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因为这都是一代一代延续过来的，可能现在的人跟那个时代的人在精神心理上有了很大的跨越，但是不能一笔勾销，这个心理结构影响到他的审美， 更影响到他的生活习俗这些东西，因为这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我说中国人和美国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谁鼻子高谁鼻子低，谁的眼睛是黑的，谁的 眼睛是蓝的，但真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巨大差异是心理结构，因为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意念造成人的审美判断，善恶判断，取舍差异很大，这样就构成的一个更深 层的差异。
谈积累素材：我只要有切身感受就写
主持人：我们非常好奇《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在我的印象当中您就是来了灵感就开始写，但是听您讲了之后觉得您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您能跟我们讲一讲您写作的过程呢？
陈忠实：在此之前我的作品都是写当代小说，我只要有切身感受就写，真正下工夫的就是《白鹿原》。就我而言，因为对自己的把握和判断，在产生了这个小 说的写作欲望以后，考虑到它的历史是1949年以前，我才意识到我对1949年以前那半个世纪的乡村有了解、有感觉，但是还比较平庸，应该多了解那段历 史。
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是在我们村子找了一些年龄最大的老头，让他们讲讲自己在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这个村子都发生了什么事，但也很有 限，所以我又选择了蓝田、长安、包括解放后已取消的咸宁县，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应该是受西安这个古城文化影响最直接的周边的一些村子，然后又通过查老革 命写的人生回忆录，通过这些，我了解到在蓝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很多事，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因为我原来写作主要面对当下生活，今天发现生活有了变化，我明 天可能就写个短篇，而且自己还比较得意。但是那一段历史我通过查阅文史资料，找一些人座谈，我才感觉到我所生活的那个白鹿原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白鹿原上几 乎演绎了中国几代的历史。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学时候就学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我根本想不到我身后我们家所在的白鹿原上的农民运动搞 得如火如荼。蓝田县在渭南地区，咱们陕西的农民运动核心在渭南，蓝田还是比较偏远的，它不是中心地带，但是据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蓝田当时大概 70%-80%的农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你想想这个多广泛呀！更有一点，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十几个代表，代表了全国大概不到100 个党员，中共成立以后不过两三年，白鹿原上就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这是我看了一个人的回忆录后了解到的，这让我对我身后的白鹿原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这 个原上最早有一个学生考上北京某一个大学，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原上，在村子里头发展了两个青年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这三个人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一年后就彻底 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来了。在我的印象里头，这个原上因为缺水，农民很贫穷，从年头到年尾原上的农民都没有饭吃，到处去做小生意。我怎么都想不到，在上个世 纪初，这个原上受革命响应那么早，所以我对这个原上的历史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主持人：后来您通过查阅还做了一些理论上的准备，大概历时4年写出了这部小说。
陈忠实：准备了两年，写了四年。
主持人：其实现在白鹿原在新的时代也会发生新的变化，为什么您没有再提起笔来写一个当代的故事？
陈忠实：可能对这个时代生活的理解还缺乏一些深度。
主持人：其实还包含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白鹿原之后您没有再提笔写一个长篇的作品？
陈忠实：也曾经有过想法，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制约了。
主持人：我们很多网友一直期盼陈老师再出新的大作。曾经您也提到过，您现在的生活虽然没有再创作新的作品，但是生活也是非常充实繁忙的，您跟我们讲一讲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陈忠实：我把《白鹿原》写完后突然对散文的兴趣大增，这些年不仅写了散文，还写了一些随笔，都是有感而发，还有比较大量的写作部分是给许多同仁作家和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写序，因为你要写序你就要读书。
主持人：这方面应该占用您不少的时间。
陈忠实：对，除了读，还从这个作家出的一些作品中研究出一些东西来。 谈白鹿原：我的大半生都生活在那
主持人：您现在生活的重心从近郊搬到了城市的中心，您现在还经常回到老家去看看吗？
陈忠实：新世纪初那两年我还回去过，我一个人住在那，又开始了我的背馍生活。家里人把馍蒸好，给我拿过去，我自己给自己做饭吃，坚持了两年。当时也 是想调节一下生活，因为在城市待时间长了也有一种浮躁的心理，所以我想感受一下田园，感受生活最底层的氛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心理铺垫。
我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白鹿原，基本没有离开过那一块土地。小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上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就在灞桥，后来工作又在我们村子里，最初当 民办小学教师，民办中学教师，后来又在公社工作了近10年之后又调到了区文化局，还是在灞桥区，直到1982年作家协会把我作为专业作家调进陕西作协，我 索性就彻底住回老家的院子了，就不在单位住了。搞专业创作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时间可以由我来支配，我就获得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自由，所以一旦成为专业 作家，我就把老铺盖卷背回家去，一直在家里头住了10年，直到《白鹿原》出版，我才又重新进入西安，那个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大半生都在那块渡过。
主持人：您在乡村创作对人生的感悟，这个回忆您觉得是痛苦的还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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