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末，国民党散布：“臧克家不再写诗了。”父亲立即以极大的义愤，写下了向反动政权再一次宣战的檄文《你们》 ：“你们宣传说，我不再写诗了，/ 对不起，我给你们一个大大的失望，/ 我被你们的话鼓励了，/ 我的诗性猛烈得像火！” “我有太多的悲愤要把胸膛爆炸开呵，/ 我有太多的感情要冲涌而出呵，/ 我的心被火燃烧着——/ 那羞耻的火，/ 那困恼的火，/ 那生之苦难的火呀！” “我要写诗，/ 因为我要活下去，/ 而且，越活越起劲！/ 我明白，在我们消极的时候，/ 你们才积极起来！/ 我要用我的诗句鞭打你们，/ 就是你们死了，/ 我也要鞭打你们的尸身！/ 我要把我的诗句当刀子，/ 去剖开你们的胸膛；/ 我要用我的诗句/ 去叫醒，去串连起/ 一颗一颗的心，/ 叫我们的人都起来，都起来，/站在一条线上，/ 向你们复仇！复仇！”这些指着鼻子声讨、痛斥和鞭挞反动派的作品，需要冒着多么大的危险，这是每个从黑暗时代走过的人，才能深刻体验到的呵！
在父亲解放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冬天》中，他1947年末写成的诗歌代表作之一《冬天》，深刻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那一年四季都是冬天的反动统治下，所遭受的无边的苦难，并且富有预见性地指出：“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 ，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提前敲响了丧钟。在这黎明前严寒逼人的冬天，在这白色恐怖登峰造极的岁月里，父亲除了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和以作品为武器之外，还先后主编了一些进步报纸和刊物，如：《侨声报》副刊、综合性文化月刊《文讯》和书籍《创造诗丛》十二种等，并大力协助青年友人曹辛之、林宏等成立了星群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诗创造》丛刊。在这些报刊上，父亲编发了大量革命与进步的文化人士和著名作家的文章，并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诗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是由于父亲作为一名革命与进步的文化战士的不懈斗争，1948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写讽刺诗、办左倾刊物和参与共产党创办的星群出版社”为罪名，将父亲的名字上了逮捕的黑名单。国民党特务们在查封星群出版社和《诗创造》丛刊时，一再逼问父亲的住处。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亲友们的帮助下，曾一周内五易其居的父亲，像当时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于同年12月8日，潜往香港避难。三个多月后，他与我的母亲一起，乘坐中共党组织租用的专轮“宝通号”，由冯乃超同志带队，与全船一百多位进步文化人士一齐北上，奔向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光明、自由、和平、解放的新中国，这是父亲自从踏入战斗行列的最初一刻起，便已盼望的崭新的祖国和天地！为了它的早日到来，他与亿万中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战斗，用自己的生命，迎来了这一天。父亲的心中，充满了一名战士为祖国和自己获得新生的无比喜悦与自豪！
坚守与捍卫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父亲生前经常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认定的事，就破命去干！”它，不仅表现出父亲做事的坚韧精神和全身心投入，更可以看出他为了捍卫真理和原则，不惜牺牲个人的思想境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父亲一生近八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一路沿着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一贯提倡作家和文学作品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一贯主张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源泉，文学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一贯倡导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力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作方针。在漫长的创作之路上，无论社会上涌动着何种创作思潮，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和歪曲，他一直坚守和捍卫着这些创作原则和文学理念，终生都没有丝毫犹豫、动摇和改变。
父亲是在痛切地感受着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中，开始文学创作的；他是汲取着中国古典文学和大众民间文学的深厚营养，走上文坛的，因此，直面和反映社会现实，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融入自己的作品，就先天地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几乎无法改变的印记。193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前后，一些诗人远离现实，躲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唱恋歌，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或沉醉于风花雪月之中。而父亲在《烙印》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所描写的民众的苦难，把人们带回到真实的人间景况中来，因此，茅盾先生在1933年的评论文章《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 》中指出：《烙印》的“全部二十二首诗没有一首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爱情。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烙印》的二十二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正因为《烙印》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况，朱自清先生在《新诗的进步》中说，“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得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而到了臧克家，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穆木天在《关于<烙印>》中认为：“青年诗人臧克家的《烙印》，是最近值得注意的一本诗集。作者经验着‘九·一八’以后中国农村破产的情形，感到了深刻的人生的痛苦。他以现实的平常的材料，咏诸诗歌。……他的那些短诗，可说是时代象征之一面相。”就连一位反对、厌恶和从来不读新诗的齐东野先生，也在他的文章《由现在中国的诗坛谈到<烙印>》中，极生动地道出了他读《烙印》后的全新感受，和父亲这些真实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诗作，给予他心灵的巨大冲击：“那充实的内容，明显而深的字眼，新颖的词句，一字一字地刺入我心的深处，继续着一气读毕，我兴奋，我喜悦，全身感到一种紧张，又觉到一种松弛，意外地我在仇人中寻找到一个可爱的朋友，在垃圾中捡起一颗珍珠，那时我把它紧紧地搂在胸前，迅速地就向回跑，也不管朋友允许我借阅与否。它不但打破我那‘誓死抵制新诗‘的信条，而且闯进我那狭小的书斋，永久做我的伴侣，因为失去它我便感到空虚，也唯有这样才感到满足，纸上的字，个个都是刺，刺你的眼，刺你的心，犹如把刺刀穿进你的胸。……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那里发育、滋长，慢慢地繁荣起来了。”就这样，父亲这些根植于现实主义土壤的作品，一问世，就向人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为当时的诗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父亲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手法、他的民族化的文学风格，在首次集体展示时的一个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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