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现象。它因真诚和真实而存在，因虚伪和虚假而没落。所以，说真话，乃是它必须服从的律令。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首先，批评家要有敏锐的辨识力，要能发现被层层假象遮蔽的问题；其次，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要有一点耻感，要把随喜说好话、顺势说假话，当做有伤尊严的失职和堕落；甚至，还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做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文学批评的文风之好坏与境界之高下，从专业能力方面看，决定于批评家是否有成熟的判断力和表达力，从伦理精神方面看，则决定于他的气是否盛、耻感是否强。
从中国文论的角度来看，作文的要道，全在一个“气”字上：气盛则言宜，气衰则言乖。故自孟子首倡“养气说”以来，“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就成了中国诗学理论中的黄金定律和不易之论。唐宋两朝论文章，尤喜以“气”作比譬。刘禹锡说：“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附丽不以凿枘，咀嚼不以文字”(《答柳子厚书》)。而韩愈的比喻更形象，也更有名——他将“气”喻为“水”，将“言”比做“物”，视“气”为决定写作成败的关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逮及清代，“文气说”益昌，强调的语气，也更加斩截，类似“有气则生，无气则死”这样的话，几乎成了挂在一些学者嘴边的流口常谈。
作为一种复杂的结构，气至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一个是生理学层面，一个是心理学层面，一个是伦理学层面。其中既有先天生成的一面，也有后天养成的一面；就前者说，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后者说，它又具有可重构的变易性。虽然就其最初形态来看，气无非是“鼻息出入之气”，但是，通过积极的修养，这种自然形态的“生理之气”，可以逐渐升华为精神形态的“心理之气”与更高意义上的“伦理之气”：“理气此气，血气亦此气，圣贤庸众皆此气，辨在养不养耳”(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上册，《思篇·二十八》)。
那么，对文学批评来讲，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气”呢？
答曰：是伦理意义上的“盛气”，即充实而勃郁的浩然之气。它是真气、英气、正气、胆气的混合体，是批评家在克服了内心的顾虑和恐惧之后所获得的一种个性舒展、情绪饱满、心智活跃的状态；只有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批评家才能以一种自由的心态进行写作，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反，如果处于气虚和气竭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因为胆怯而左顾右盼，而言不由衷地说漂亮话，而虚头巴脑地说好听话。尽管，对一个批评家来讲，情、识、才、学也很重要，但相提而论，浩然之气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它的推激和支持，批评家的内心就缺乏勇气和活力，他的情、识、才、学就很难被充分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这种浩气甚至还应该有“怨”和“愤”的因子，即因为强烈的不满和热切的渴望，而表现出来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性诉求。在司马迁看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意有所郁结”则是圣贤们著书立说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的胸臆间，也有一股沛沛然的浩气，就在于他的浩气里，流贯着敢“怨”、敢“发愤”的精神。李卓吾在《焚书》中论及《伯夷列传》时，便肯定了这一精神，同时，他也批评了后代学者的气沮色挠，没有出息：“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的确，文学批评的不发达，往往不是因为批评家的气“太盛”——所谓“盛气凌人”的批评，其实并不多见——而是因为气太弱，弱到了近乎低首下心、低声下气、没有耻感的程度，因此，便无痛痒，无不满，无对话，无交锋。然而，浮枵不实的好听话，却是现成的，只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朋友”或有点儿名头的作家，那么，无论他写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烂作品，都有人热情而慷慨地赞美它——他们的赞美，有时几乎到了黑白不辨、美丑不分、善恶颠倒的程度。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吕坤也说，“沾沾煦煦，柔润可人，丈夫之大耻也”。一个丧失耻感的人，大体上就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混世主义者；而批评家一旦丧失了耻感，便很有可能把说假话当做家常便饭，就有可能成为“柔润可人”的乡愿。所以，古人的耻感，我们也应该有，不可因为我们的不肖，而使先人独专斯美。然而，正是在“知耻”一事上，我们却有违祖训，显得很不成器。
最近，我有幸阅读了一部涉及五代之乱与宋辽之争的当代小说。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作者自称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时下的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因而，为了远离贪嗔痴“三毒”，他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宗教”，然而，他所信奉的宗教——一种我闻所未闻且名称很怪的“宗教”——不仅没有帮他变得更加智慧和成熟，反而使他连最基本的事实感和判断力都丧失了。这部作品的“反小说”的叙事和粗糙的语言所造成的阅读障碍，已经很折磨人了，然而，更让人惊诧和难以接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它的历史观和宗教思想——它对民族英雄的贬损，对觍颜事敌者的赞美，实在是太出格、太离谱了。
“五代”之际，中国进入了政局最为纷乱的时期，也进入了世风浇漓、士节最差的时期。正因为关怀世道人心，正因为看到了砥砺士节、匡救世风的迫切性，陈寅恪先生才在《赠蒋秉南序》中，高度评价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然而，我们时代的这位对“西夏”文化情有独钟的小说家，却偏要跟欧阳修唱反调，立志要给冯道和秦桧这样的无特操、没骨气的人翻案。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由人团捏的软泥巴，对那些是非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那些忠奸已经有定评的历史人物，后来的人们固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他的立场和观点多么具有“现代性”和“宗教感”，都不能丧失最基本的历史感，都不能颠覆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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