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至10月，父亲再次远征。他与姚雪垠等人，自湖北经河南向大别山进发，到安徽敌后采访，了解、反映当地的抗战情况，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先后会见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何伟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他将此行写成长诗《淮上吟》和通讯《淮上三千里》。同年12月中旬，父亲再次赴前线采访，与士兵们共度旧历年……1939年，从前线到后方，父亲的双腿走完了五千里路程，为了抗战，他做出了完全彻底的付出。直到1943年，他又先后出版了《呜咽的云烟》、《向祖国》、《古树的花朵》、《国旗飘在鸦雀尖》等多部抗战作品集。
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多的战地生活，父亲无论是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奔赴抗战前线，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是后来因为他的进步立场为国民党所不容而几次被驱逐，他都怀着始终不变的战士的信念和责任感，高唱战歌赴疆场，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作品，为抗日——这场全民族的战争，尽了一份作为战士应尽的责任！他“甘心掷上这条身子，/ 掷上一切，/ 去赢最后胜利的/ 那一份光荣。”(臧克家：《换上了戎装》。)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父亲作为一名抗战战士，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忘我的行动，与全国人民共同赢得的最后的胜利与光荣！
父亲的一生，都被冠以文化界人士的头衔，但是，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为了捍卫革命成果，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侵，他两次穿上戎装，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这两段走入军营的难忘生活，成为父亲生命中极为宝贵的经历。在这些岁月中，他问心无愧地战斗着，经受着生死与战火的考验，因此，他可以骄傲地说：“我，就是一名战士！”
旧中国以笔为枪的战斗
父亲是一名战士，他的另一个战场，是他坚守了一生的文学战线。从1925年正式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作品开始，他一直紧握手中那支笔，以它为匕首，为投枪，为刺向反动派黑心的利器，以一名无畏战士的勇气和意志，精神和责任感，真实地反映旧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社会现实，为贫苦农民和劳苦大众呐喊和歌哭；他无情地揭露和鞭挞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揭露和鞭挞旧制度的黑暗与反动，腐朽与虚伪；为祖国和人民自由光明、和平解放的未来忘情地歌唱。这信念，
这战斗，一直没有动摇和停息过。翻开父亲的十二卷文集，他解放前的大半作品，
不仅是历史前进和时代洪流的真实反映，更是一篇篇战歌和檄文。在那反动统治猖獗的岁月里，因一篇文章而遭厄运、被杀头的，不计其数。因此，在旧中国的文学战场，没有冲锋陷阵的战士那种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同样是不可能战斗到底的。
父亲一走上文坛，就将他的立足点和全部情感，投入到劳苦大众一边，《捡煤球的姑娘》、《难民》、《老哥哥》、《贩鱼郎》、《老马》、《炭鬼》、《当炉女》……他为深受压迫和苦难的民众，唱出了心中的愤怒与不平。父亲1933年写成的长诗《罪恶的黑手》，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罪恶和伪善的面目，与新诗《老马》一起，成为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而早在1931年，他就曾在诗篇《不久有那么一天》中，这样预言：“不要管现在是怎样，等着看，/ 不久有那么一天，/ 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天空耀着白光，/ 黑暗吓得没处躲藏，/ 人长上了翅膀，带着梦飞，/ 赛过白鸽翻着清风，/ 到处响着浑圆的和平。/ ……阴天的地上原找不到影子，/ 但请你注意一件事：/ 暗夜的长翼下，/ 伏着一个光明的晨曦。”
1933年7月，在恩师闻一多、文坛前辈王统照和诗友卞之琳的大力赞助下，父亲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自费出版。同年11月，父亲在这本诗集的《再版后志》中，这样写道：“老早心中为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写这些可怜的角落里的人群，我都是先流过泪的，我对这些同胞，不惜我最大的同情，好似我的心和他们的连结在一起。”几句话，点出了父亲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烙印》出版后，立即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闻一多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老舍撰文《臧克家的<烙印>》，鲜明地表示了他的看法：“《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他的世界是个硬的，人也全是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由此可见，这本揭露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的处女诗集，是父亲向旧时代、旧社会发出的怒吼，鲜明地显示了他作为一名进步文化战士的立足点。