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最初走上文坛，便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手法、对于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持有自己一贯的立场和见解。1933年11月，父亲在《烙印·再版后志》中说：“我有一个野心，我想给新诗一个有力的生命” ，又说自己“老早心里为写诗定了个方针” 。这个生命，这个方针，就是他坚持了一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他“沿着自己的道路，从《烙印》直走到”生命的终点。“这中间，在形式上显然有变化，有演进，但这变化，这演进，是沿着一条轨道进行的，而这条轨道是铺在生活的基地上的”(臧克家：《<十年诗选>序》)沿着这条现实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轨道，父亲被人们称为：对“五四”尤其是大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做了系统的、几乎是编年史的反映。他从1929年起，年年有新作问世，1933年后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诗集，最多时一年出版了三部。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从“辛亥”到北伐，从抗战到建国，他作品覆盖的时间“面积”之大，在新诗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够比拟的。对于这条道路，他的作品，他始终为之不懈的鼓与呼，他为捍卫它们所做的努力，都是最好的明证。
父亲晚年曾多次谈到：“我对文艺问题有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与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是密切关连的。因而我坚持它，不易动摇。我觉得它对，就要坚持，人言不恤。这些，我都毫不含糊地形诸口头和笔头。”(臧克家：《<青柯小朵集>小序》) 父亲在1934年的文论《论新诗》中，就指出：“我们的时代是在暴风雨里，经济破产使得都市动摇，乡村崩溃，有多少生命在惨痛地往死路上去……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写诗已经是可耻了……作为一个诗人而活在眼前的中国，纵不能用锐敏的眼指示着未来，也应当把眼前的惨状反映在你的诗里，不然，那真愧煞是一个诗人了。”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父亲一生都非常看重和大力提倡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巨大意义。他先后在许多文章和众多言论中，都提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土壤” 、要“深入生活”的主张。在1942年写成的《从学习到创作》中，他明确指出深入生活和正确的世界观，是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因而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他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认识和理论。父亲还一直大力提倡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向大众学习，向民间学习。他曾下力搜集过民歌民谣，以通俗易懂、易于被民众接受的语言，写出优秀作品。他早在1940年的《我怎样学写新诗》中，就明确地提倡：“……向大众口语的源泉里，汲取一些活的诗句，……大众的口中流露了多少诗人笔下写不出来的妙句，这妙句只要你肯躬腰，真是‘俯拾即得’呵，……该要生活来充实诗的内容，该向大众学习自己的诗句了。”他又在《<臧克家诗选>后记》中说：“我很喜欢中国的古典诗歌(包括旧诗和民歌)，它们以极经济的字句，表现出很多的东西，朴素，铿锵，使人百读不厌。我在写诗的时候，有意地学习这种表现手法。……人民的口语在我的习作中也起了作用。”不仅是诗歌，从父亲对于文学的其它门类，如散文等的创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对他的巨大影响。
父亲一生都坚守在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文学创作的阵地上，从来没有改变他认定的真理，无论风吹浪打，不改初衷。他曾在民众的苦难中，于1934年撰文指出：“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而大言不惭地唱恋歌……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的” ，并对当时“新月派”诗歌中过于注意外形上的修饰，而内容大多装满了闲情——爱和风花雪月；对“现代派”以神秘派的诗的形式，表现一种轻淡迷离的情感和意象，缺乏时代气息；对于某些革命派诗歌的标语口号式倾向，都提出了异议和批评。父亲不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观点上，坚守着这些原则，而且在解放前他主编报纸刊物的方针上，也强调了这些主张。尤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争连着战争，社会黑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和不断奋起的斗争之中。1946年，父亲大力支持和协助青年友人们创办了《诗创造》丛刊。在决定办刊之时，父亲向他们提出需要注意的两点，首先就是“一定要搞现实主义” 。在这些编辑者大目标共同一致，但在艺术思想上却有分歧，存在不同见解的时候，父亲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部分编辑人员的如下主张：“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要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作品，以激励斗志，不能让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诗作充斥版面。”有时候，因为观点的不同，父亲曾与持不同见解的青年友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在这段时期的文章中谈到：“眼前是这样一个时代，真和假，丑和美，罪恶和正义，自由和奴隶，对照得如此鲜明，如此强烈，彼此在批着对方的面颊，而斗争的红血不断地流。” (臧克家：《论十二位诗人的诗》)“在今日意义上的‘新诗’，语言的近代化、口语化是必需的，而最主要还是内容方面强烈的时代性——也就是斗争性。”(臧克家：《新诗》) 让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父亲，让一生为人民而战斗的父亲，在人民的苦难和不屈的斗争面前闭上眼，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这场友人间由于文艺观念和办刊方针不同，而引发的争论和思想交锋，是遵从革命现实主义、主张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诗人和编辑者，与显示出西方现代主义色彩的同仁们的思想斗争。这场论争不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且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