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周刊：诗人应该有一颗柔软的心。诗人应该有一颗愤怒的心。我想到“忧愤”这个词。这也是我对你及你的诗歌的一种直观感受。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你的一些发言，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论，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感受。我看到你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口无遮挡，直抒胸臆。虽然这样可能授人以柄。你没有像一个娱乐界人士接受采访那样滴水不漏。我认为你是天真和可以信任的。一个人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是情感问题，有时候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对此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杨键：没有什么的，我只是说出我的感受罢了，我们受到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在衣冠制度上，在人伦教育上，在亲爱精诚上，破坏是十分全面的。经过百年折腾，我们从一个尊重传统的国家，变成一个最不重传统，最后放弃传统的国家，我只是为此而痛心罢了，那种通人的时代，士大夫作顶梁柱的时代一去不回头了。诗人丝毫也影响不到社会了，他早已不在社会的格局里，这是不是文明远去的征兆呢？我已经不知道了，再说，我们的历史又是一笔糊涂帐，它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已经非常不清楚。我记得小时候我家隔壁的一对夫妇成天吵架，我就是在他们的吵架声里长大的，那女人很厉害。夫妇关系在那一代就开始崩溃了。家是如何败的，这要仔细研究。
晨报周刊：你觉得你的内心是强大的吗。在你诗歌中反复出现的那种卑微与惭愧，是不是强大的另外一种表现。岳麓山下有一个自卑亭，是登高而自卑的意思。
杨键：在古时候，人是通过恭敬他人而庄严自身的，这种行为建立在深刻的平等思想上，包括大同的思想也是建立在本性一致的基础上。
晨报周刊：听你的朋友李商雨说，你住在马鞍山的一个类似郊区的地方。可不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你居住的那个地方。当然，你已经在你的诗中有很多描述。但我还是想听你在这里说一说。你会一直住在马鞍山吗？我没有去过安徽，在我印象中，安徽是一个柔软，隐忍，悠长，但又有些浑浊不清的地方。
杨键：中国目前的城市都是大同小异的，我所生活的地方也并不例外，街道、公共场所，营业性的场所，所起的名字都很混乱，胆子很大，比如世纪酒店、曙光饭店、大中华网吧，这些混乱的命名足以写一本大书，能假大空到这样的程度，也不失为一种本事，这是我的居住环境。人事环境由于教育的影响，五十年代同六十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几乎一样，接近一种口号式的存在，是空心的，沙漠化的。每天在这样的一种假大空的外在环境和人事环境里，你感到人的心已经没有能力再真实起来。
在我看来，我们居住的环境应该是有思想的，我们穿的衣服也应该是有思想的，我们读的书也应该是有思想的，但这些不过是一种希望罢了，而在古代，都是一种事实，那时的园林、建筑、书本，人事环境都是有思想的，是真诚的，哪怕一双布鞋也是有思想的，瞪着一双诚实，朴素的眼睛。假大空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随时都会发作。真诚，真情实感，不知在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恢复。
晨报周刊：还有，你对河流的感觉怎样。河流在你的诗歌中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意向。请谈谈你与河流的事。
杨键：过去，很多村庄里都是水道。我记得小时候回老家，走的都是水道。公路的发明实际上使我们这个精通水的国度，对于水也已经相当陌生了，现代化使我们忘记了水是从哪里来的，因而也就不再珍爱水，珍爱河流。过去的水都是用扁担从河里挑来的，是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在我们已经相当陌生了，人们即使在面对长江，站在长江边，对其也毫无所动。我们已经不再懂得水的意义。在我眼里，水是通向真理的必经之路，一个不熟知水的民族在情感和智慧上是贫脊的。水要有荷叶才好看，尤其冬天的枯荷最好看，人年龄越大，枯荷越好看。水从来都是自足又无比虚幻的。古人从水那里发现了真空妙有的比喻，多少代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因水而深沉。经济发展是很阳刚的，阳刚不大可能爱水。
晨报周刊：你对物质生活的看法。据说你的生活一直是很清贫的。你有想过去改善这种情形吗？
