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读伊沙《天花乱坠》里的这几句诗，真想当面给他两个响亮的耳光，管他是黑马还是白马，管他是痞子还是暴徒，打了再说。问问他龟缩在哪座龌龊的城市，到底操了几个下贱的女人，也许是自己被操了还不一定呢！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看住了你的“老二”，别让它犯什么错误。千万不要拿女人开涮，因为男人离不开女人。如果一定要涮也可以，文雅一点，含蓄一点，有点诗人或男人的风度，千万别把女人不当人，当牲口，因为这样你也就成牲口了。如果真控制不了自己骚动的情绪，非把女人当牲口也行，但千万别把所有女人都当牲口，就把被你操过的女人当牲口吧！既然她们愿意被你操，也一定会愿意做你的牲口。如果这样还做不到，那你就等着死无全尸吧！
我不明白诗人为什么要用这样几句东西来给他的诗歌拉开序幕。这样的货色与其说是诗，还不如说是一个性欲过度压抑的狂躁分子的恬臊之词。即使像诗人所谓的“我只想满足我自己也给你一个刺激”，也不能拿女人当你玩笑的牺牲品啊！那脐下三寸的地方真就这样能给你带来灵感吗？如此享受闪现生存本真的当下狂欢真有点让人吃不消，这样的良知我们还是不去烦的更好。当然，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在诗坛迅速崛起的一个另类的捷径，毕竟那时还没有人敢如此放肆地把心中隐秘而不可示人的部分写得这么淋漓尽致。性在国人眼中一直以来就是讳言莫深的啊！你好聪明啊！伊沙！
假设不把伊沙的诗看完，或不看到洪迪《黑马三说》中伊沙的《夜行者》的片段，我想就此把他归进“下半身”诗人的行列，一点也不为过。或者就是个混迹于诗人行列的流氓。（我不愿意称热衷于写下半身东西的人为诗人）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撞翻了一位盲人/我也被撞翻/在这最黑的夜晚/他主动放弃了竹杆/我被迫放弃了双眼/他朗声大笑/不似我恼羞成怒/他在嘲笑我吗/笑我有眼无珠/我干脆扣出/两粒黑夜的废物/随手扔在一旁/拉着盲人的衣角/走向灯火辉煌
这是伊沙《夜行者》中的一个片段，尽管没有能看到全诗，但仍然让我欢喜得不能自禁，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洪迪对这几句诗的评价是荒诞透顶的超现实主义。对此看法我不能完全苟同。超现实主义也许可以勉强站住脚，但荒诞透顶却似乎太牵强了些。我们且从诗歌的现实性和寓意性俩方面来看。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内容和此诗表面所表达的情景不经相同。一天，伦敦街头突起大雾，一个明眼人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家。正在他到处乱蹿之际，碰到了一个盲人，最后盲人很快把他带到了家门口。不知道伊沙在写此段诗的时候是否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但这却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了。
一个盲人残疾的仅仅是他身体的某个器官，而一个肢体看似健全的人，不一定有肢体一样健全的人格和灵魂。谁感肯定地说一个明眼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呢！有时候眼睛也真就成了件多余的摆设了，扔了也罢！心灵的迷茫不是简单到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的。
所以，就此段诗而言，它既不超现实，也不荒诞，更谈不上透顶之说了。但寓意却是深刻的，不无黑色幽默之说。看来伊沙果真是一匹黑马。
洪迪在文章中还评道“伊沙的诗作和论诗，的确有点顽皮、粗暴、霸气、邪气与痞气。而且不是装的。由衷而出。”我说，谁说没有装的成分。让我们来看看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我可能更愿意做一个后现代主义写作者，而非生活外观上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确，有些人通过写作来表达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生活，有些人却是为了实现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那部分东西。“可能-更-愿意”的说法是个很不自信和确定的假设，这说明诗人对他的愿意不无怀疑和勉强的成分，对他的不愿意也有着至少是一点点的向往，只是迫于各种原因，没有或不敢做而已。一个人其实很难把他的思想和行为截然不同地分割开来，就象镜子里的那个人不会是别人一样。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所谓的文如其人了。如果诗人身上丝毫不带有作品中的那些习气（或者就是痞气）的话，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了。对诗人自己和对诗的读者来说，这都是很矛盾的。我们既想看到诗人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的真实再现，又不愿接受现实中诗人身上的毒气。熊掌和鱼到底选择哪一个，让人进退两难。呜呼！悲哀啊！
当然，不管白猫还是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啊！
伊沙是个善于运用诗歌写作技巧的人，什么摇滚式、口语式、幽默、反讽、荒诞、象征、解构、建构等等，让人不胜枚举。但纵观全相，也就是一个“痞”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也就和诗人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要的是精神而非写作技巧，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不谋而合了。伊沙用他痞子式的口语写作方式，而不是生活方式，对准历史、现实、人性的命门，给以刀砍斧劈般的猛击，以此表明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揭示生命的本真状态，同时给人以某种启迪。现实总是逼迫诗人想要逃离生活，却又无奈地面对真实。痞子气就是伊沙面对真实的方式吧！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把伊沙归类为哪一种人，“痞子”还是“黑马”，亦或这两类对诗人来说都略欠公平。那么好吧！我们就把他归进大统“诗人”这个行列里去吧！不管“痞子”也好，“黑马”也罢，伊沙就是个诗人，只是个诗人。
（三）理想主义的玻璃瓶
九点钟的风，树叶不安地翻动/麻雀叽叽喳喳，在沙地上觅食/墓地的大树上又飘下来一片叶子 （《兰波墓前》）
我想写出这风中的清凉的安宁/草茎颤动着咝咝响的安宁/老人裤管里瘦骨的安宁（《安宁》）
有一天还将回到我的下陈村/回到山和水、田埂和田埂之间（《兰波墓前》）
树才的诗作中有很多这样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平实、朴素、从容、鲜活，没有对辞藻的故意玩弄，就象地里的一棵绿色蔬菜，真实质朴，让人赏心悦目。很多诗人都会故意回避用这种方式来写诗，但树才却没有，而且他用这种看似平淡的文笔写出了“象外之意”。就象诗人自己说的“活到什么份儿上，就写到什么份儿上”。这样的诗让人感到欣喜。
树才在诗的写作上追求内在、从容。他说“内在，才谈得上诗意的深入、锐利；从容，才谈得上一首诗的安排、结构。”他的诗和伊沙的截然不同，没有调侃、粗鲁和故作的张狂，更没有那些“荤”字眼，在从容不迫间娓娓道来，诗艺自然而然地跃然纸上。他和黄梵同属冥想型诗人，但在诗艺的表达上又有所不同。前者朴实、直接、清新、峻秀，后者沉静、迂回、深沉、凝练。各有千秋，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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