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在这位作者的笔下，文天祥陷阵却敌、不避汤火的英雄行为，不仅无功，而且有罪：“在所谓的‘汗青’中，耀武扬威的，恰恰是帮凶和罪人。”总而言之，“所谓的‘民族大义’，其实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部落对同类举起屠刀时理直气壮的嚎叫。……千年来的文人们讴歌的，便是这个了”。在这部的作品里，“宗教”被当做旗帜举起来，尊严却被当做泥土踩在脚下，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全然没有了意义——只要能活命就够了，管他天下是谁家的天下。
本来，严肃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严格的尺度和严谨的态度，要对作家不成熟的创作和不可靠的思想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对话性的质疑，从而向社会提供负责任的判断和有价值的“批判性话语”。然而，让人困惑和失望的是，面对这样一部小说，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却不仅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质疑精神，反而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文过饰非的好听话，竟然认为这位作家的“文学成就”被低估了，竟然认为他已经进入为数不多的“大作家”的行列了，全然没有正常的文学批评所应该有的“盛气”——面对问题直言无讳的正气和胆气。 是的，在那些热诚的批评家的内心，总有一股不可遏抑的盛气。当然，“气盛”不是为了“凌人”，而是为了“立言”，为了维持真理和批评的尊严，使它不至于堕到尘埃里。批评是与自尊和良知密切相关的事业，而正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则是批评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
几乎所有优秀的批评家，都是敢说真话的人。他们也许显得尖锐、冷峻，但却毫无恶意。他们不怕得罪人，也很少考虑因为批评自己会失去什么样的利益。在对待批评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纯粹的学术态度和高尚的专业精神。李长之对鲁迅的批评、常风对《子夜》的批评、李健吾对巴金《爱情三部曲》的批评、傅雷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连环套》的批评、苏雪林对沈从文小说种种缺点的批评、朱自清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和“民初的游记”的批评、龙应台对无名氏与王祯和小说的批评，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值得称道的典范。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常风先生对《子夜》的坦率批评。要知道，自1933年6月出版之后，茅盾的这部作品就受到几乎众口一词的赞扬。然而，对这样的评价，常风先生却“不敢苟同”。1936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愚暗的意见”：“就《子夜》的中心人物吴荪甫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灵魂的木偶。这是一个多种人格的混合物，但是在叙述中似乎缺少若干必要的说明。像傀儡戏中的木头人一样，吴荪甫是一个被劣等的玩傀儡戏者在摆动着。这部伟著的开始就是一个不幸的征兆。”倘若放在今天，这样直言无隐的批评，肯定要被我们时代忠厚之态可掬的人们，归入“酷评”之列的。然而，关于《子夜》，常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却是最有事实感和问题意识的观点，也是最值得珍惜的意见。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如果没有那股“盛气”，常风先生断然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那一通几乎要犯众怒的议论来。
伟大的别林斯基——他的名字几乎可以被当做“批评家”的代名词——也是这样一位“气”很“盛”的批评家。他真诚地肯定过许多作家的成就，但也批评过不少作家的问题，即使对自己曾经欣赏和赞扬过的果戈理，一旦发现他后来的创作出了问题，他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事实上，这种充满激情的批评精神，在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也是特别需要的。不少有成就有影响的研究文学的学者，同时也是优秀的批评家，而他们的著作里，也都充满批评的激情和“盛气”。例如，在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在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在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在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中，在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甚至在布鲁姆的值得商榷的《西方正典》中，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批评精神的存在，也能感受到一股“盛气”的存在。
在广受欢迎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里，勃兰兑斯这样评价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不像歌德那样是一个平静的人。在他的摇篮的上方闪耀着不祥的星；他和拿破仑是同年生的，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的残酷黯淡的特征在他的作品里是有明显的反映的，给了他们一种狂野的品质。”这样的文字，优美而深刻，一针见血，充满“盛气”——这股气，他在评价海涅、贡斯当、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乔治桑、缪塞、圣伯甫等人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勃兰兑斯的批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批评的文风，不仅是一个语言和形式的问题，还是一个与批评家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的问题；文体问题其实就是文气问题，而文气则与心气相通，是作者的个性、气质、人格和德性的外在表现。《易经·系辞下篇》里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一段极为深刻的话。它说明，文风的形成和差异，其实就决定于批评家的性格特点和人格状况，甚至决定于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伦理行为和道德体验。所以，仅仅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从技巧和形式的角度，根本无法完整而全面地揭示文风形成的原因。
勃兰兑斯在谈及法国“浪漫派”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长也很精彩的话。他说，作家若是看着公众的脸色行事，为了赢得自己时代人们的赏识而写作，那么，即使他赢得了桂冠和财富，他也是不存在的，他的作品也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当他“没有任何思想顾虑，道出了他的亲身感受，写出了他的亲眼所见的每一部这样的作品，不管它刊印的版本多么稀少，却是一部有价值的文献，而且将永远是有价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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