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旗：韩文戈诗文集《通向往昔的路》印象

　　“通向往昔的路”该怎么走
　　——韩文戈诗文集《通向往昔的路》印象
　　
　　【河北】王建旗　
　　
　　作为朋友，在许多场合我都不讳言喜爱韩文戈的诗歌，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经一起被划归“新乡土诗人”的行列，我的诗集《老苍会》和他的诗集《吉祥的村庄》从文本取材、审美趋向到意象组合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虽然不是我在此要谈论的主要话题，但它肯定影响和支配了我的谈论——话题就从这里展开——我们都走在“通向往昔的路”上，因此“通向往昔的路”该怎么走？这对他和我——以及我们——而言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关乎日常生活、个人命运和精神指归的重大问题面前，我看到文戈的“通向往昔的路”在这些不同的层面上进进出出，扩开了一片片生命的空间、淹没的岁月、不断地带着人们的哀伤沉沦而又一次次在我们的惊诧中上升的盛景……诗意就存在于这景象、声音、颜色、线条共同织就的意志和关系之中。在这里，这种潜在形式的关系带来的不仅仅是感性的力量，还有隐秘的神性的“到场”，让它们共同把“通往往昔”的大门打开。我正是在这样的惊喜交集中读完这部诗稿的，它让我自己 “往昔”的层次感在阅读当中也逐渐明朗，这使我愿意在此用以下两个各自成立又彼此纠缠的“往昔”的纬度来鉴赏文戈的诗歌。
　　
　　经验中的往昔。诗歌在广义上具有“隐逸主义”的倾向，这不仅仅是大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积淀所致，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诗歌在时间的“遗忘症”与“反遗忘”斗争当中的重大主题。尤其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文化而言，多少年来“山水林泉”就是我们的准“教义”。它与故土观念、“老庄”美学、“出世”情结、返乡意识紧密结合，经过千年诗词歌赋的精心培养，在这中国式的“美学”逐渐演化成某种隐于世俗生活的“宗教教义”时，“单调的中国文化”便拥有了它独有的“诗意”，而这“诗意的图像”正是在“往昔”的底色上开始显现的，很少能有哪个中国诗人没有经过这种颜色的“熏陶”。
　　
　　在这本诗集当中，这样的气氛得到了铺排有序的渲染，大部分作品显得意象叠加，影影绰绰，虚无而真实，入俗又超然，具有一种单纯的“使偶然趋向完美”的快感。我认为，原因除却以上的“集体意识”之外，自然与韩文戈的“乡村生活”密切相关，像第一辑以及稍后的作品几乎都是对早年乡村生活的追忆，如“雪中送家人回乡下”、“乡村的忧伤”、“吉祥的村庄”、“民间古董”等等，都是写“岩村”以及诗人的岩村记忆。我注意到，韩文戈在早年就显露了在诗歌里渲染和抒情的才具，他最初的诗歌就显得舒展，地道，而且避免了“简单粗放的抒情”和“滥觞的讴歌”，把乡情、亲情这样的个人生命的血脉及时转化为文化精神的命脉，把作为农业文明象征的“山水”和“湖光山色”在个人式亲历的经验里释放出来。这在80年代的诗歌写作境况里已属难能可贵。因为80年代是个知识饕餮的时代，诗人们在追求和风格上争强斗狠，能够把写作限定在个人式的经验里实属不易。像这样的诗句：“总会有一天，我将在一夜之间变小/小到谁也无法看见/像季节在农人心底的转换/像鸟翅上的沙在飞……” “而现在，我当然还要更好地看清/曙光是怎样进入我黑暗的房间/这是一个人的隐秘，/冷冷的鹰隼在与疾风搏斗/我必须忍住，并且把所知的秘密说出……”已经很难从中辨析80年代的痕迹。我理解，文戈对传统文化中关于的乡村的诗意进行了改造，这改造后的“往昔”只能是诗人经验中的“往昔”，而这样的“经验”也只能是诗人个人式的“经验”。在对这经验的反复展现和想象中，他运用象征、隐喻、联想相互咬合的方法，使诗歌品相个性鲜明，情景交融，富有了音韵的美感。
　　
　　这是韩文戈的优势所在。因为岩村，使他有了一个可以与世界发生深刻关系的切入点，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韩文戈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根系。同时，这也使他个人的生命多出了一个窥看世界与存在的视角，即便世界的存在具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但起码“岩村”对他是真实的，可触摸的。它使诗人的内在生命丰富出一个新的精神层次，同时也在他“明晰”的世界观里埋下另一种意义的复杂性伏笔。实质上，这样的美学特征已经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以诗意世界对抗技术世界的表层象征。
　　
