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暑假期间，郭开贞去东京看望一位因为患肺结核住院治疗的朋友，是一个四川的同学，但是在此期间这个朋友不治而亡。郭开贞非常伤感，然后留下来帮助朋友料理后事。他这个朋友住的医院叫圣路加医院。郭开贞在去圣路加医院取这个朋友遗物的时候，邂逅一位日本女子叫佐藤富子，佐藤富子在圣路加医院做护士。圣路加是家教会办的医院，也许是因为当时心境的缘故吧，第一眼看到佐藤富子的时候，就从这个女孩的眉目之间发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佐藤富子听说了郭开贞朋友的事情，当时就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还说了许多宽慰的话，后来又特意用英文给郭开贞写了一封长信安慰他，这让郭开贞非常感动。他就觉得是不是上帝在可怜他，一个好朋友刚刚去世的时候又给他送来一个新的朋友，于是他和佐藤富子开始了交往。
佐藤富子比郭开贞小两岁，她出生在仙台，佐藤家是仙台的世族。但是富子的父亲加入了教会，而且是一位牧师，所以佐藤富子从小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受父亲的影响，她在毕业后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慈善事业，所以就到圣路加医院做了一名看护。
郭开贞和佐藤富子两个人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交往只能通过书信，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慢升温。每周郭开贞都要有两三封信寄往东京，他也会收到同样数量的东京来信，写信、读信成了刻板的学习生活中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后来他们干脆彼此就以兄妹相称，郭开贞觉得富子既然决心献身慈善事业，那么只做一名看护妇有些委屈她了，也拘束了她，她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他就劝富子投考女子学校。而且他说，他算了算，如果省吃俭用的话，以自己的官费供两个人上学还是可以的，富子也很高兴就同意了。到了放年假的时候，郭开贞又去了一次东京，和富子商量好，让她辞去在圣路加医院的工作，然后到冈山同住，让富子集中精力准备参加春季的考试，所以新年过后他们就同居在一起了。
郭开贞称富子是佐藤富子安娜，与安娜的结合当然是一种爱情的欢愉，但是同时也伴随着深深的苦恼。事实上从郭开贞与安娜开始在一起就有一种苦恼一直伴随着他，因为他在故乡曾经有一桩婚姻还在束缚着他，在郭开贞还在上中学的时候，由父母包办他和一个叫张琼华的女子结成了婚姻关系。与安娜的恋爱使郭开贞获得爱情的自由与欢乐，但同时他也背负上了对于父母、对于张琼华——那个同样被旧婚姻制度牺牲却孤单无助的女子的负重感和负罪感。从另一方面说，郭开贞对安娜也怀着一种负罪感，安娜到冈山来与他同居是冲破了家人的反对。就这样，沉浸在获得爱情的欢愉之中，郭开贞产生了写诗的冲动和欲望，他吹起了诗歌这只芦笛，为安娜陆续写出了《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这样几首新诗。经过了这个春假以后，经过了紧张的准备，安娜又赴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就读，准备将来做一名助产士，但是后来因为怀孕中途辍学，又返回了冈山，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郭开贞也曾想到和张琼华离婚，而且他都在那时候给父母的家信上曾经写到过，但是他又想到，那个时候对于一个遵从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来讲，如果是离婚就无异于是被丈夫下了一纸休书，过去的旧式女子，如果是被丈夫下了一纸休书的话，那么就是她连娘家也待不下的，那么这就可能会使她走上绝路。所以郭开贞犹豫再三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这样一来这桩实际上是死了的婚姻就搁置下来了。这其实都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生存在那样一个新旧历史转换时代的那一代人的一个悲剧。
◎诗歌◎
■“五四运动”让他不只为爱情而写诗
■诗集里的泛神论和反抗精神是传统里所没有的
1918年6月，郭开贞通过了六高的各科期末考试，完成了六高的三年学业。7月份他接到九州帝国医科大学的免试入学通知书，九州帝国医科大学后来改名为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它是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日本著名的国立大学，九州帝国大学位于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岛博多湾畔的福冈市。
8月初，郭开贞和安娜以及他们不足周岁的和儿到了福冈。当时因囊中羞涩，郭开贞一家租了一个当铺的二楼的两间小屋，他们三口人勉强地安顿下来，好在这里离学校很近。郭开贞当时手里的钱只有预支的8月、9月两个月的官费，除去旅途、搬家、入学和买参考书等费用，几乎没有钱来维持家用。
当时正是日本的大正时代，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其核心就是关注人的精神的解放和自由。郭开贞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博览群书上，他以各种方式大量阅读西方和日本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书读得多了，郭开贞自己也想写作。
这个时候郭开贞已经把家搬到了博多湾畔一个叫网屋町的小渔村，他居室的窗外就是博多湾一望无际的大海，自然景观相伴着许多历史人文古迹、优美的民间传说，还有渔民们载歌载舞的祭祀活动，所有这些都不断在激起郭开贞写诗的灵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郭开贞也因此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而不仅仅是为自我、为爱情而吟唱。在“五四运动”之后，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郭开贞和几个同学一起结社——夏社，写文章声援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
当时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时事新报》还特别使用了他写的一篇《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为了及时了解国内的情况和工作之便，夏社订了一份报纸就是《时事新报》。有一天郭开贞在《时事新报》的副刊上突然读到一首白话诗，康白情做的一首白话诗，叫做《送慕韩往巴黎》，慕韩就是曾琦曾慕韩，是郭开贞在中学时候的同学。这首诗写得平白如话，郭开贞感到十分惊讶，他说这样的白话就是诗吗？要这样就是新诗的话，那么我以前写的那些自由体的诗，不是都可以拿来发表吗？他这么想也就翻出以前写的两首诗《露丝》、《抱和儿浴博多湾》，抄寄给了《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很快就在《学灯》上发表了。9月11日，郭开贞为这两首诗署了一个名字就是沫若，这是他故乡两条江河的名字沫水、若水，沫水是大渡河，若水就是雅砻江。 于是1919年和1920年这两年就成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随时都会有诗性和灵感袭来。他曾经记录下自己那时候创作新诗的情况，比如他写的《地球，我的母亲》，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在放年假，他独自一人在福冈的图书馆里看书，突然就感到有诗性袭来，他立刻就觉得坐立不安，然后撂下书就跑到图书馆后面一条僻静的石子路上，把脚上的木屐脱下来，赤着脚在石子路上踱来踱去，一会儿又索性在路上躺下来想要真切地和地球母亲去亲密一番，去感触她的皮肤、接受她的拥抱，这时候有人路过看到这个情景就上前问他，还以为他发了什么狂病，但是郭沫若这时候是旁若无人。
《时事新报》副刊的《学灯》当时的编辑宗白华是非常欣赏郭沫若的诗的，经常发表郭沫若的诗作，他们也因此成为很好的朋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宗白华去德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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