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接着，奇迹的“光芒”也消退了，“当我走近，它们的光芒笼罩我”，压抑了随后对寒冷的感知。垂直关系为水平关系取代，水平线“相当于人站立的平面或走动的线。水平线因而是一种能够在不同方向上延伸的冷而基础的支座”，“以它最简洁的形式表现出运动无限的，冷峻的可能性”。而诗的前半部隐含的十字架结构，也随着这一冷暖色调的变化湮没无形。显然，可以将垂直关系视为“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这为希腊哲学在中世纪的命运奠定了基调。至此，这首诗可以说检阅了轴心时代以来的人类精神意识。它没有满足于哪怕为其中一种精神意识服务，虽然它知道自己包含着如许多的可能：泛神论、自然崇拜、拜物教、奇迹、信仰、经院哲学、存在主义……
它们就像上苍的灯盏——
一个神话——犹如中了魔法，
这两句诗是冰冷拒绝（“寒冷中”）后的省思、认同，再次回复了赞美。对孙文波来说，每当他的诗句变得过于华美，精神过于高蹈，——其实只是讲究了那么一点儿修辞——，他差不多就要随之加上自我怀疑甚至反讽的性质，低调处理自己在语言道德层面的“僭越”行为。在这里，也许稍有不同，正面肯定的意味超过了负面否定的意味，情感整体呈温暖热烈，而非消极怠惰。
为什么会暗中隐藏着消极怠惰的情感呢？这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的语言学的认识论时代的“无为”状态。对于很多中国诗人或知识分子来说，维特根斯坦都是他们接触英美分析哲学的方便法门，而维特根斯坦又一直被视为连接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的中介人物，结果是，我们这里最终形成的是一种经过折衷的、引激进为保守的、十足传统的——无论是西方意义还是我们自己意义的传统——语言哲学态度，分析哲学的唯名论特征只是作为必要的写作技术的补充被接受下来，为诗人的书写提供消极的辩护，另一方面，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冲撞语言界限”的大陆哲学其实颇合诗人的想法，它与道家“遗忘语言”的思想媾和后受到大面积垂青。
就如这两行诗不动声色宣称的，这只是“一个神话”，是语言的特殊用法所致，维特根斯坦在《评弗雷格的<金枝>》中说：“整个神话就蕴藏在我们的语言之中”，“犹如中了魔法”，比如语言魔法，这两个短语结合起来，并未减轻“上苍的灯盏”这一譬喻的力量，而这一譬喻恰又可以和（德国）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同一篇文章中维特根斯坦说：“人们会说，产生这种仪式的并不是他们的联合（橡树与人），而是某种意义上他们之间的分离。因为理智的觉醒就是伴随着从原始的土壤，从生命的最初基础中的分离而发生的。（选择的起源。）（觉醒精神的形式是崇拜。）” 需要注意“上苍的灯盏”，它并不是“上帝的灯盏”。这大约可以说明孙文波用词的态度。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镜被看作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思想性格的隐喻，而灯被看作诗学心智的浪漫主义概念的隐喻，与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判断联系起来，这一诗学心智的隐喻又何尝不是宇宙和自然创生的隐喻呢？如果非要给这首诗找一首姊妹篇，它也许会是荷尔德林的一首诗。这样说会不会让人大吃一惊？
正如海德格尔一再表明的，只有将概念放回到整个语言运动中去理解，才不会导致“对存在的遗忘”，在这一方面，哲学和诗享有共同的起源。他因而利用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的诗昭示其思想方向。大胆地说，“上苍的灯盏”不光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概念，一个思想，它仍然处在“挂在那里”的徒劳燃烧状态，怎样重新发生意义呢？就是让它汇入永久不衰的运动。
我一下子
想动手摘下一些带回家；
但这里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冲动，一个人的冲动，如果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我们可以说是要保有真理。它使用了这个字眼：“家”。我们立即想到海德格尔的表述：“语言是存在的家”。从这个角度，“家人”是不是产生别一番意思？可以说，这是一组心理——行为——语言的运动，吊诡之处在于，只有在运动中概念才保持着它的同一，它的光芒。如果说，这里的几行诗从玄学回到了生活世界，那么可以讲，这首诗的解决办法，十足中庸而甜蜜温和，它几乎是以一个禅宗式的动作结束了哲学争论。当然，这里的愿望十分可爱，而决不是一个幼稚虚假的冲动，它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现实层面。如果我们遵循一种政治解读模式，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尾，对解释的合理性的追求终于落实在了权力和社会的合理性上面，这里闪耀的光芒是精神原则的光芒，此所谓语言“上达大道，下致赏罚”之功。也可以说，这个政治解读是由以上零碎的神学解读、哲学解读以及语文解读衍化出来的。
这个宽泛的政治解读是否多余？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已经不期然带有文化比较的意味。如果将整首诗看作一场生活的戏剧，其中有思想——台词也有行为——动作，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的台词既时髦洋气又雄辩有力，恰与其思想的朴素外貌形成对照，而它的动作则中规中矩，行为合乎传统美德。时髦的思想来自两希文明，整首诗的行为的仪式感还是出于古典中国的直觉力量：优雅、克制，不出沉稳、成熟的世故的范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这首诗总括了纷纭认识带来的情感蜂拥。
如果说，前九行诗更关注观念，而且在不同观念间游移，后四句诗则更为关注观念的实现、观念的颠覆、观念的后果。全诗的意指就这样转向了生活世界。这首诗本来就充满了自觉的限制意识，这是就契合时代的智力氛围这个角度说，到这里，它更显示出和这种限制意识对应的行为限制。由此，这首诗才是世俗之诗，不是不关生活伦理的玄虚之诗。它最终产生的是“世俗之美”，正是它保有并持续了“神秘之美”。
我想让它们的光芒，
被我的家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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