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台儿庄战役打响，战事紧张惨烈。再次穿上了一身戎装的父亲，应李宗仁邀请，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并进行报道。当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他三次深入战地，到了主力部队第五战区三十军孙连仲部下的三十一师、三十师和二十七师的前沿。在这震惊中华的大会战战地，父亲采访了从战役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直到普通的士兵和老百姓。他看到了敌寇的凶残和罪恶，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更看到了军民高昂的士气和被战斗锤炼成钢铁的意志，看到了万众同心以死御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力量！在父亲的眼中、足下和手中，台儿庄战役，这津浦北线上中华民族歼灭日寇的大会战、大胜利以及随后的战事，经过他七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创作，立即化为积淀着他的情感和爱憎的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生活书店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这本书。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为他写了长篇题记：“暴日前受钜创于津浦路南段野心尤未稍戢近复挟其精锐数万之众恃犀利之器械左攻临沂县右取临峄直逼台儿庄炮火连天所过为墟气焰炽张有囊括我徐海之势幸我将士用命血战兼旬旅进旅退反复搏击卒将顽敌击退双方伤亡惨重为第三期抗战以来所仅有余偕臧君克家遄赴前线督战巡视台儿庄已成一片焦土人民未及逃避死于敌人炮火之下者不计其数敌尸未焚或已焚而残肢未化者累累皆是臭气熏天满目凄凉极尽人间之悲惨因日军阀逞侵略之野心致两国人民罹此极度之牺牲良可痛恨希我军民不以小胜而骄受挫而馁吾人为求我中华民族解放而抗战必须以大无畏之精神再接再厉扫荡顽敌还我河山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树立永久之和平焉 李宗仁写于前线 四、十四日”李宗仁先生的题记，为这本书增加了沉甸甸的分量，因为，它道出了抗战中国民党高层将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心声。父亲的另一本“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在距离血肉纷飞的火线不远的地方，在极度慷慨与悲壮的情绪下”写成和编就的抗战诗集《从军行》，也于1938年6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以铁的事实和激昂悲壮的爱国之情，向世人最迅速最及时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战地实录，和与敌寇不共戴天的民族气概和精神。它们不仅马上被生活书店赶印出版，并立即被印行多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随后，1938年7月1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团员14人，父亲任团长。他率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和文学创作活动，直到1939年春被迫解散。在这艰苦的长途跋涉中遇到过多少艰难险阻！他们沐风餐雨，冒盛夏，战严寒；走到哪里，住在哪里，野外的荒村，庄头的破庙，都是安身之处。战事紧急时夜行军，不得不丢掉一些随身携带的必需品。在足迹踏过的地方，他们都用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留下了鼓动人心的抗日救亡讲演、演出和标语、墙报。事隔六十六年之后，著名作家贺敬之在2004年2月6日的文章《悼念臧克家同志》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难以忘怀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克家同志是1938年，当时我14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进我中原大地。在鄂西北均县小城的一所从山东流亡出来的战时中学的操场上，在成百上千的同学的包围中，作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的33岁的臧克家，站在临时垒起的土台上，向同学们做抗日救亡的演讲。由于我闻讯稍迟，不能拥到人群前列，只能远远望着他激情飞扬的面部轮廓和连续挥动的手臂，听到的只能是被掌声淹没的不易辨清的结尾的话音。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我热血沸腾。特别令我激动的是，紧接着就看到操场边墙上贴出的一张大幅壁报，通栏是用毛笔抄写的署名为‘臧克家’的一首诗，是写给我们这些同学的。我们争抢着高声朗诵：‘在异乡里/ 喜听熟悉的乡音，/ 在救亡歌声中/ 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
很快，整个诗篇随臧克家的名字传遍县城，掀起了我们这些操着熟悉乡音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心中的阵阵波涛……”
这段充满情感的文字，形象地刻画出投身于时代洪流的父亲，作为一名抗日救亡战斗者的身姿、奉献和影响，他用自己的行动和那“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唤起了无数人心底的爱国情。几个月的行程，无论是在听众成百上千的村集市镇，还是在只有三两户人家的大别山中，父亲和战友们以同样饱满的激情宣讲着，演唱着。他们付出的汗水和艰辛，他们忘我的工作和牺牲，随着他们走过的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变作多少人誓死抗敌的意志和心头不灭的记忆。同时，在紧张劳累的宣传工作和徒步远征之余，在月光、手电筒或是一豆油灯之下，他们依然坚守着另一个战场——文学创作的阵地。文化工作团团员、作家曾克到了晚年，还清晰地记得我父亲深夜打着手电奋笔疾书的情景。父亲见缝插针地把战士的一腔激情和所见所闻所感，化为这支笔部队的另一番收获——抗战作品。这些作品，激昂慷慨，讴歌抗战，义正词严，痛击敌人，激励起人们心中“决不允许祖国母亲遭受外敌践踏”的坚定信念和奋起抗战，以热血与生命筑成御敌长城的誓死决心。它们，同样真实地记录着父亲“永远是战士”的人生。在这个战场，在这个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双重战斗中，父亲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了无怨无悔的奉献：“为了祖国，/ 把生活浸在苦辛中，/ 为了抗战，/ 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
1938年7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武汉商定，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化工作组织——国民党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战区抗日救亡宣传。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国湖北省委选派共产党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参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钱俊瑞、胡绳和我父亲，都是其中的一员。重托在肩的父亲，更加深感责任的重大。在他不懈的工作中，1939年3月，父亲的另一本抗战诗集《泥沼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1939年4月，随(县)枣(阳)战役又打响了消灭日寇的枪声。父亲和姚雪垠、孙陵组成了“文艺人从军部队” ，出发到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并曾参加随枣战役。父亲深入在此作战的广西部队84军的173师，从师部、团部、营部、连部，一直到了山头距敌人近二百米的前沿阵地。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敌寇的大炮飞机向这儿倾泻了三千余发炮弹，半小时前与父亲并肩屹立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他不仅在火线上目睹了随枣战役的实况，而且冒着身边不时炸开的炮弹，历尽艰辛和危险，完成着自己心目中的神圣使命。为了记录这次战地之行，父亲写了长诗《走向火线》和散文集《随枣行》。《随枣行》一书中的《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曾被当时的国语教科书选做教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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