从此，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特写、通讯和文论，父亲始终紧紧把握着战斗方向，紧紧跟随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呼唤大众的觉醒，展现人民的斗争。几乎每个历史时期的现状和斗争，都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父亲以诗人锐利的目光观照历史和社会，从一踏上文学之路，就以笔为枪，“抒发我的不平之气，表现我对封建剥削阶级、新军阀反动统治的控诉” ：那些青春在黑风里暗暗憔悴的捡煤球的姑娘；那群被“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 ，因而在“陌生的道路”上“无归宿”的难民；那匹“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抬起头来望望前面”的老马；那个因为“已经老得没用了” ，而被永远关在大门外的“老哥哥” ；那些“没有日头和月亮，/ 昼夜连成了一条线，/ 活着专为了和炭块对命，/ 是几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的炭鬼；还有那个被美国兵“文明的皮鞭” 抽打着的中国苦力……他笔下这些写不尽的劳苦大众的生动形象、凄惨生活和悲苦命运，就是佐证。他呼唤人民的奋起和反抗，期待着“有那一天，/ 心上迸出个突然的勇敢，/ 捣碎这黑暗的囚牢，/ 头顶落下一个光天。”在抗日战争的战斗风云中，父亲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疾呼：“……敌人把我们推入了战争。/ 我们再不空口讲正义，/ 正义永远握在强者的手里，/ 我们要用枪炮的毒口去碰毒口，/ 我们要用鲜血去涂成‘真理’的名字！/ ……我们要用四万万条身子，/ 筑一道防卫祖国的围墙！/ 活，要立起身子带响地活，/ 死后尸体也要交横在一起！/ ……我们的乡村呵，美的化身，/ 决不让她任人奸淫！/ 古井的辘轳边决不让敌人来饮马！/ 决不让敌人的脚尖 / 踏着祖宗的坟头/ 把我们的河山当画图看！/ 我们的热炕头/ 不能让敌人躺在上边打鼾！/ 不能让妻子的手臂，/ 套上异种人的手腕！/ 不能让新的市场，历史上的都会，/ 打上倭奴耻辱的脚印！/ 不让，决不让！/ 除非我们全体都死亡！……”(臧克家：《我们要抗战》。)面对奔赴战场的中华儿女，父亲满怀豪情地高唱：“耕破黑夜，/ 又驰去白日，/ 赴敌几千里外，/ 挟一天风沙，/ 兵车向前方开。// 兵车向前方开。/ 炮口在笑，/ 壮士在高歌，/ 风萧萧，/ 鬃影在风里飘。”(臧克家：《兵车向前方开》)《从军行——送珙弟入游击队》、《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呜咽的云烟》、《古树的花朵》、《诗颂张自忠》、《潢川的女兵》、《十六岁的游击队员》……父亲笔下的作品，带着战火的硝烟，纪录下凶残的日寇面前，那不曾屈服的中国军民，他们用民族的铁拳，击退了入侵的强敌！这些在极为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诞生的诗与文，基调高亢，极富爱憎，气势豪壮，它们是为我们民族振奋精神、砥砺正气的鼓角，更是一位战士在民族战争的火线上，放声高唱的战歌！ 从抗战末期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日趋反动、黑暗、腐朽，乌云压顶，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父亲不仅一直积极投身于民主解放运动的革命斗争和历史洪流，更以更加坚定和自觉的革命立场，用手中的笔做枪，击发出一排排犀利无比的子弹，直射向反动统治者的黑心！1945年，毛泽东主席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正在重庆的父亲，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满腔激情地写出了诗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以“何嘉”为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 不亮在天上，亮在人民心中，/ 你把光明、温暖和希望/ 带给我们，不，最重要的是斗争！”“用自己的胸膛/ 装着人民的心，/ 你亲自降临到这战时的都城，/ 做了一个伟大的的象征。/ 从你的声音里，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 从你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这首诗，讲出了渴望光明、和平与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心声！这段时期，“蒋介石踏着亿万人民骷髅的天梯，爬到了‘总司令’、‘委员长’、‘总统’的宝座，卖国求荣，发动内战，以敌为友，以友为敌，杀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臧克家：《关于<胜利风>、<星点>、<民谣>》)在重庆、上海国统区的几年生活，父亲从“人民在流落，在呻吟，在饥饿，在死亡”的惨象中，痛切地感到：“这正是狂歌当哭的时代。这正是用诗抒愤，进攻的时代。”(臧克家：《歌唱起来》。)“恨，铸成力，力，向着黑暗的墙壁推去，推，推，推，推倒它。”(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久蓄在父亲心中的怒火，燃烧了，迸发了！从四十年代初起，他以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的英勇无畏，开始创作尖锐、犀利、激愤的政治讽刺诗，1944年到1948年达到高潮。“当眼前没有光明可以歌颂时，把火一样的诗句投向包围了我们的黑暗叫它燃烧去吧！”(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我们一齐向那些千夫所指的东西们掷出诗的匕首去，让它们早日倒下去吧！我们一齐向那些大家所希望的，来一个催生的大合唱吧！”(臧克家：《歌唱起来》。)父亲这样呐喊着，他高唱着诅咒黑暗现实、鞭挞反动统治的歌，拼搏在黎明前的黑暗！正如人们所指出的，父亲的政治讽刺诗，不是清浅的喟叹，俏皮的讥讽，低悒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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