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德国社会对其“移民国家”的身份和现实以及对“多元文化社会”理念的争议从没停止，至今仍然异议甚多，（11）但是德国社会中有大量外裔公民，他们在参与着德国的建设、沐浴着德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同时，也在张扬他们的自己的宗教、文化和风俗和生活方式，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德国人必须养成和学会与本土之外的人种、民族乃至他们的文化共同生存，和谐相处；宽容和接纳不可回避。所以，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全球化形势下，文化多元的相对平等气氛，给原本边缘的土耳其移民群体增添了张扬自我的勇气，更促使了德国主流社会和文化增进对移民、异族的宽容理解。（12）从这个角度看，土耳其移民导演群体在德国电影中崛起及其创作的不菲成就，可以说是全球化文化多元意识逐渐消解民族和文化霸权意识，促成文化的民主、平等发展，从而给弱势社会/文化群体带来主体意识觉醒和自尊生长契机以及勇气的积极范例。 走向开放和超越——靠拢发达文明和世界公民意识
除了被唤醒的主体意识外，在这群移民导演的作品中，还明显地透露出他们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受到西方发达文明的影响。首先，这是一代在德国接受教育和成长的移民后代。他们那不同于父辈的勇气、见识和智慧，与他们自身生长在发达的当代德国社会、零距离地沐浴着富有自由平等精神的西方当代文化密切相关。当他们跟德国青年一样，提起摄影机去涉足电影这个他们的父辈不敢想望的领域时，在他们心胸中回荡的应该是在德国的当代民主文化中培养起来的强烈自我意识。而从他们的电影艺术技巧之娴熟、精致来看，那无疑是德国的电影艺术教育给予他们的修养。其次，从题材、主题和审美趣味来看，在这批导演作品中，还表现出很多对土耳其伊斯兰教传统的现代乃至后现代式叛逆。这里主要提到比较突出的两点，就是这批影片中体现的同性恋平权精神和女权意识。前者如影片《罗拉和比利迪基特》（1999），该片描写土耳其移民男同性恋青年艰难“出柜”的悲惨故事，影片突出了在家庭的伊斯兰教传统压力下，主人公为追求同性恋生活方式付出的血腥代价。向开化和发达文明看齐，反抗和挑战土耳其传统文化禁忌是影片的主旨。对于土耳其这样严格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民族来说，导演这种开明和前卫意识无疑是受到西方当代同性恋平权思潮影响的结果。另外，众所周知，土耳其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严重男尊女卑的体系。而这批土耳其移民导演中的几位女性，都是以非常自觉的西方女权主义立场，去关注土耳其女性移民的生活形态，并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传播女性主体意识的启蒙。如布克蒂·阿拉库斯的《阿娜姆》（Anam）（2000）和《另一个球队》(Eine andere Liga)（2005）。前者记述了一位安分守己的妻子最终脱离对丈夫的依赖，独自对自己和儿子的人生负起责任的故事。后者则透过一个切除了乳房但坚持去踢足球的女运动员的人生选择，张扬一种在德国接受了教育的现代土耳其裔女性的自主意识。又如上述提到的纪录片女导演埃伊松·巴德姆索伊的一系列作品，从《足球队姑娘》（1995）、《比赛结束之后》（1997）、《爱好拳击的姑娘》（1996）到《我现在“回归”了》(Ich gehe jetzt rein)(2008)，也从男女平权角度经年追踪和关注着土耳其移民中的一批“不要头巾要冠军”的女足运动员和女拳击手的命运，一方面树立了一批“做着与男人一样的事业”的土耳其移民新型女性的形象，一方面也透过她们的命运揭示土耳其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压抑机制。女导演赛拉普·贝拉卡拉苏斯的记录片《两个世界的女儿》(Die T?chter zweier Welten)（1991）和赛菡·德林的《我是我母亲的女儿》（Ich bin Tocher meiner Mutter）（1996），也都是描写土耳其青年女性在性别压抑和解放之间挣扎、奋争的人生。显然，这些女导演的性别政治视角的思想资源都是与伊斯兰传统文化对峙的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她们的作品则是她们自身在德国接受女权主义意识启蒙，并全心全意追随这个现代西方解放精神的实践。
