得确实太紧了，但你还是把它拧开了。
确定的东西总会非常缜密地交织成一个体系。而我们总是将生活生吞活剥。（什么是生活？一个随便将什么生吞活剥的过程。）
确定性就是被我们当作理由根据的东西，而一个根据和根据律的界限是松动的。
“确定性不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它或许也不是一种客观的东西……”如果两个人这么说，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这属于我们的精神拉锯战。
（有两个在拉锯伐一棵树，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却可能没有树！）
仔细想来，我们不能确定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但是我们也不是在贸然地猜测。
笛卡尔曾经从普遍的怀疑出发来建立确定性的体系。而维特根斯坦的问题是：普遍的怀疑是否可能？
我有一个田野法则。我和一个人走在田野里，我说那是一棵树，而他说不是。我们在诸多的事物中论说事物。
普遍的怀疑是不可能的。人们必然事先接受了“怎样”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能由怀疑和确定来作出划分的。（“怎样”有时候是斜着的！）
普遍的怀疑之所以不可能，也不是由语言游戏决定的。事实上我们的语言同样不能划分成怀疑和确定。（“下雨了！”“这个，怎么说呢……”）
普遍的怀疑说的只能是：一种极其广大的不可知的氛围；一种似是而非。
普遍的怀疑的意义是：我将所有的东西都派遣入怀疑这种天气里。我在等待下雪或下雨，或者什么都不为。
事实上，一个人用不着怀疑所有的东西。他仅仅“用力地”怀疑一个东西就够了。（椅子是什么？然后牵连出一个世界……）
哲学之路的起点既不是怀疑也不是确定。哲学之路的起点是我们整个的生活经验（生活的急流和险滩，生活的坦途和平地）。
当一个人开始怀疑的时候，这证明，他对我们整个的生活经验已经有所理解。
人们必须接受一个日常判断和行为的世界，但是人们接受的不是确定性，而是一种非常“切近”的东西。
非常切近的东西同样是非常遥远的东西，或者突然让我们感到吃惊、恐惧的东西。（“5.12”这几个简单的数字；脚下的大楼突然摇晃起来……）
“我们在孩提时代很少怀疑……”它的意思仅仅是：孩提时代的纲要是“这样”而不是“怎样”。只有对一个不相称的世界有所理解，才有确定和怀疑。
我和这个世界是不相称的。或者说，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互相旋结在一起。（神奇的莫比乌斯带。）
什么是确定性？它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的人生的另一面含义是：如果世界这个东西不能得到确定，那么自我这个东西同样不能得到确定。
就某种意义而言，上帝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上帝。我肯定有我的上帝，我的世界。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