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开始不断强调“感觉”、“形式”、“技巧”，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30年来累积下来的流弊也很多。今天大部分文学作品所关注的问题，不仅落后于思想文化界，甚至落后于普通的社会民众，或许这也正是现在的文学为思想文化界与民众所轻视或忽略的原因之一。在当代作家中，只有在张承志、韩少功等作家身上，我们才能看到作家的“知识分子传统”，而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刘继明可以说是少有的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当然，这首先表现在刘继明的思想随笔中，从中可以看到他视野开阔，思维缜密，并且善于对流行的说法加以反思。比如在《回眸五七干校》一文中，他对一些回忆“五七干校”的文章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的“受难”提出了另外的认识角度，他认为“到民间去”是空想社会主义、俄国民粹派以及20世纪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五七干校”不过是将这一追求制度化了，我们应当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加以认识，而不能简单化地将之视为“专制”的象征，这一认识角度大大超越了“诉苦”的水平，为我们理性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再比如他的《我们怎样叙述底层》，是国内较早提出“底层”以及“叙述底层”的文章，显示了刘继明对现实与文学的敏锐感觉。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则从一个宏阔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并将自己的创作自觉地融入到一种传统之中，如他所说，“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反对特权等级制度、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自由，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传统和使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没有理由拒绝继承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或许也正因如此，刘继明积极地以写作参与思想争鸣，比如他近期对张颐武、易中天的批评，就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去年他关于《都市小说》致湖北作协党组的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刘继明也将这些新的认识融入到了对生活的观察与描绘中。在《被啤酒淹死的马多》、《父亲在油菜地里》、《火光冲天》、《刀下》、《送你一束红花草》、《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考。小说《茶鸡蛋》将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当下，颇有新意。何幺婆听说将一枚茶鸡蛋卖给暴发户黄老三，可以卖1000块钱，她动了心，但以前她是土改、合作化等运动的积极分子，曾经批判过黄老三的父亲，所以她又有些犹豫，但她生活贫苦，无奈之下她仍找到了黄老三的门上，但黄老三不但不买她的茶鸡蛋，反而羞辱了她，何幺婆只好在悔恨中回了家。小说中两家人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何幺婆丈夫临死前的话是有意味的，他说：“幺姑，你记住，以后无论世道哪样变，你都不要忘本……咱们好不容易挺直腰杆子，可决不能轻易再弯下去咧……”对于当下贫苦的农民来说，如何让挺直的腰杆子不再“弯下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小学徒》则写出了小学徒与按摩女之间的动人情谊，他们同样背井离乡，同处于底层，却建立起了类似母子的深厚情感，新颖的创作角度，丰富了我们对“底层”及其内心世界的理解。
我记得第一次与刘继明见面，是在他武汉的家中，我们不仅畅谈了国内文学界的现状，而且谈到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我看到了刘继明文学背后宽广的精神背景，以及他对社会现实批判性审视与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在武汉的那两天，我们还一起去华中科技大学，与“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举行了一次座谈，与学者老田见面交流。学者关注的领域虽然与文学不同，但是我们面临的却是共同的时代问题，学者有其方式，而文学界也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并以艺术的方式做出回应，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打开一个更加宽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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