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底层文学，还是整个中国文学，我都不是很乐观。但我还不至于像有人悲观地认为小说应该走进博物馆。因为我相信，文学的发展不是某些主宰话语权的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设计定稿的，它必须接受时代和历史的检验筛选。时间终究会对那种畸形和浅薄的艺术给予有力的矫正。 李云雷：你早年的生活很艰辛，也很复杂，包括到新疆流浪、去海南和朋友创办刊物，以及心爱的人早逝的悲剧等，在你的散文随笔中可以看到你刻骨铭心的情感与回忆，我想这对你的创作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不知你是否愿意谈一谈？
刘继明：写作除了受制于时代，个人经历也在其中发挥着隐秘的作用。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经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履历表上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是履历表上看不到的，即精神履历。二者并不一定是重叠的。我觉得，后一种比前一种更重要，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内在品质。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论悲伤》，谈到“悲伤”对人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悲伤既能让你堕入濒临绝望和毁灭的深渊，也能使你在承受地狱般的折磨之后，获得人生境界上的涅槃，很大程度上改变你对生命的本质体认，从而使得你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用一种与以前‘判若两人’的态度去审视和俯瞰自身以及周围的人与大千世界。”
李云雷：你的长篇小说《江河湖》刚刚出版，你写了5年之久，不少评论家都给予它颇高的评价。这部小说在取材上与你的报告文学《梦之坝》有相似之处，那么你所要表达的与《梦之坝》有何不同？
刘继明：这个问题，我在《江河湖》“后记”里谈到过。2003年，我在三峡坝区挂职和写作《梦之坝》时，《江河湖》就开始在脑子里萌动了。甚至可以说，《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在《梦之坝》中，我关注的是围绕三峡大坝从论证到兴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曲折过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政治文化信息。而到写《江河湖》时，我把笔触集中到了人的身上，人与政治、人与历史以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物的活动空间也从三峡拓展和延伸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但对于《江河湖》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目标，我还持怀疑态度，有待于更大范围以及时间的检验。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都在同自己的怀疑作斗争。最终之所以坚持下来，与其说是基于写作上的耐心，倒不如说是某种信念支撑的结果。生活需要信念，写作也需要信念。这是我写《江河湖》得到的最大启示和收获。
■文学上的“全球化”可能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某种潜在的危险
李云雷：你近年和海外的作家接触较多，包括接受访谈、参加活动，或者出国访问，这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继明：就我有限的对外交流经验来看，中国文学正在经历的一切，比如商业化、娱乐化等现象，跟国外的也差不多。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文学也一样。中国的主流文坛近年来不断开展各种“走向世界”的推介活动，固然出于组织者急于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迫切心态，但也说明当今中国文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和国际接轨了。但对于这种“接轨”，我还是有些疑虑。
举个例子吧，前不久在武汉和来访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交流时，觉得在许多问题上我很难苟同，比如他认为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不能算是小说，他认为像巴尔扎克、雨果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早已过时了，这种看法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平面化写作以及这些年大行其道的网络写作，就是这种观点的佐证。而维勒贝克的长篇新作《一个岛的可能性》也为他的文学主张做了最好的诠释，我粗粗翻了一下，科幻、玄学、推理、性爱，各种时尚的元素里面应有尽有。这跟当前中国的流行文学如出一辙嘛。
这使我意识到，加强交流和吸收国外的新鲜经验都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趋同并以此为荣。我觉得，文学上的“全球化”可能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某种潜在的危险——在催生一些拿欧元或美元版税的“国际作家”的同时，更多作家对中国本土问题和现实境遇产生进一步的漠视，从而使中国文学丧失掉自身的传统和经验，变成一种“后殖民文学”。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
李云雷：你关于《都市小说》致湖北作协党组的“公开信”，在文学界与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作协管理机制的讨论，我想你当初写此信需要不少勇气。
刘继明：我当初之所以想出来办一份刊物，主要是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情结在作祟。现代文学史上，像茅盾、巴金、胡风等人不仅是出色的作家和学者，还办过出版社、杂志和书店。上世纪50年代的赵树理，80年代的王蒙、刘心武，90年代后的汪晖、韩少功等等，也都办过杂志，可以说，作家学者办杂志，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也就是你前面谈到的“知识分子传统”。但这个传统现在差不多全被丢掉了。
现在的文学杂志主办者都是职业编辑出身，当然也有办得好的，但大多数人缺少人文理想以及独特或者明确的办刊理念，再加上现行的体制，刊物基本上靠拨款，物质和精神上的驱动力都不够，满足于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甚至把刊物当成了一个利益平台和垄断性资源，从而堵塞了从外部注入新鲜活力的通道。这也是我参加那份刊物招投标受挫的真正原因。当大多数人将办刊物当成牟利工具时，你即便有再真诚的文化理想也是白搭，人家不仅不会理解，甚至没准觉得你也是想“分一杯羹”呢。
◆印象
作家的一种传统
在我的印象中，刘继明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或知识分子气质的当代作家之一。一个作家具备思想能力——即先于社会发现问题或症候式的事件，并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才不仅在思想文化界处于中心位置，而且走在整个时代的前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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