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底层文学”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像马秋芬、孙惠芬、温亚军、徐则臣、吴君、鲁敏等作家的小说，虽然书写的也是底层生活，但并没有上述概括的“男底层”或“女底层”的那些情况。比如马秋芬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并没有着意于进城务工者惨不忍睹的生存状况，没有永无尽期的苦难叙事。小说是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在生存艰难的背后，朱大琴们还在承受着另外的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他们内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规则那里转眼即逝。在这个事件中城里人共享资源相互利用，用时髦的话叫“双赢”。他们密切结成的社会关系网，以不同渠道和形式瓜分了公共资源。行业垄断和行业权力资本在“合理”、“合法”地兑换成金融资本。但这一切与朱大琴们没有任何关系。都市合谋榨取了朱大琴最后的资源，一切都顺理成章，朱大琴还要含着眼泪表达她的感激和理解。因此《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重新书写了底层生活，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青年作家鲁敏的《镜中姐妹》和《纸醉》也是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纸醉》的情节在年轻人的“心事”上展开，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是“现代”怎样改变了淳朴、厚道、礼仪等乡村伦理，乡村中国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温馨、但在大世界的巨变面前是怎样不堪一击轰然倒塌。她对乡村的至善至美的怀疑，使东坝的土地失去了最后的温柔和诗意。《镜中姐妹》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张家五姐妹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但不同的心理和性格，造就了她们不同的心路历程和生活景况。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家庭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逃离社会环境想入非非。在时代的交叉口上，她们的命运竟是如此不同。《镜中姐妹》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姐妹情谊。她们朦胧地共同爱上了一个高年级同学，这是她们共同拥有的秘密。这个秘密使她们的情谊不能言说又无可替代。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突然来临不期而遇的青春事件。终于，当“发卡”出现之后，决绝的小双选择了死亡：她要把发卡和那个男生一起留给大双。这个悲剧远远超出了姐妹情谊，它是人类面对爱情时至今无法解开的难题。小双那纯洁、幼稚的选择不是拒绝而是放弃，她是送给大双的幸福的祝愿。也只有情窦初开的朦胧爱情才有如此的诗意，就像烟雨中的荷莲，隐约盛开的是让人心碎的爱意。也唯有这样的情怀，才有决绝的小双，才有亲自将发卡戴在小双头上的大双。这无声也无比感人的一幕，是鲁敏献给我们的关于底层青年的爱情神话。那里有心灵的苦难，但又不仅仅是苦难。“底层写作”的全部复杂性并没有得到揭示，这一文学现象从来就不仅仅是“苦难叙事”能概括的。但我能够理解的是，有人对这一文学现象已经出现的某些问题表示担忧，另一方面显然也夸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3 所有的经典文学如果没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的经典性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在“纯文学”的讨论中，李陀说：“上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而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李陀可能将他的想法做了极端化的表达，但我同意他的看法。过去的“去政治化”，是因为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太多，文学没有独立的精神地位；今天文学的“政治化”，是因为作家有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它是文学获得独立的另一个表征。当然，任何试图全面的概括都会词不达意，都可能走向片面。这些看法无非是在说明，文学走向公共论域，必须关心书写文学之外的“公共性”问题，对这些问题有提出和担当的愿望和能力。在我看来，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性不应也不会构成矛盾关系。所有的经典文学如果没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的经典性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又如何能够进入公共论域呢？如果仅仅潜心于“纯文学”，文学就只能在小圈子里流传和欣赏。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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