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作家，也是金牌编剧，从早年的《菊豆》、《秋菊打官司》，到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再到主旋律题材的《集结号》、《张思德》、《铁人》，刘恒的作品可以说是演一部火一部。2009年，刘恒把贫嘴“张大民”换成了苦难的贫嘴“苑大头”，依然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依然是老北京味的贫嘴逗哏，最终成就了他的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而刘恒首次“染指”的歌剧《山村女教师》，如今也成为国家大剧院的精品剧目。
2011年伊始，备受关注的张艺谋新片《金陵十三钗》在南京开拍。该剧的编剧之一，一向低调的刘恒破例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电影开机仪式。刘恒说：“我和张艺谋导演30年前就开始合作。这部《金陵十三钗》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它是我编剧生涯中又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我希望从一开始就能亲眼目睹它走向成功。”
“刘恒是当今中国最好、最认真的编剧。”说到刘恒，张艺谋从不吝赞美，两个“最”字是对刘恒的写作能力和创作态度由衷的赞赏。谈到《金陵十三钗》，张艺谋也不止一次说，这是他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的剧本。
在刘恒和张艺谋初次合作拍《菊豆》时，刘恒刚刚30出头，如今光阴流水般逝去，刘恒坦承自己已从青年往老年迈进，庆幸的是还有一些资源可以继续燃烧：“我觉得50岁知天命后，对生活、对人生、对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更自信更淡定了，只是体力和精力和以前有所不同。这个时候，能够利用双方的资源，把这部影片(《金陵十三钗》)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交代和回报。”
几十年来，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话剧、歌剧，无论什么题材体裁，刘恒一直在努力，在写作中燃烧生命，向着更高的目标飞翔。
写作是自救
上个世纪70年代，像那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从部队退伍的文学青年刘恒盼望着融入到大时代火热的生活中。所以当他知道给自己安排的工作是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或是农机研究所图书室的管理员时，他觉得很失望，那远离了他的想象，那样的地方怎么会有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怎么会有青春激荡的体验？他到复退军人安置办去谈自己的想法，却遇见了另一个对所分配工作不满的复员军人———
一个汽车制造厂的装配工。没有多想，没有和家人商量，刘恒立刻与他做了交换，于是人生的轨迹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组装车间，面对汽车零件组装流水线，面对高强度的纯体力劳动，刘恒傻眼了，这样干下来，哪还有时间读书？哪还有精力写作？他回忆说：“那时候被分到了总装车间，在流水线上工作，每6分钟过一辆吉普车，给每辆吉普车相同的部位装相同的零件，简单枯燥，而且很累，最紧张的时候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才能休息。我真的后悔了，在那种环境下，根本没有创作的欲望，也谈不上体验生活，身边的工友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开病假条。”
然而挫折才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谁会为青春的冲动买单，一切他只能自己扛着。生性敏感内向的刘恒感受着没有出口的苦闷，他拼命地写，像是一种逃离，一种自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梦想。很多时候，母亲半夜起来，看到我的小屋还亮着灯，就劝我睡觉。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上班骑着自行车都能睡着了，常常是自行车车圈蹭马路牙子的响声把我惊醒。”
也许是天道酬勤，1977年7月，刘恒的第一次投稿就被《北京文学》选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经常从北京挑一些人到杂志社帮忙，每一期3个月，刘恒被挑中了。他终于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心灵的泥沼中走出来，为了不再回到那个环境中去，刘恒每天来编辑部最早，打水、扫地，十分勤奋。后来编辑部的领导觉得他干得不错，让他再接着干3个月，这样一来二去，刘恒终于从北京汽车制造厂调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一直在文学之外创作的他这才有了阵地。“我所接触的文学圈子、社交圈子是在《北京文学》成熟和培育起来的，所以我要永远感谢它。”
因为写作，刘恒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有报名，以后，数学只考7分的他放弃了高考，也就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当有机会去《北京文学》当编辑时，简历中“学历”一栏他填的是“初二”，当编辑的时候他才抽出时间读了一个干部研修班，拥有了大专学历。没有读过大学，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遗憾。“我儿子读‘国际政治与研究’专业，我羡慕他能够有系统学习的机会。我是没办法了，我喜欢哲学，可是最需要吸收知识的时间被荒废了，我只能靠自己学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也只能用这样七零八碎得来的经验去思考人生，所以我常常判断错误，出现偏差。”提起这些，刘恒很是感慨。
好在刘恒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并没有在不断的偏差中失去方向，他写作，在文字的囚禁中找到了心灵的自由。
写作是命运
“五十知天命”，刘恒也在50岁上下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活该当个作家”。50岁的刘恒已经不是当年一边给吉普车装底盘，一边做着写作梦的文学青年，他的名字前面有了很多的附加词：著名作家、金牌编剧、北京市作协主席等等，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功名利禄。50岁的他即便不坐享其成，也可以躲在这些名词后偷偷懒了。可刘恒却不能放下他的笔，也无法让自己偷懒：“我不是排斥物质的东西，我和钱又没有仇，可是如果你说给我很多的钱让我不再写了，那我不干，给我再多也不干。”
刘恒依然用圈里人都了解的方式，把自己“关”起来去创作，十几天、几十天，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疯狂地和自己较劲。他知道到了这个年龄，在文学圈走到这样一个层面，旁人已经不会再在他的路上给他设置什么障碍了，他只能在自己身边堆满荆棘，然后再清理它们，在鲜血淋漓的刺痛中去保持那份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去保持那份纯精神世界的想象力。从50岁走到现在，他的成绩单上又有了许多的“优”，这其中除了他熟悉的小说创作、影视剧创作，还有了新的科目、新的尝试，像话剧，像歌剧。他得到了肯定，得到了掌声，可是他的满足是短暂的。他还会经常觉得走投无路，还会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想要用新的挑战来证明自己：“我还想在哲学上，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有所贡献，而不是文体上的简单的成绩，这对我吸引力不大，我希望上帝能给我机会，让我还能够创作出惊世之作，当然这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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