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军阀张宗昌却对这场革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和文化腐蚀，社会空气沉重而窒息。1923年，父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一师，可以说是对于“五四”新思潮、新文化不断吸收与传播的一个革命阵地。受到校内活跃的革命空气和共产党组织的影响，父亲思想上向往着光明与进步，对于军阀的反动统治极为愤懑和憎恶。他不仅在平时参加了CP和CY组织的一些活动，“五州惨案”发生后，参加了济南学生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而且于1925年8月，在黑暗统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奋而疾书，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文章，投给进步文化刊物《语丝》，署名少全。《语丝》主编周作人先生以《别十与天罡》为题，将此文刊发在该刊第四十五期上，并亲自给父亲回了一信。这是父亲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这第一篇作品，就是颇有些战斗性和讥讽意味的檄文！从此以后，父亲正式走上文坛。他以笔为枪，在文学创作这块阵地上，与黑暗社会和反动统治者及日寇入侵，进行了为时二十余载的不息战斗，直至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1926年秋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感召下，对张宗昌倒行逆施和沉重压迫忍无可忍的父亲，与另外两名亲友一道，结伴奔赴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年轻的父亲当时胸怀豪情地在长诗《自己的写照》中，倾吐着心声：我们站在船头上听黑夜的海啸，/ 我们用放大的心向背岸嘲笑，/ 我们胸中落下了无边的天空，/ 我们将看见明早的太阳在大海上发红。
怀着向往光明与革命的一颗心，父亲1927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五期)。半年多的军校生活，对于父亲来讲，是人生的课堂，是淬火的熔炉，更是生与死的大考验。在这儿，父亲和同学们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天天在广场上大课：政治的、经济的、国际问题的；在这儿，他们更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校领导和教官中的共产党员，呼唤起青年学员们心中的革命烈火。“一条身子配偶了长枪，同时把心也许给了党” ，这是父亲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第二次北伐中的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宣布投靠已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蒋介石。这时，父亲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兵团，合并组成为中央独立师，立即奔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叛军！身为副班长的父亲，和全体战士一样，每人四十排子弹，个个全副武装。他第一次成了真正在炮火中冲锋陷阵的战士！听，炮弹在身边爆炸，机枪在耳旁轰鸣；看，身为共产党员的连、排长们，英勇无畏地冲在最前边。一个、两个、三个……亲密的战友们在身边倒下了，但是，父亲和独立师的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紧跟着共产党员们往前冲！讨伐大军翻山越水，由湖北的纸坊而咸宁、蒲圻、嘉鱼，一直打到通海口。饿了，吃一口饭盒里馊了的米饭；渴了，一边前行，一边用小碗去舀路边小虫蠕动的塘水。激烈的战斗考验着每一个人。父亲亲眼目睹叶挺同志紧握手枪，迫使一名因一点轻伤就试图后退的指挥官，又向前冲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父亲接受着战火硝烟的洗礼，也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是一名战士初赴疆场的体验，它历练了他的灵魂，也丰富了一名战士的人生。
讨伐夏斗寅叛军的征程，同样是一座社会的大课堂。世世代代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以那样热烈的革命热情，发自内心地迎接着父亲所在的中央独立师。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军到处，万众欢腾，争着看女兵。抓到罪孽深重的土豪劣绅，经过农民协会的控诉，由女同学宣布罪状，男同学立即去执行枪决。使我们大受感动、印象深刻、终生难忘的，莫过于新堤(今日的洪湖)之夜了。我们坐的轮船，还没有靠岸，欢迎的群众像一堵一堵的人墙，口号声，鞭炮声，声声震耳。这声音发自肺腑，高冲云霄。这声音，像热情的激流，贯穿了水中岸上的心胸。这声音里充满了同志的爱和革命的激情。革命歌声，像一条热线把我们拉上了岸，马上被人群包围了。队伍开到哪里，人群跟到哪里，大人苦诉军阀、地主们的万恶，从他们面色上看到怒火在燃烧，从他们的衣着上，看出生活的穷苦。他们向我们发问：‘为什么不发给我们枪？’”
身历其境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使身为一名战士的父亲，那样真切地再一次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那样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可以翻天覆地的伟大力量和革命热情。战士在革命斗争的课堂里学习，成长；人民，是他最好的先生。这一切，使父亲更加坚定了要为这些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信念。
1937年，日寇入侵。父亲望着中华国土一寸寸沦丧，悲愤万分。抗战爆发后，他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和斗争中去：“抗战！抗战！/ 将敌人的脚跟，/ 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 “诗人们呵！/ 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同年11月，父亲到达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当时，中国军队集结了四十五万多人，准备在徐州地区抗击日寇。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意办一个青年军团，收容、训练从北方各省流亡而来的青年学生，作为抗战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想招贤纳士，增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当他知道臧克家到了徐州，便派司令长官部随从秘书、我父亲的内兄王深林，请我父亲去面谈。但是，面对李宗仁当时并没有实际工作安排的邀请，父亲更向往的是去心中久已渴望的圣地——延安。在父亲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急迫地等待延安方面消息的五、六天里，王深林电告抗战青年军团已成立，催促他立即返回徐州。经过商议，父亲决定回徐州。“我要去从军，到徐州，/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这个决定，表达了当时父亲急于奔赴抗战最前线的战士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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