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底层文学”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像马秋芬、孙惠芬、温亚军、徐则臣、吴君、鲁敏等作家的小说，虽然书写的也是底层生活，但并没有上述概括的“男底层”或“女底层”的那些情况。
1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
三十年来的文学与批评，一直存在着与公共论域的关系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还没有全部呈现出来，除了意识形态的规约之外，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艺还没有构成与文学和批评的竞争关系。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艺的合法性还是一个问题，邓丽君或“书摊文化”还处于“半地下”状态。这种情况使80年代的文学和批评在公共论域几乎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与意识形态密切缝合的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在那个时代几乎一枝独秀。80年代中期文学的分化，是文学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放缓了速度，部分文学，比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分离了与社会同步的对应关系。这一变化使文学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是文学不再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不再对现实直接发言；一方面，文学开始建构起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政治”。“文学的政治”在践行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批评标准，统一的文学批评尺度就是在那个时代结束的。但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过去潜伏“地下”或“半地下”的流行文化迅猛地走向前台，几乎占据了消费文化的全部空间。现在被普遍认同的文学的“边缘化”，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现实的。
文学重返公共论域或再度引起整个社会关注，是1993年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出于对中国社会精神状况和文化状况的忧虑，比如普遍的人格萎缩、社会批判声音的消失、艺术与文学趣味的粗劣等。虽然那时的讨论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普遍缺乏切实的了解，使讨论一度陷于排队划线、更多的是在情感立场上展开，取得的学术性成果不多。但时至今日，回头看那场讨论提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是越来越严重。人对意义世界和价值观念的问题变得更加茫然。这种与现实建立关系的讨论，才使它有可能进入公共论域。这场讨论从开始至今整整十五年，十五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但人在精神领域的变化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讨论的。包括当年参与讨论的学者，在社会结构中大多成了“中等阶层”，这些人的生活圈子也基本在这个阶层展开。他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狭隘，缺少与社会下层的血肉联系。一个这样的在精神上越来越狭隘的人，他很自然就会逐渐远离那些尖锐的社会和时代问题”。多年以来，文学的阅读处在越来越低迷的状态，与文学没有能力提出或处理当下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是有关的。
2004年以来，文学又一次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与“底层写作”的大量出现和对这个概念的提出有直接关系。关于“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的讨论，从2004年至今一直是文学批评集中关注的话题。但是，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的“认知焦虑”仍然没有成为过去。因此这是一个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文学现象。对这个文学现象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学界，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是所谓“纯文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继1993年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唯一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论争，因此意义重大。随着讨论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也逐步显露出来。比如，“底层”是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概念，是谁在写“底层”，“底层”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苦难可以描述或涵盖的，“底层写作”的文学性如何评价，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中的情感和立场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了文学批评的进步和独立，在非“组织”的情况下，文学界主动介入这一话题，显示了文学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有试图迅速将其知识化的倾向，这种“学院式”的批评似乎很“学术”，但历史已经表明，学院式的研究或批评首先要经过历史化的过程。急于将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纳入学院制度或范畴，结果就是远离了现实对象去纠缠概念、源流等“学理”层面的问题。因此，有些看似很学术的批评，恰恰将讨论引向了歧途。
2 许多年以来，能够引发社会关注的文学现象，更多的恰恰是它的“非文学性”，恰恰是文学之外的事情
“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概念显然是临时性的概念。这种现象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伤痕文学”、“朦胧诗”、“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直到“私人写作”、“70后”、“80后”等，这些概念都是临时性的，它们都还不是科学的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可以通约的，文学界都知道这些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至于这些现象如何概括更合适，可以留给以后或文学史的研究。与此相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底层写作”文学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在“专业”范畴里的讨论，对这个文学现象普遍的指责是“粗鄙化”、“苦难焦虑”等。对“底层写作”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真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说清楚“文学性”究竟是怎样表达的。这个问题就像前几年讨论的“纯文学”一样，文学究竟怎样“纯”，或者什么样的文学才属于“纯”，大概没有人说清楚。 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曾经是不战自胜，“政治正确”也就意味着文学的合理性。但是，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看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同时，也必须用文学的内在要求衡量它的艺术性，评价它提供了多少新的文学经验。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年以来，能够引发社会关注的文学现象，更多的恰恰是它的“非文学性”，恰恰是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一现象多么合理，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告知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读者对文学寄予了怎样的期待、他们是如何理解文学的。另一方面，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不仅激发了作家介入生活的情感要求，同时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底层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就像在文学领域没有可能认同的“中国经验”一样，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底层文学”经验。因此，有人在抽象地肯定这一文学现象“倾心于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其主体背后所隐含的道德情怀不容置疑”的同时，又具体地否定“‘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因此是“一种游离了文学本色的写作”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没有一个所谓共同“文学本色”的存在。在“整体性”已经破碎，多元性已经建构了新的文学格局的时候，妄论统一的“文学本色”是试图建立新的“整体性”，但要实现这样的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既不是今天文学的现实，也不是文学未来发展需要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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