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的从谭嗣同起就错了么？
我们现在走的是比较稳健的路，于是人们便开始反思甚至诋毁在历史上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了。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所有的错，都在激进主义那里，如果没有激进主义的话，中国早就迈入幸福的天堂了。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若是没有激进主义的话，中国恐怕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都摆脱不了吧。可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造就了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而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也使中国最终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其标志就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现在是富强了，但这红色的江山，不正是革命打下来的么？恐怕没有人认为革命是非常稳健的路；相反，主张走稳健道路的人，是力图避免革命的。当然，有许多人对革命没有好的印象，甚至敌视革命，但是，革命拯救了中国，是最为基本的事实。你即便要告别革命，也不是挥挥手，就能够把革命的历程给抹掉的。革命应该说是所有的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一种吧。然而，谁愿意那么激进呢？所以选择激进，选择革命，那是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不得已而选择的道路。当时是有当时的背景的，如果我们脱离了当时的背景，只在学理上发空论，固然伪装得十分深刻，但却显然背离了真实。当然，中国吃过激进主义的亏，譬如文革，就在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上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便讲历史上的激进主义全都错了。更何况，即便是文革，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不是毛泽东振臂一呼，马上就应者云集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激进主义是好，还是坏，而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的时候讲，从谭嗣同起，就错了。这话实在是意味深长的。给激进主义上查祖宗八代，就查到谭嗣同了。谭嗣同虽然是戊戌变法的改良派，但其思想实在是非常激进的。而其思想的激烈，也最终成就了其人生的悲壮。“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光辉形象，会永远留在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中。我们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讲，谭嗣同的选择，实在是太幼稚了。讲什么“各国变法都自流血始，中国变法却没有流血的人，那谭嗣同就做第一个吧。”这不是十足的昏话吗？还是快点逃跑，保住小命的要紧。如果这样选择的话，那就非常稳健了。但究竟是稳健，还是激进，对历史的作用大呢？在当时来讲，当然是这种激进的选择，能够打破中国一谭死水的沉寂。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不就在这悲壮的牺牲中么？也许，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理解这种舍生取义了。但是，不能理解舍生取义，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不够，而决不能够说，舍生取义大大的错了。实际上，戊戌变法真正的光彩，就在谭嗣同的从容就义这里。那些变法诏书，不过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在历史上产生什么影响，而谭嗣同的从容就义却昭示了一种舍生取义、寻求救国之路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后来者。李泽厚不自己也讲，谭嗣同是革命派和五四的先驱么？可为什么后来却讲，从谭嗣同起就错了呢？难道是老入颓唐，还是在灵魂里翻筋斗？我们找不出谭嗣同错在哪，如果从容就义错了，那贪生怕死反倒对了。在那个时代稳健的改良路线是走不通的。就是那么稳健而又平和的改良，都被清政府镇压了，更何况其它的路呢？对于一个腐朽的政权，也只有采用革命的手段了。就像当时人们所讲的，只有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才有救。当然，调和折衷的就会出来讲，腐朽一点算什么呢？那总要比血流成河强多了。调和折衷当然是非常稳健的，而这稳健似乎对腐朽特别宽容。但是，谁又想过，宽容腐朽，意味着什么呢？把激进主义上溯到谭嗣同并不错，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谭嗣同的错处。有人可能说谭嗣同错就错在太激进了；但是，这激进正是谭嗣同一生最大的光耀。如果谭嗣同根本就没错，那又谈何“从谭嗣同起，就错了呢？”我觉得，我们对激进主义应该有一种历史的态度。激进主义的功过是非应放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下判定，而决不能够只在空洞的学理上说长论短。
（二）革命的必然
其实，我并不喜欢“必然”这个词，因为“必然”总爱标榜不可抗拒。而我的意思，却总想和这不可抗拒的必然交手，哪怕是拿着鸡蛋碰石头或者螳臂挡车，都是无所谓的。如果处处皆是必然，那我们似乎什么也不必做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所谓的必然，恰恰在我们积极主动的创造中体现出来。我们的积极主动的创造，是我们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所谓的必然就深蕴在自由意志之中。我们在创造历史，但我们并不是想怎么创造历史就怎么创造。我们所以这样创造历史，而不采取别的方式，不仅有我们自身的理由，而且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根源会直接地作用于我们的自由意志。就像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之路的探索吧。谁不想一下子就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呢？但事实却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失败了，洋务派失败了，维新派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难道是他们没有自由意志吗？并不是的，他们都在积极主动的创造历史。但在这积极主动的创造中，恰恰深蕴着无可抗拒的必然。也就是，人们的自由意志对抗不住这必然。历史的必然是与客观规律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历史的必然就是客观规律。中国所以要走革命的路，就是历史的必然造成的。当然，我们可以不喜欢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循历史的必然，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而这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又把我们推向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革命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造成的么？当然，在革命初兴的时候，它就面对着许多指责，说什么“过激”啊，会让中国人民血流成河啊。这些指责，和今天激进主义遇到的，是差不多的。惟一不同的，在当时革命是大逆不道的；而在今天，革命的神圣性早就确立，但人们的精力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用今天的眼光去否定历史，当然很简单；但这种简单，非常可笑的，我们知道有句俗话，“事非经过不知难。”否定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这不非常可笑么？对于激进主义，盲目地否定，当然是不可取的。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当然不需要什么激进了；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激流险关，没有激进主义，又是万万不行的。可以说，激进主义是在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做最后一博。如果人人吸引暮气，与梦为邻，那这个民族还有救么？激进主义所昂扬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志气。也许，它的口号很简单：“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只有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才能够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开辟出一条道路。当然，拼死一搏，未必是最好的，我们更主张韧性的战斗，但是，拼死一搏的精神总是要有的。纵然是倒下，最后的笑容也会在岁月的河流中绽放。当然，革命成为必然，激进主义成为必然，这首先是在政治层面的。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对政治一直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治展开的。所以，从谭嗣同起到孙中山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把一切都往政治上归结，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毕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改良政治，这是维新派的观点。但是，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上，又怎么去改良呢？你自己觉得改良是好心，可人家呢，却以为你要把大厦推倒呢？那既然如此，不如索性把这大厦推倒，于是革命派的观点便压倒了改良。可以说，清政府是在革命的洪流下土崩瓦解的；许多人可能觉得，清政府已经腐朽透顶了，即便没有革命，自己也会灭亡的。道理可以这样讲，但是革命推倒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况且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发动十几次反清起义，这不仅意味着崇高的革命精神，更意味着流血与牺牲。单是广州起义就发动过三次，我们所熟知的有“为国民革命流血之第一人”陆皓东，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革命的必然中，在舍生取义的精神面前，我们却讲激进主义大大的错了，难道就一点不觉得脸红么？如果他们错了，那腐朽的清王朝倒对了。宽容腐朽吧。然而，所以宽容腐朽，不正好证明自己与腐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三）五四的火炬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