在向西方发达文明靠拢的同时，这些移民后代导演的作品还体现出一种超越民族认同的世界公民意识。他们之中有几个导演，一开始就追求超越移民身份和视角，在题材上突破“移民叙事”的界限，或者作品内容直接涉及德国社会生活，如导演和制片人罗姆阿尔提·卡尔马卡（Roumld Karmakar），他一直反对将自己归入“外籍移民导演”队伍，多年来镜头瞄准的是德国历史和复杂国际政治关系下人的生存。他勤奋多产，作品有《弹头》(Warheads，1992)、记录德国历史上一个变态杀人犯史实的虚构心理纪实片《杀人犯》（Der Todmacher,1995），描写德国游客无辜被困马尼拉机场的故事片《马尼拉》（Manila，2000）以及记述现代都市柏林面貌的《柏林24小时——生活中的一天》（24h Berlin - Ein Tag im Leben,2008）。另一个在这意识上表现突出的导演就是法蒂赫·阿金。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方面不间断地超越土耳其移民的小我意识，将更多的他国移民群体生态纳入关注视野，另一方面不断抬高自己的视线，开始在德国和土耳其移民的关系之上取得一种宽宏博爱的精神境界，将双方的喜怒哀乐人生都展现在自己的镜头之下。（13）这些显然都是一种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氛围中养就的世界公民心态，它不再囿于一族、一祖的文化认同，而是以天下皆同的境界和胸怀来达观世界和社会人生。
何处是家园——多元文化间的冲突和选择
然而，移民的自尊、开化和德国主流文化的宽容、开放都仅仅是土耳其移民电影成就所印证的一个方面。深入这批移民叙事作品的内涵即会发现，其中，还有文化多元带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情意综，那里有对土耳其文化传统既承袭又鄙夷的矛盾，也有对德国文化、文明既吸取又抵触的两难；那是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困惑。进一步透视这种矛盾情结，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由于多种文化的纷呈和冲突所导致的文化身份的疑惑乃至精神家园丧失的焦灼。因为，文化多元不仅仅带来如上所述的精神丰富和胸襟开放。实际上，由于土耳其和德意志不仅宗教及文化体系有东方与西方不同，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也有传统与现代之泾渭，再加之二者间中心与边缘之等级位分，同时，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人数众多，多数结群而居，这导致他们自然与祖籍文化千丝万缕血脉相连，但长期侨居德国社会，文化上又不可能“久站河边不湿脚”，尤其是这批生、长于斯的一代导演生来就一身“禀赋”两种文化的因子。鉴此，这种异文化短距离相遇的现实，也会导致作为社会非主流群体的移民，在文化身份选择上和生活价值观定位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摇摆于其间，有是土耳其人也是德国人，非土耳其人亦非德国人，二者难居其一的认同困惑。考察这批土耳其裔德国导演的作品，会发现这种精神困惑和进退维谷的命运话语几乎比比皆是，甚至构成了其叙事的主旋律，比如《兄妹们》(Geschwister Karde?ler)（1997），那个在德国—土耳其联姻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两个儿子，一个找了德国女友，向往融入德国社会，一个则要回土耳其服兵役，以借此承传父系的文化身份，为此造成家庭烦恼；《四月之子》（Aprilkinder）（1998）也是一个类似的题材，兄弟姐妹几人，有人向往德国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有人迷恋土耳其移民社区的街头流浪，这些矛盾构成整个家庭生活的中心内容；又比如《撞墙/勇往直前》(Gegen die Wand)（2004）中，土耳其移民男女主角一方面鄙夷、抵制土耳其人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视爱情的婚嫁传统，另一方面，二人历经劫难后，要寻找的爱的“天堂”仍在土耳其国；导演欣赏西方的浪漫自由爱情婚姻，又影射德国不能滋养他们移民的有爱的生活；《短而无痛/小小犯罪刺激》(Kurz und schmerzlos)（1998）中，阿金描写了土耳其人重友情，讲义气，借以影射德国主流社会现代人际关系的个人本位，彼此冷漠，但同时影片又尖锐指出，土耳其传统中的江湖义气人文意识中欠缺现代公民理性意识，违逆现代法制文明，最终导致主人公命运悲惨；《在七月》（Im Juli）本来是一个蓄意让移民的民间乃至底层智慧拯救一个德国正统男青年灵魂的童话，但是，阿金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场景，他又是用“德国化”的发达文明眼光在批评土耳其；又如，一方面，这些导演高呼“我们已经比德国人还德国人了”，另一方面他们又解不开访祖寻根的情结，如阿金的纪录片《我们忘记返回故里》（Wir haben vergessen zurückzukehren）（2000）、《仙乐飘飘欧亚桥》（Crossing the Bridge：The Sound of Istanbul）（2005）和阿斯兰的《远方来客》（Aus der Ferne）（2006）都是在土耳其拍摄的个人化的祖籍寻根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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