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个通讯与交流越来越便捷的信息时代，我却时常感到迷茫和无奈。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有文学没社会，有社会不文学”——意即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不可兼得。那么，“互动”在当下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那些引起强烈社会共鸣的作品，是否必然以损伤文学品质为代价？我们究竟如何选择个人的文学理想？尽管如今我早已跨越了热衷于“互动”的年龄段，折返到超然物外、听其自然的状态。然而，一个写作者，是否真能对读者的“不动”无动于衷？面对这个天灾频发、人祸潜行的时代，我们是否真能沉醉于编织美妙的文学词句，而对复杂的社会转型“我心岿然不动”？这也许是今天的中外写作者所共同面临的尴尬境遇。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呼应哈金的理念：一个写作者，若是能够获得更多的“理想读者”，那是我们的福分。
其实，在东西方的历史和版图上，文学从未有过固定的领地。在不断漂移和重组的大陆板块挤压下，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块栖息地——它藏身于人的心灵深处，仅占据一个很小的角落。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写作者，还有没有为他者“动心”、“动情”的动力和能力。
(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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