杨键：我做过工人，后来又不干了，我天生对钱没有什么追求的欲望。我们有过一个阶段，全民都变成无产阶级。现在又一窝蜂追求经济，这导致了单调、空调，一模一样的面孔。然而，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好，富起来的价值观也好，都是对旧有价值翻天覆地的变革，但即便如此，回到古代的道的体系是艰难的，人们很难再过上那种回归本性的生活，人们拼命积累财富，这说明人们还没有家园，我的家园是本性，不是经济增涨。
晨报周刊：请你谈谈对宽容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宽容。我觉得，宽容应该是一种普世的标准。宽容并不排除个人的好恶与偏执。
杨键：宽容当然是好的，但是，这个时代最缺少，最需要还不是宽容，而是思想，这种思想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思想，而是可以把人的心重新找回来，立起来的中国式的思想。
晨报周刊：在你的诗歌中，佛家和儒家思想的印迹比较明显。我非常喜欢佛家的那种世界观和情怀。这是典型的东方的东西。同样，我也非常喜欢你诗歌中流露的那种众生平等的慈悲。慈悲这个词很有意思。慈所以悲。想听听你的说法。
杨键：慈是与乐，悲是拨苦，它同孔子讲的“人之初”，孟子讲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等）完全一样，最为奇特的是，它们都在这场四川大地震得到较为完美的展现：警察听到废墟里儿子的呼喊，当他走向儿子的时候，在他脚下的废墟里又有数十名小孩的呼喊，他选择的是救这数十名小孩，这就是人之“初”的力量，是“端”的力量，恻隐之心的力量，慈悲的力量，还有更多的故事说明人之“初”的秘密，”、“端”的秘密,比如一个九岁的小孩背出两个小孩，在此地，“初”、“端”、“慈悲”，这三样实际是一样东西，它们在我们这个遮蔽本性的时代很难显现，却通过这场地震得到了一次展现，它穿越时光，实际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晨报周刊：请你谈谈世俗生活中的佛。我的意思是，佛并不一定是存在于青灯黄卷之中。有许多东西是会殊途同归的。刽子手放下屠刀的那一刹那也可以看到佛吗。纵情于声色的红尘男女，也可以最终达到佛的境界吗。佛是广大的无所不在的吧。我以为。
杨键：刽子手和纵情声色的男女在佛性上没有任何差别，人人都有佛性，这是佛陀应化到我们世上的理由，否则，他来，又有何用？
晨报周刊：你认为，佛教中的金刚怒目和菩萨低眉，是怎么样一种关系。
杨键：金刚怒目和菩萨低眉都是一种情怀：慈悲济世。
晨报周刊：关于诗歌的现代性。其实我认为诗歌是没有时间性的。现代性有时显得是一个伪命题。例如在唐朝，唐朝就是唐朝的现代。在六朝，六朝就是六朝的现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表达的东西，都已经在过去的那些诗歌中表达过了。人类的情感是没有古今的。只要你是个活人你就生活在现代。只是在最近一百年以来，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被物质所充满。连人也变成了物。也就是所谓的异化吧。这个时代出现了太多的新的东西，也许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所谓的现代，在你眼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请谈谈你的看法。
杨键：现代化的最大结果就是我们背判了自己的祖宗，背判了自己的文化，这使得我们从一个心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脑的科技的国家，中国从前是一个服从心而非服从数据，物理与科技的国家。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以轻视、忽略自己的文化为代价。
现代化本身没有善恶。 现代与古代的最大差异就是这两个词，一个是顺从，可以都江堰为典范，一个是改造，以三峡为典范。现代化的特点就是一个快字，一只鸡生生下来才两三天就有两只拳头这样大，这样的鸡吃下去有好处吗？
晨报周刊：有人评价你的诗歌是今天诗歌中的古风。这涉及你的诗歌的源头的问题。另外，从你的诗歌中，我觉得还是能看到早期你接受西方文化的那些影响，比如你的一些修辞手段。我不觉得你的诗歌技巧简单相反我认为技巧相当高超。你对意向的取舍，对词语轻重的选择，等等，非常到位。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杨键：诗人当如汉柏，即有老根也有新根，老根就是古典部分，新根即是现代性，我说的复古指的就是这条新根下的老根，它们是并存的，唯有并存，才能存活下去。
晨报周刊：西方文化与你钟情的东方文化，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它们是殊途同归的吗。对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的推崇，是否仅仅是情感问题。
杨键：这是一个大问题，钱穆说他一生都困在这个问题里，我只能简要说三点：
