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两代作家的通信

　　李建军，文学博士，文学批评家。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文学因何而伟大》等多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第一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等。

　　自打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从手机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体外器官之后，手写的书信，便越来越少见了。是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多么便利，多么迅捷，谁还会辛辛苦苦一笔一划地用笔写信呢？谁还有耐心等待几天的时间，让自己的信慢慢腾腾地抵达收信人的身边呢？

　　然而，我最近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手写的来信。

　　更让我意外的是，写信人竟然是我素来尊敬的蒋子龙先生。他在手札里这样写道：

　　建军先生：近好！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去年第五期的《小说评论》，读到您评《农民帝国》的文章，有惊喜，有感动，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教益。在您的褒扬中我受到鼓舞，也悟出了自己的弱点。能收获一篇您的评论，《农民帝国》就没有白费力气。

　　前不久刚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颂扬您的长文《文学批评因何而伟大》。我一直喜欢读您的文章，这回算知道您是怎么做学问的了。为了写这篇文章读了多少资料啊！心里感动禁不住要表达，不多占时间，再次感谢！并祝时祺！

　　蒋子龙顿

　　2010.4.1 6

　　蒋子龙，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曾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引起全国性轰动。还著有长篇小说《人气》、《空洞》等，均引起很大反响。

　　2009年，由于担任《中国作家》杂志“鄂尔多斯文学奖”的评委，我有幸较为细致地阅读了蒋子龙先生的参评作品——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老实说，对他的这部作品，一开始，我并没有存太高的期望。原因是：外在的，他面临着所有中国作家都几乎很难超越的障碍，即对外部的“规约框架”的突破；内在的，他必须克服自己固有的写作模式的局限，而这，在我看来，难度也非常大。我想，这也是别的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看法。我们的莫名其妙的偏见是：每一代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而蒋子龙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的局限，他那一代人已经无力把握和叙述当下这个无比复杂的时代了。不仅此也，有的学者甚至将当代文学的改道易辙，衰萎不振，归咎于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的阻滞。蒋子龙先生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诬枉之论，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恼羞成怒地咒骂批评家，没有揣度批评家的动机和居心。我以为，这种任人评说的宽容和平静，体现着一种良好的教养和风度。蒋子龙先生用厚重的创作实绩，证明了他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改革文学”既不是无法绕过的礁石，也不会阻挡探索者自身前行的脚步。

　　完全没想到的是，《农民帝国》令我惊喜，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的大奖，实在是实至名归。它不仅在小说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对当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也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这部作品，我找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更为完整的单行本，又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一般来讲，重读才是对作品最大的考验——只有经得起重读的作品，才有可能是站得住的好作品。

　　为了更有效地描述我的阅读体验，为了沿波讨源地探寻蒋子龙创作的跃迁轨迹，我又从图书馆借来了多卷本的《蒋子龙文集》，重新阅读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最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农民帝国〉》的长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以及作者对现实和“新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等问题。我没有想到子龙先生会读到这篇文章，更没有想到他读了会有那样的感受，会写信来表示他的谢意。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读过蒋子龙先生的作品。他的通脱、明快、朴实的叙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年轻读者的文学趣味；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和进取精神，以及人物的不愿循规蹈矩的个性和敢于挑战的姿态，也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内心生活。确实，蒋子龙先生在我们那一代遍及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八零后”作家在他们的粉丝眼中的位置低；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则是“尿不湿一代”永远无法想象的——要知道，在那个百废待兴、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学不仅负载着许多青年的美好梦想，而且还起着为生活导夫先路的作用。

　　然而，我见到蒋子龙先生，却是很晚的事情。大概是2003年，《羊城晚报》组织了一个文学论坛，我和蒋子龙先生就是在那个会上见面的。会议间隙，我们一起散步，聊起了当下的文学，对一些问题，有着共同的看法。这几乎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谈话。此后，虽有见面，但大都匆匆而见，忙忙而别，相见既无交谈，别后也无联系。按说，作为后生晚辈，我应该多多向他问安、请益，但我偏偏又是一个在社交上极为矜持和疏懒的人。

　　读罢子龙先生的这封来信，我非常感动。老实说，在文学批评上，我虽然努力使自己抱着超然的态度，但绝不是一个不屑毁誉的人。作为“批评家”，我收到过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听到过从维熙、何满子、谢冕、严家炎、张梦阳和台湾的马森等前辈作家和学者的让我受之有愧的“不虞之誉”，但也承受过“不虞之毁”，尤其是某些“著名作家”的东拉西扯的臆度和詈骂，至今让我犹觉不可思议。一般来讲，作家一旦成名，就会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也会更加在意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但是，其中很有一部分人，未能正确地理解文学批评的功能，没有学会如何以正常的态度对待批评：看到那些把话说豁了边的赞扬，他们视之为自己应得的奖赏，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看到质疑的批评，则大为不快，甚至恼羞成怒，认为批评家要么低能，看不到自己的佳处，要么居心叵测，偏要坏他的好事。而蒋子龙先生自出道以来，不知听到过多少赞扬，读到过多少评论自己的文章，怎么会在乎我的那样一篇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呢？我觉得他写信给我，完全是由于他的教养。没有谦虚的德性和博大的胸怀，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就不会有这种教养，就不会降尊纡贵地写信给一个晚生后辈，就不会真心诚意地“再次感谢”。　　3

　　长者有信来，岂敢不回复。于是，铺纸搦管，我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尊敬的子龙老师：您好！

　　惠示收悉。刚从外地回来，所以迟复，请您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