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做一个在艺术上有缺憾的作家，也不愿做一个思想上毫无挑战性的作家。——刘继明
◆简介
刘继明：1963年出生，湖北石首人。198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江河湖》、《仿生人》、《一诺千金》，小说集《我爱麦娘》、《中国迷宫》、《送你一束红花草》，随笔集《我的激情时代》，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等。曾获中国文联第五届文艺评论一等奖、湖北省文化精品生产突出贡献奖、《上海文学》优秀小说奖、《山花》理论奖等。
◆访谈
■写作是一种冒犯，既有艺术上的，也应该包括思想上的
李云雷：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对当前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我想这主要是源于他们认为“纯文学”应该与现实无涉，长此以往，也就丧失了这种能力，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或者是“不及物”的个人梦呓，或者是“陈旧的”——关心的仍是二三十年前的问题，构思、倾向或“结论”也是人人都知道的，毫无新意。而在我看来，你是很少的能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作家，这可以说是对作家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继明：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从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我印象中，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对文学之外的事物都是很关心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的启动，人越来越物质化和原子化，文学也越来越内心化、个人化，作家的视野也就越来越狭窄，谈起形式技巧想象力之类津津乐道，对文学以外的东西却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和能力。所以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和作家对此提出了质疑，比如李陀呼吁反思“纯文学”，韩少功也说“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等等。我大概也属于对这种状况“不满”的写作者之一吧。
李云雷：你的一些思想随笔，如《走近陈映真》、《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回眸五七干校》、《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等，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请问这些思想随笔在你整体的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刘继明：前年我在上海做过一次题为《小说与现实》讲座，其中我谈道：有一段时间，由于个人生活中刚刚遭受了一场灾难，再加上后来一阵子身体又很糟糕，所以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那时我差点儿也成了一个基督徒，想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依托，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时我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自己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听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这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所以慢慢地，我又开始把目光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所以，随笔对我写作的影响自不待言，它们是我文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李云雷：我觉得对思想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你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有不同于他人的视角，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发现与呈现，比如你的短篇小说《茶叶蛋》、《小学徒》，以及最近的《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请问你如何处理思想与艺术的关系？
刘继明：思想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界对这个问题是一直忽略和刻意回避的。最近几年似乎有人重新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我不赞同有些人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做抽象化的理解。
首先，给文学赋予精神深度，绝非是一种简单的嫁接，而取决于作家对世界的整体认知能力。这固然需要写作者加强自身的知识素养，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其次，在文学范畴内讨论“思想”，必须将它跟特定的时代和现实境遇联系起来，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凌空蹈虚的窠臼。再深刻的思想或者哪怕是真理，如果不与现实发生联系和碰撞，都可能是无效的。而这种情形在当前文坛并不少见，比如有人也呼吁“让思想进入文学的前沿”，可当他们面对真正具有思想锋芒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作品时却常常视而不见，甚至进行贬损和排斥。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
记得台湾作家张大春说过，写作就是一种冒犯。在我看来，这种冒犯既有艺术上的，也应该包括思想上的，不少人只强调前者，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否认后者，未免隔靴搔痒，而且是对文学存在价值的一种遮蔽。
■无论对底层文学，还是整个中国文学，我都不是很乐观
李云雷：6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部分都受到“先锋文学”的强烈影响，但很少有人最终突破这一影响，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你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你的创作有一个“从先锋到底层”的转变轨迹。
刘继明：九十年代以来，我的写作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我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究其缘故，除了个人经历，无疑也跟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和时代蜕变密切相关。曾经有评论家把我纳入一些文学思潮和流派来讨论，但我也许哪一派都不是，记得1995年，李洁非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是以先锋派之名行古典主义之实；而在某些大力推崇“晚生代”写作的评论家看来，我对历史和传统的兴趣跟晚生代的“个人化”写作又显得格格不入。我自己觉得，无论对于时代，还是文学而言，我都是一个在边缘游走的人。
我写作上的变化，其实从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如后来被评论家当做“底层文学”来讨论的《请不要逼我》、《被啤酒淹死的马多》以及《父亲在油菜地里》和《火光冲天》等中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发生这种变化，用一句过时的话说，是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教育了我。
李云雷：我觉得相对于另外一些作家，你对底层生活的表现有一种自觉意识，并且有理论上的思考，我们以前也谈到过“底层文学”有可能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不知你现在对此有什么新的思考？
刘继明：底层文学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它是否能够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我觉得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纯文学”与消费主义盘根错节的时代，要想改变非一时之功。更何况，底层文学本身也充满了各种内在的矛盾和歧义。我上次在清华大学的底层文学讨论会上发言时说过，“当底层文学在美学趣味上越来越符合纯文学口味的同时，其价值立场上的异质性和批判力量被大幅度地削弱，除少数作家的创作外，从整体上变成了一种消弭意识形态裂缝，由抗争走向和解，由批判走向迎合的‘亚纯文学’样本，从而与底层文学的‘精神父亲’越来越没有什么瓜葛了。”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我对底层文学的一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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