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俄罗斯文学，情牵中国“冬妮娅”
——记高莽
龙 飞
我对高莽先生景仰已久。1992年，为写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我冒昧给先生写信，求赐一部关于阿氏作品的译著，他很快就让人捎来。1999年，在北大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我初次见到这位俄苏文学界的名人。短暂的接触，感觉这位著名学者非常平易近人。从此，高莽先生每出一书我必要一本。后来不等我要他便主动赠我，或邮寄，或让他女儿晓岚来津办事时顺便送来。高莽先生是位多产作家，因此我非常幸运能得到他的许多著作。对他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认真研读，收获很大，往往写下读后感，他总给予鼓励并表示感谢。
每逢新年，我都给高莽先生寄贺年片，送上祝福。他收到后必然立即回赠。从2004年起，他自制的贺年片令人叹为观止：将自己画作中的“普希金系列”作品印在明信片背面，在画下方是普希金的诗句……我一看见就惊喜万分，觉得这才是独一无二、富于个性的贺年片！我将这些宝贵的“普希金系列”贺年片陈列在书柜上，作为一组装饰画。
得到高先生赐书，高先生为师，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俄罗斯文化情结
高莽先生出生在哈尔滨。因那里侨居着许多白俄，整座城市的生活习俗、文化内涵都富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他就读于十年制教会学校，语文课讲的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作品。从孩提时代，他就熟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爱上俄罗斯文学艺术，并结下不解情缘。
17岁那年，高莽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投往哈尔滨的《大北新报》。不久译作发表，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这篇处女作掀开他翻译生涯的序幕。
抗日战争胜利，哈尔滨成立中苏友好协会，高莽进入中苏友协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他读到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俄文剧本《保尔·柯察金》。他那颗年轻的心立即为之震撼。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这本书似乎告诉高莽一种新的生活。1947年，他把剧本译出，哈尔滨教师联合会文工团转年便将它搬上了舞台。演出效果惊人，场场爆满，成为当时哈尔滨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让22岁的高莽十分振奋。
1950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保尔·柯察金》，用的正是高莽翻译的版本，由刚刚留苏归来的孙维世执导，大名鼎鼎的金山、张瑞芳扮演男女主角。接着，全国许多大城市都演出这个剧目，主人公保尔成为青年们心中最崇高的偶像。这一盛况再次鼓舞了高莽，他从此走上了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道路。
邂逅中国舞台首位冬妮娅
有趣的是，翻译《保尔·柯察金》不仅决定了高莽的一生事业，而且促成了他的美满婚姻。
当这个剧在哈尔滨首次排演时，扮演剧中女主角冬妮娅的演员孙杰是位活泼开朗的女教师。她感到自己对苏联的情况、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都不了解。为了演好这一角色，她到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求教。恰巧那天友协办公室里没人，便由高莽来接待。他把自己对苏联所了解的一切，尽可能详细地向来访者讲述。孙杰临走时，他将一尊自己珍藏的列宁石膏像送给了她。
高莽就这样同中国舞台上的第一位冬妮娅相识了。
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每周举办舞会，孙杰常来参加，她和高莽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一次跳舞时，孙杰问高莽：“你是团员吗？”
“不是。”高莽回答后感觉她似乎有点瞧不起自己。
中苏友好协会为《保尔·柯察金》演出成功举行了一个庆功会。由一位既是友协的领导人，又是文工团的领导人主持这次庆功会，他将全体人员逐一作了介绍。轮到高莽时，那位领导指着他说：“这个剧本就是小四翻译的！”
“小四”是高莽的小名，同事们平常都这样亲昵地称呼他。
孙杰听到这句话，眼睛顿时放出光彩——直到此刻她才知道，这个毛头小伙子竟是那部大剧本的译者！
他俩由相识到相知到相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了圈内的一段佳话。
孙杰与高莽先后从哈尔滨调到北京，高莽进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访华，高莽给她担任翻译。当赖莎得知他和孙杰因《保尔·柯察金》而结缘时，兴奋地说：“一定要把你的太太带来让我看看……”那年除夕夜，高莽和孙杰同去看望她，她拉着他俩的手，端详良久，开玩笑说：“记住，我可是你们俩的媒婆！”
30年后，1987年高莽访苏，专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拜见自己的“媒人”，并为已经白发苍苍的赖莎画了一幅速写。她在画像上的签名仍然自称“‘媒婆’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笔名的故事
谁也不会料到，如今在我国文学翻译界其名如雷贯耳的高莽，最初并不愿意搞翻译。因为他在日寇占领的东北长大，看到奴相十足的翻译官，十分厌恶。他觉得翻译是替统治者做事。当时他用过许多笔名，大约有七八个之多，其中一个叫“何焉”，他在反问自己：“我不喜欢做翻译，为什么还在做？”
新中国成立前夕，俄苏文学研究的资深专家戈宝权先生准备到苏联去接收国民党大使馆时，路过哈尔滨。他看到当地的报纸上刊登有不少研究俄苏文学的文章和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作，便想同这些作者见见面，开个座谈会。他列出了一张名单，上面有一长串人名。可是到会的只有高莽一个人，戈宝权奇怪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来？高莽便问还有哪些人？戈宝权拿出名单给他看。他一看就傻眼了，原来名单上所有的名字都是他的笔名。他怯怯地告诉戈宝权先生：“这些都是我一个人。”
高莽以为座谈会该开不成了，而戈宝权先生还是非常认真地同他一个人开了“座谈会”，并且在“会”上给高莽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向戈先生谈了自己不喜欢搞翻译的想法。戈宝权先生说，那要看是给谁做翻译，翻译的是什么作品。高莽听了这句话一下子便豁然开朗，坚定了在翻译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他要为人民做翻译，所以起了一个新笔名——“乌兰汗”，这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人”。
“乌兰汗”的译作从此源源不断。一时间，“乌兰汗”的名气甚至超过了“高莽”。
用三种方式诠释俄罗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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