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海立方上擦出火花”
——答《星星》诗刊
王家新 2009年12月1日,朗诵会前在比利时根特诗歌中心
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劳动三年半，“文革”结束后参加第一次高考，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1985—1990年任北京诗刊编辑，1992—1994年间在英国等国旅居、做访问作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诗集：《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取道斯德哥尔摩》、《为凤凰找寻栖所》，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
王家新的诗歌创作及诗学随笔文字受到广泛注重，被评论界视为“朦胧诗”后最重要的诗人和最有影响的诗人评论家之一。曾多次应邀参加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的国际诗歌节及学术会议，并在国外一些大学讲学、朗诵、作驻校诗人。
《星星》：你的诗作因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诗风而受到读者的喜爱，你认为在诗歌创作中个人风格的形成需要些什么？
王家新：对这个问题，记得十年前我在回答日本汉学家佐藤普美子的访谈中已谈到过，近年我写的一首诗《塔可夫斯基的树》，其实也可以作为某种回答。前年8月，我和其他中国诗人到瑞典哥特兰岛参加一个诗歌节，就在这个岛上，我一直崇敬的前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拍下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其中一棵枯死而又奇迹般复活的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我们就去寻找这棵树，“我们去过无数的海滩/成片的松林在风中起伏/但不是那棵树”，我们当然无法找到塔可夫斯基的那棵树，由此我也明白了，不仅明白了孤单的树在海边很难存活，而是产生了某种更高的觉悟，以下为该诗的最后几节：
一棵孤单的树，也许只存在于
那个倔犟的俄国人的想象里
一棵孤单的树
连它的影子也会背弃它
除非有一个孩子每天提着一桶
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
除非它生根于
泪水的播种期
对于“个人风格的形成需要些什么”这类问题，还需要说更多吗？它就是这棵从我们的生命深处顽强生长起来的树。
《星星》：在你的写作经历中，哪些诗人及诗作对你产生过重要影响？
王家新：杜甫就不用说了，他是我终生的艺术榜样。这里提几位外国诗人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正在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传的第一句，它也一下子道出了我最难以言传的某种感受。英籍德语作家卡内蒂，我曾翻译过他晚年写下的一部思想片断和札记集《钟的秘密心脏》，它们体现了这位伟大作家一生经验和思想的精华，像“书法中的最终的抽搐”，至今仍令我受震动。策兰，我已阅读、翻译他二十年了，我与他的“关系”几乎不可言说。我肯定从他那里吸取了一种“近乎黑暗的能量”，正是这种“能量”在不断地激励和推动着我往前走。走向何方？不知道。
《星星》：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你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最大不同或各自立场是什么？
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自有它的意义，但它不是一个标签，也从来不是一个流派。至于双方当年的争执，排除掉一些非诗学的因素，也排除掉一些至今看来仍有意义的成份，用我最近在珠海写的一首诗《外伶仃岛记行》的最后一句来说，“我们都在歧义中/划桨”。这些对我来说，都有点像是“前朝旧事”了。
“吾道以一贯之”，我当然会坚持多少年来我一直认定的那些东西，但我也知道诗人要超越任何人世的纷争，“去作本体的质疑”。我们那被“赋予的生命”尚未完成。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深化和修正我们自己，甚至需要进一步唤醒自己。唤醒什么呢？读读策兰或洛尔迦就知道了。洛尔迦曾耐人寻味地讲过缪斯、天使和精灵的区别：缪斯是智慧，天使是灵感，“而精灵则不同，需要从心灵的最深处将她唤醒”。
《星星》：你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策兰的诗歌翻译和研究，受到很多诗人和读者的关注，能介绍一下近期以来你在这方面的成果吗？同样，也很希望你谈谈你自己近期的创作。
王家新：我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不靠这个吃饭”。我之所以从事这种其实“不可为之”的翻译，用本雅明论翻译的话来讲，在根本上乃出于对“生命”的“不能忘怀”，出于语言的“未能满足的要求”。如此而已。
今年以来，除了又翻译策兰的一些诗歌外，在研究方面也有所推进，已写了《在你的晚脸前》、《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等文章，近期则在研究策兰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在我看来，就是“晚期风格”对“古典风格”的重写，令人惊异，也使我深受激励。读了策兰的翻译，再来看中国的一些译者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就会明白为什么乔治·斯坦纳会说“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
我自己近来的创作，大都和海有关，因为今年7月份我有闲暇在山东的海边待了大半个月，在那里新写和整理了《休渔期笔记》、《塔可夫斯基的树》、《粗沙和细沙》三组诗。给一些朋友看了，反响也都挺好，“惊奇”、“喜悦”，等等，大概是因为我近年来写诗少了的缘故吧，一位朋友甚至说我“恢复了神勇的状态”。但我知道，我“进入”的还远远不够。策兰讲过诗是“深海里听到的词”，而我们这些人游来游去，大概仍处在“拦鲨网”之内吧。近几年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翻译、研究、教学、几本书和随笔的写作上，诗写得少了，不过没关系，我也想有意放一放。诗也从来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真正潜入那个“深海”？
《星星》：能谈谈你的诗歌理想吗？
王家新：我的“诗歌理想”，如果说有，就是我最近写的《鱼鸣嘴笔记》一诗的最后一节：
基辛在演奏，
无人。
音乐在海立方上擦出火花。
2012，8
（《星星》诗刊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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