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的理解和鼓励。您的谦虚，让我感佩；您的奖赞，使我愧怍。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虽然还没有到“烂忠厚”的程度，但也并不具备做批评家的刚健性格和无畏精神。真正的批评家是那种敢于承受伤害和打击的人，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他虽然不必像东汉的仲长统那样“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但却应该把他的“三可贱说”牢记在心：“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他绝不满足于寻章摘句地玩弄“纯文学”，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向社会提供真实的信息，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在写给一个被胡适批为“妄人”的曹姓学者的信中说，可怕的“残虐”，将使“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甚至，“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在我看来，学者的虚与委蛇和不说真话，批评家的二三其德和苍黄反复，士人的丧失对“可贱”之事的敏感，其后果，将与可怕的“残虐”一样严重，一样有害，因为，它不仅会严重地淆乱文学评价的标准，而且还将严重地败坏我们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
我本来是学问中人，更愿意安安静静地读书，倘有所感所思，持之有故、条分缕析地写将出来，便很觉惬意。成为所谓的“新锐批评家”，其实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实在看不惯某些批评家一味地向“著名作家”做媚笑，看不惯他们把无大价值的劣作赞为寡二少双的杰作。偶因读了几部这样的“杰作”和“经典”，便忍不住写了几篇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谁承想，竟惹得一些朋友怏怏不乐，也将我自己置于激烈“交锋”的冲突地带。
古人说，事相反而实相成。其实，创作与批评也是互相推助、相生相克的。说真话的批评，可以给作者提供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像；优秀的作品，则能点燃批评家的创造激情，激活他们的思想，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和言说的冲动。我读《农民帝国》，就体验到了这样的愉悦和冲动。您像陕北的石匠一样，在生活的石山上，雕刻出了一个个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您对这个复杂的转型时代众生相的洞察尤其深刻，既有着令人震惊的现实感，又有着发人深省的历史感，极大地超越了詹姆逊所批判的那种缺乏自我认知能力的“文化逻辑”，克服了那种失去感知“整体性”能力的琐碎和浅薄。郭存先这一人物的塑造，更是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格裂变和人格毁灭的悲剧，可以看到国民性异化的严重情形，而这些人格灾难和精神伤痕，几十年来，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如何治愈这些内在的创伤，如何使他们活得更文明、更幸福、更有人格尊严，正是您在这部小说中忧心殷殷地思考的主题。您的这部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史诗般的规制和力量，展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惊心动魄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内心世界的那些被层层表象遮蔽的病痛和残缺，就此而言，它实在可以被当做认识变革时代的中国人精神状况的丰富而可靠的档案资料，可以被看作包含着深切焦虑和神圣忧患的启示录。
系统地读了您的几乎所有作品，我感受到了您的正直，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个民族尤其是底层人生存境遇的关切，看到了您从事写作的文化理想。尽管您所叙写的生活，您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包含着令人心情沉重的悲剧性，但是，您叙事的语调并不悲观消沉。您的批判是尖锐的，但也是充满同情的心的。这是您特有的严峻其外、温热其内的心情和态度。在您的《农民帝国》中，分明有着始自晚清的严复、梁启超一代，中经鲁迅、胡适和傅斯年等“五四”一代，而传承下来的启蒙传统——用更具现代性的他者文化作参照来反观中国文化，通过充满理性精神和变革热情的批判，来实现对“病苦”的疗救，来实现对“新国民性”的塑造，来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我把您的那些与“国民性”有关的写作，同王小波等人的写作一起，归纳为当代的“新启蒙写作”，或者“新国民性批判叙事”。这显然是一种有待成长的写作模式。我曾经在发表于《文学报》的一篇题为《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代启蒙写作的旗帜，已经降低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种种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原因，许多的作家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方式来写作，要么满足于玩弄技巧和形式，要么沉溺于随意而虚假的编造，要么陶醉于对无聊的个人经验的叙述，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与他人经验的非相关性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非介入性。雷巴科夫说，文学总是关注和表现自己时代最迫切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这里，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作家似乎总是在回避那些“最迫切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想要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写作姿态，就必须直面问题和苦难，就必须承受内心的煎熬和严峻的考验，就像韦君宜写《思痛录》那样，就像陈忠实写《白鹿原》那样，就像您写《农民帝国》那样。
好了，该打住了。强聒不舍地说了这么多，实在与班门弄斧无异，尙乞子龙老师无以放言无忌为唐突。
随后奉寄旧作《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与新著《文学因何而伟大》二册，自知画眉深浅，必不入时，请您闲来无事，随便翻翻。敬颂著祺
李建军 再拜
201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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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蒋子龙先生的来信，让我体验到了这种“逢其知音”的美好感受，也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写作是一种交往的艺术，是心灵与心灵沟通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绝不会委屈而傲慢地认为自己“养活了”别人，而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别人的存在，自己的作品才有了产生的可能，才有了存在的价值。我从蒋子龙先生的作品中，从他的来信中，看到了对他者的尊重，看到了一种有教养的风度。2010年5月1日，北京平西府
蒋子龙三封电子邮件
[第一封]
建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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