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要问，这些年涌现的作品《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和《亮剑》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合乎你的文学理想呢？我不能不说出我的真话：这几部作品不错，但很难称为优秀，更难称为伟大。因为这几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最多是前苏联作品《夏伯阳》式的。它们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未能超越歌颂这单一的维度，读者从中看不到战争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历史真相。这三部作品不过是在男主人公的个性上下了一些功夫，写了他们的或粗鲁或暴躁的性格，他们不时违反纪律，动不动骂人，会说粗话……它们没有超越《夏伯阳》，当然更没有达到《一个人的遭遇》的思想和艺术的水准。它们离伟大的作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新”的向“旧”的“告别”意味着什么
上面说的都是战争题材创作中的文学理想，提出了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张力的创作原则，那么在写和平时期的建设生活中是否也需要这个创作原则呢？答案是肯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家描写和平时期建设生活更需要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张力论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生活中，经济快速发展，却处处存在着不平衡。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历史理性，要求发展经济，保持发展的速度，这是符合马克思理论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讲到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中一大发现是，人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能有别的活动。“文革”前和“文革”中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在解放后，特别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们面临的状况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与我们的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历史的要求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以实现改善人民生活的理想。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马克思的发现，才体认到中国的实际，转而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事实证明，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跻身世界前列，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社会文明也随之发展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理性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特别是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贪腐的加剧、高房价的泡沫，贫富差距的加大、城市农村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还有精神方面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抬头，这些都是违反人文精神的，而且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伴随物。这样一来，我们的作家就不能不面对这些社会生活的种种失衡状态。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往往更看重前一方面，认为后者只是为经济发展付出的“学费”的话，那么作家的特性就在于他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不同，他们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属于社会生活的真实和真相，必须全面深刻地加以反映。否则他们的文学理想就不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的艺术展现。
还是来谈一谈相关的一些优秀作品吧！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拉斯普金在前苏联时期，就完成了他的《告别马焦拉》长篇小说的创作。马焦拉是安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春天来了，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这里要修建水电站，水位要提高几十米，全岛都将被淹没。年轻人站在顺应潮流这一边，他们渴望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离开这个小岛去往外面的大世界，去过更富有的日子，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作家肯定了他们弃旧迎新的生活态度。但是老年人却差不多都站在固守老旧这一边，这里是他们美丽的故乡，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温暖的、不可或缺的；这里有他们绿色的森林，有他们宁静的家园，有他们的初恋之地，有他们眷恋着的一切。达丽亚大婶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呢？作者同情、理解他们，认为他们的怀旧情绪是美好的，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显然年轻人的愿望属于“历史理性”，而老年人的守旧则属于“人文关怀”。作家感觉到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立，他没有排斥任何一方，他在两者之间徘徊，在“新”与“旧”中徘徊。这里的悖论是：新生活必然要取代旧生活，然而旧生活就没有价值吗？现代工业文明诚然给我们带来富裕，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现代工业也会使人变成某种机器，而环境的污染、自然的破坏、贪腐的蔓延等更败坏了我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珍贵的空间，素朴的母亲般的田园和传统的良知、道义的绿洲的丧失，更是我们的悲哀。中外历史的发展都证明了一个真理：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的前行，总是带有悲剧性，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前进中一再出现的矛盾和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规模和效益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的新元素。我们的三峡水坝工程的建设比拉斯普金所描写的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上的水坝工程不知大多少倍，三峡工程移民的人数多达一百多万，也比小小的马焦拉岛上的移民人数不知要多多少倍。可我们写出了一部像小说《告别马焦拉》那样伟大的作品吗？我当然关注到了写三峡工程移民的一些文学作品，但多半是政治话语的直接的带有点文学性的表达。然而我们需要的是文学话语，是在文学理想照耀下的真正的文学话语。这种文学话语要充分体现出作家的特性：三峡大坝当然值得建立，它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几代人的历史理性的实践，我们必须肯定它。但是，那么多人要亲手摧毁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家园的痛苦感情，不愿舍弃自己故园一切美好的事物的痛苦感情，不愿背井离乡远走他乡的无奈感情，以及深埋在长江水下的千万年的珍贵文物，再也看不到伟大诗人李白、杜甫描写过的长江的美丽风光……这一切就没有价值吗？我们也必须做出正确的判断。实际上，这里同样存在一个现代工业大背景下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悖立的现实，悲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也未能幸免。我们的作家是否真的从作家的特性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伟大的(正题)，但它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反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悖论。我们总说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可时代精神是什么，它在哪里，我认为它就蕴含在上述这个悖论里。今天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个时代的精神，不是发展发展再发展，不是GDP万岁，我们时代的精神是在科学发展中“新”的向“旧”的“告别”，现代向传统告别，今日向昨日告别……“告别”不是简单地一走了之。“告别”是必须走，不能不走，不往前走，我们就要落后和挨打，中国必须崛起，必须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屹立在世界，这是时代的理性的声音；但“告别”又总是频频回头，泪光点点，难分难舍，这是传统的人文的声音。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或同时响起。当前的文学现实是，我们的作家还没有这种充分自觉的社会意识，还没有深切感受到这种时代精神。因此他们的笔下常常很难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来。
文学创作需要审美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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