（1）中国人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华民族的大根大本。中国人以孝悌忠信，以礼仪廉耻来存心和用心，重祖宗，重血脉，所以民德归厚，而西方以法治，以契约治，而非以亲情。
（2）中国人从来都是顺应自然，不是让自然来顺应人，都江堰就是顺应自然的人类典范，三峡是西方科技的产物。
（3）西方人认为世界是上帝所造，中国人认为世界是从心而来，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善则创造天堂，心恶则创造地狱。中国人认为，心才是造物主。九岁的小孩，在大地震中背出两个小孩的恻隐之心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中国的古老教育指认，保护的就是这颗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与生俱来,是无须教育就存在在那里的,一个九岁小孩比起一个大人的恻隐之心一点也不减少,也不欠缺,它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中国人跪拜的是这颗恻隐之心,而非上帝。恻隐之心才是中国人的心愿之乡。儒家，佛陀的教育恢复传承的都是这颗恻隐之心。这些都是昔日中国人的认识，今日国人大都不这样看了。
晨报周刊：你喜欢很多人都认识你，都读你的诗的感觉吗？你诗歌中描述的一切，是你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部分吗？你觉得写诗对你意味着什么？可以有一天再也不写了吗？
杨键：写诗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地温习语言，温习思想的过程。一首诗有时候就表达了一个字，一个字被救活过来了，但在这之前，它是死的，从未活过。诗人就是救字的人，他有时候能救活一个字，有时候是两三个字，有时是一句话，一整篇,这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喜悦。中国诗歌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不能表达原生的中国思想。
晨报周刊：我的一个诗人朋友认为你是一个类似于已经完成的诗人，也就是说，你可能很难突破自己。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杨键：这个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目前，传统的中国思想获得一个现代性的诗意认识才刚刚起步，怎么可能就完成了呢？这是一件必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才刚刚开始。
晨报周刊：“无我”是你想要在诗歌中达到的理想境界吗。请谈谈。
杨键： 在中国，三大教都是五四以后蹦出的“我”去糟蹋的，孝悌忠信乃至道法自然都是“我”去破坏的，心性也是“我”的恶习性去遮蔽的，“我”就是几十米的大瀑布，很难截断。实际上，古代的君主制对“我”是有警惕和泯灭作用的，它因君权神授，因“我”的牺牲而愈显庄严神圣，“我”不能泯灭，这才有了世俗性，连语言也绵软无力，失去精髓与光辉。“我”是结症所在，无我是中国的核心真理，无我的浅深是一个人觉悟的浅深。地藏经上讲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都是因为“我”造下的。
晨报周刊：.佛家为什么要禁欲。没有欲望就没有新的生命。这似乎存在某种悖论。尘世的欲望似乎是一种可以超越的东西。记得几年前有人评价你“存天理灭人欲”，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键：禅宗里说放下就是。人在没有认识到自足的本性世界的时候，放下欲望谈何容易。欲望的止息是在对本性世界有所发现并安住其中才可期望的。
晨报周刊：有访谈里显示你不喜欢过过于现代化的生活。你厌恶噪音。“妇女的噪音。小孩的噪音。”有断章取义之嫌地抽了这两句话来问。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代表的是一种真实，避无可避的，世俗生活。你不热爱生活吗？或者，我想问的是，你热爱怎么样的生活？
杨键：我现在最想过的是一种继承者的生活，遗憾的是，这种继承者的生活已经很难再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精神生活，连感官生活也相当粗糙。几十年以来，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完全不清楚了，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在我们内心里已经沉睡了，或者可以这样说，已经毁灭了。我所说的噪音等等，都是这种中国式的生活，中国式的教育，教养丧失以后才出现的。人丧失了教育,教养是确实可能变成噪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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