　　质疑中的往昔。如果从大学时代算起，韩文戈的写作历史跨度已将近30年。这30年是中国社会与20世纪前半叶相呼应的又一次王纲解纽和理崩乐毁。20世纪的前70年，激进的文化革命伴随着残酷的社会动乱，让数千年农业文明积淀的传统文化丧失殆尽；此后的30年，又让在动荡的历史当中造就的“意识形态”专制崇拜草草收场。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较量当中，虽然起源于70年代的“朦胧诗派”的崛起在艺术实践和社会道义上都取得了卓绝的胜利，诗歌艺术沿着反抗，叛逆，颠覆的方向迎来了一个更具个性化的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的开放时代。但是凝聚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共时性天空的一次次沦陷，使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不得不一再地朝向虚无，最终使一个彻底怯魅的时代伴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商品文化大潮的洗劫迅速占据了这块古老的土地。
　　
　　作为这一运动的参与和见证者，韩文戈无法回避这一重大的时代主题；同时作为一个具有“隐逸”倾向的严肃诗人，这样的时代底色又必然给他的诗歌写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一种对任何单一的真实性都抱以深刻怀疑的文化中，任何傲慢的一意孤行和自我封闭的写作都是可疑的。因此一个诗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个人、生命、时间的幻象整合进当代经验的整体结构，首先使自己对无形的往昔世界的领会添加进时代的质疑和抵抗，从而与自己追随的世界在争执和质询当中更紧密地携手去接近它们意欲抵达的彼岸。这样的转化必然使诗人的“往昔的世界”具有了“异质”的性质，也使他“通往往昔的路”不再是一条被诗化和美化的通途，进而让他的写作成为一种与目的、对象之间彼此不断地对话、反驳、质询、寻找，然后重新认定和再一次进入对方的全新的过程。我认为，正是这样的变化让文戈经验中的往昔和关系这一往昔时代征象的书写获得了新生，同时使韩文戈作为一个21世纪的合格的诗人站在了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新的起点上。为了做到这一点，诗人付出了代价。他在自传中曾经说他90年代后差不多中断了近10的诗歌写作。但复出后我们发现他的写作姿态愈加精进，虽然其重心依然离“岩村”并不远，但是明显的特征是在他描述的“岩村”的具象和意象上多出了一层“过滤色”，我称之为把“经验中的往昔”转化为“质疑中的往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这部诗集的特色和主基调。这里举《无题》：
　　
　　无序啊，无序啊，在这个无序的季节，生命迟早要扎下根
　　在暗土里奔突。安逸的月亮穿过雨丝，像躲开此生。
　　那举止笨拙的人，爬上梯子眺望
　　或在城外拉犁，他挽起肥大的裤脚。凡事无非从来处而来
　　向去处而去：一行大雁飞过天穹。
　　
　　作品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矫正了隐逸主义者与反隐逸主义者之间形成的历史功课，让自白，象征，怀疑，顿悟的各个头绪自行展开，又把它们突然收紧，抓住，团弄杂揉在一起，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诗歌在韵律和形式上的特性，但却没有被传统的形式所束缚，最终让一首诗所能够自然、充分地把它意欲表达的世界的丰富、复杂、真实、虚无展现出来。
　　
　　再看《白昼的虚无》：
　　
　　从一出生，我们就被准予，倒计时。
　　水车永久循环，而水向前。
　　那些泡沫、蜉蝣、水鬼、避孕套、啤酒瓶，跟人一起
　　向下游漂去。将会越来越快，直到钟停止。
　　一切，终将沉入时间的深渊。
　　终将被一张嘴吐出，骨头，屡被篡改的白昼的虚无。
　　
　　诗歌通过并置、多重视点的转换来刷新了其叙述，借用影视中跳切、移动镜头、分画面等技巧，让读者浸透在当代生活的纷繁性之中，使注意力在迅速涣散和转移的同时得以在不同的体验中时沉时浮，仿佛在展示组成当代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重叠和分化，进而让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时断时续的接合点上使两者模糊了边界……通过这些众语喧哗，双声演奏的复调文本，我们看到韩文戈给我们指出的“通往往昔的路”已经不再是那种纯然的“乡愁”、“乡情”和单纯眷恋过去的“天然牧歌”，他把作为现代人的不安和谨慎、躁动和自省、怀疑和信仰、虚无和敬慕、溃败和自持……一股脑地投放到诗句当中，通过密集的意象、时间的切割、秩序的重新排布把往昔和当下衔接在一起，并使之成为“艺术真实”这一硬币的两面。它们互相生成，又彼此颠覆瓦解，进而使它们在纠纷当中具有了一种被质疑的性质。那么，在当下和往昔都被虚化之后什么才是可信可靠的“真实”呢？显然只有“质疑”本身。因为，当下和往昔都走在时间这一共同的易逝和消亡的路上，都是需要展现和出示、挽留和挽救事物，都是诗意当中的往昔……至此，诗歌，诗人领有了自己的圣命。
　　
　　我认为，这是韩文戈对诗歌的贡献，也是对他自己的贡献，使他（和我们这些具有怀乡意识的人）能够在俗常的平凡生活当中随时踏上“通向往昔的路”，让你无论是在熙熙攘攘的水泥街，还是在风尘弥漫的土路上，都能够感到“诗意地生存”的可能性……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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