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枯竭
理想主义属于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和价值理念。它是心灵生活向上的运动，指向价值世界的深层维度。积极性质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时代精神生活健康和有力量的标志。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学者，都成了惟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都丧失了想象未来生活的能力和构建理想图景的激情，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肯定处于缺乏活力的状态和低层次的水平。
理想主义是一种脆弱的价值观，建构起来非常艰难，破坏起来却很容易。从历史的角度看，对“理想主义”的过度利用，显然严重地造成了这一概念的“话语耗损”和“话语枯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影响力和有效性。“理想主义”成了一个“不名誉”的概念，成了“白日梦”和“乌托邦”的代名词，而“经验主义”则意味着对“真实”的追求和对“常识”的尊重，并获得了绝对的合法性和前所未有的尊荣。在文学上，谁若再将“理想主义”与“诗”和“小说”关联起来，那会被当做观念滞后、不懂文学的落伍者，就要受到“先锋主义”和“新潮文学”推崇者的嘲笑。
在那些姿态前卫的解构主义者看来，理想主义意味着空洞的“宏大叙事”，意味着自欺欺人的道德说教，意味着公式化的浮夸和做作。他们宁愿把文学看做“黑暗心灵的舞蹈”，宁愿把它等同于“身体叙事”，宁愿把它阐释为描写“一地鸡毛”的“新写实”，因为，在他们看来，惟有这样的文学，才更真实，更深刻，更现代。这些新潮作家的精神状况和文学理念，与雅克·巴尔赞在《艺术的用途和滥用》一书中所描述的情形非常接近：“人们并不认为，生活可能是高尚的，甚至是美好。人们把人们的生活和现在对人类的看法视为相等的东西，而且并不感到满意。当人们谈到人类的状况时，他们所说的是某种可恨的东西，一种必须苦熬的刑期。人们很少在他们当中发现值得尊敬的人，对社会类型，只有鄙夷态度；人们把社会类型称作角色，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们的虚假性。尊重这个词汇的引申意义本身已是一种愚昧无知的‘非现实’心态。英雄已从小说中消失，已从生活中、历史中消失了。艺术大体上致力于显示人类这种动物的可鄙性，或者说，通过有针对性地忽略人，从而显示人的不恰当性和多余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的力量感的缺乏和理想主义的衰微，也与后殖民背景下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有关。虽然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也给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念变革和技巧发展，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积极的影响，但是，从伦理精神上看，现代主义文学过度地表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以一种极端的态度追求技巧革新，而对传统文学的经验以及所追求的价值观，则缺乏足够的敬意和充分的吸纳——正是这些不足造成了一种精神上不健全的文学。1962年，安·兰德在《艺术的破坏者》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没有“道德标准”和“自尊的概念”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作家：“现代知识分子膜拜人性的堕落，敌视表现人类才智、勇敢和自尊的浪漫主义文学，但更可怕的是文化和美学的解体。”一个同样可怕的事实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反倒把兰德所批评的那种文学奉为师法的楷模。小说被当做展览人性黑暗的平台，被降低为表现施虐狂心理和“恋污癖”事象的手段。
文学是在苦难中寻求希望、在困境中追求理想的高尚事业，天然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意味着热情和力量，意味着信念和执著。当冷漠和绝望构成的黑暗笼罩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当人们觉得什么都不值得相信，什么都不值得热爱的时候，当文学被当做一种仅仅与个人的体验相关的唯美主义现象的时候，文学的冬季就降临了，文学的理想主义之树花果凋零。
欲望与物象奴役下的文学
转型时期的文学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混乱情形：“真理价值”受到怀疑，而“交换价值”却被当做真理；人的“肉身”被看做人的本质，而人的真正本质却被遮蔽起来。对“交换价值”和“肉身”的迷信，不仅严重地阻滞理想主义的成长，而且导致“欲望化写作”和“身体叙事”的泛滥。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一些以“性”和“身体”为叙事内容的小说，完全把人当做“非人”来写，当做没有人格的“物”来写。人被还原到了失去耻感和人性内容的原初状态。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都被小说家随意地褫夺了。除了包括性在内的原始冲动和“拜金主义”的低级欲望，在那些热闹一时的作品里，你几乎看不到别的——没有深刻的道德焦虑，没有高尚的精神痛苦，没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赞美。在“我爱美元”的恣肆的叙事里，在对“半坡人”的幼稚崇拜里，在“欲望”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声里，充满诗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终于被彻底地瓦解了，而庸俗的“私有形态”的写作，则获得了被不断加冕的机会。
文学意味着创造和选择，意味着赋予物象世界以价值和意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即使从具体的写作过程看，作家在对客观的对象世界进行审美处理的时候，也必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目的性和选择性的：“自然中之事物，相互关系，相互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然而，一段时间颇为流行的“新写实”主张，似乎反对升华性的思想和理想性的选择对叙事的介入，似乎更强调直接性叙述，更强调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性。这种新样态的写实，极大地排除了文学叙事所需要的概括性和选择性，专注于对外在物象的芜杂的堆砌。形式上看，这种特殊形态的“自然主义”描写似乎具有生动的真切感，似乎具有日常生活丰富的细节性，但是，它们缺乏正常的叙事所需要的评价性，更缺乏伟大的叙事所具有的理想性。对鼻涕、粪便以及大量此类物象的“恋污癖”描写，充斥某些小说的叙事世界，然而人们却不仅见怪不怪，视若无睹，而且还像面对玫瑰花一样，为之陶醉，向它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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