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纠结的语汇。寻求文学理想最可能也最合适的言说位置和言说意义，成为了当务之急。今天，我们提出反“三俗”，难道不是对作家日渐丧失文学理想的惋惜与批评，难道不是对文学理想的热切企盼与呼唤？
文学理想，在今天的时代，也是一种刚性的需要。理想主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文学的理想主义，是对知识、科学、真理、崇高的求索，是对道德人格的建构，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价值的渴望和呼唤，也是对文学环境和文学审美内容的追求。生活的复杂决定了艺术的复杂，庸常的生活固然渗透着商品化原则，但也包含着崇高与理想，艺术作品也应该而且必须反映这种崇高与伟大、理想与信念。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多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叙述了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多方位展示了他的个人遭遇，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民族命运的关系，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演示了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他们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贾平凹的《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敏感地捕捉到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对正在消逝的农耕乡村高唱一曲挽歌，进而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变迁，把握底层弥足珍贵的生长性智慧和历史性经验，并以某种独特的审美形式言说出来。文学写作正应该直面生活、勇于担当、坚守信念、传承理想。正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言，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作文学的。我们当下的文学，应该经得住这样的拷问，我们当下的作家，也必须经得住这样的拷问。这是作家的责任，只有坚守了文学的理想与崇高，我们才可以创造出屹立于世界文坛不朽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
文学的理想、崇高这些我们的先辈用灵魂与生命去践行的词语，在今天，有了更切实的意义。曾经的碧水青天、芳草花香、诗书礼乐、世道人心，渐次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退了，剩下的也许只是欲望滋长的痛苦，一切的追寻和守望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坚守本身就是价值所在。生活中不缺少崇高与理想，文学也不能摒弃理想与崇高。文学理想是文学的血肉，是民族的灵魂与脊梁，文学失去了对于理想的呼唤、对于美的诉求、对于爱的表述，那也就没有了直达心灵的力量，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也无论打着怎样的写作旗号，文学写作都不能放弃这种审美理想，它是一个时代的诉求，它的意义弥足珍贵，这就是我们今天探究它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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