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个德莱塞，他可以用《欲望三部曲》来写美国人和美国梦，那么中国呢？中国是否出现了那种能理解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愿意用真诚的谦虚的眼睛观察一下这个世界，真诚地去反映一下这个世界的作家呢？我找来着去，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余华是一位不错的作家，但是，他对当下的生活显然是隔膜、漠视的，《兄弟》（下）中，他用“欲望时代”、“荒诞时代”一言以蔽之地对待这个时代，把这个时代妖魔化，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至少也是不认真和不严肃的，他对这个时代的团体，新白领阶层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去了解的意愿。他只想简单地武断地否定那些渴望富有、渴望成功的人，嘲笑他们，在道德上践踏他们，对他们做歪曲的描绘。事实上，直到现在位置，我们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真正地出现一个正面的“财道”英雄形象——然而我要说的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10年所创造的财富是过去50年的总和。
我的小说《财道》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苏州一位上市公司老总主动要求参加并提供赞助，他后来在发言中说，“《财道》在姑苏晚报连载一个月来，我们公司许多员工都是这一小说的热心读者。作为企业经理人，经常在所谓的‘财道’摸扒滚打，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深刻教训的人，我本人对这本小说也非常钟爱，在崔钧毅这个人物身上，在范建华、武琼斯等人物身上，我常常能看到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们的影子。崔钧毅的财道观念可以让我们引以为借鉴，范建华的财道作为则可以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而武琼斯的财道理念则可以让我们引以为戒。而更多的公司员工则把这本小说当作励志书来读，有一个员工对我说，他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觉得小人物也应该有理想，有意志，也能获得成功，崔钧毅贫贱中崛起的历程对他是鼓舞，他甚至能背诵小说中崔钧毅的话，比如：‘贫穷的男人，意志是它唯一的财产’，等等……这部小说秉持的财富观念与人生态度非常符合我们小羚羊有限公司一直以来遵循的创业理念。”这位总裁最后说他要感谢我，说我写出了他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也非常感激他，我觉得他读懂了我的小说。我的确认为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是他们，他们创造了时代，而我们只是在享受时代，他们的梦想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梦想，而我们只是被动地裹挟进了这个梦想，他们是造梦人，而我们只是入梦人。
什么是当代中国梦呢？我认为这个梦有两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又是联系在一起的：“都市”/“财富”！
然而，我们是怎么对待都市的呢？福楼拜说：“巴黎，没有它，法兰西就没有中心，……也不会有思想！”发过人把巴黎当作骄傲，现实中和文学表述中都是如此。拥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呢？没有它也许就没有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实验，没有它也许就没有中国的都市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却常常遭到误解，甚至这种误解一直延续至今——可是也正是它，代表着一个实际的中国梦，可以说，它就是太阳下的中国梦。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世纪以来，文学中的上海镜像吧。从上世纪初，徐枕亚等鸳鸯蝴蝶派作家把上海描写成穿着旗袍的哀情女性并受到京派指责开始，到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把上海称作“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再到茅盾，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带着他的阶级视野和革命激情把上海的重商主义、资本精神作为毁灭和死亡的象征加以描述，文学上海就一直处于自我描述的困境之中，上海如何在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大背景中寻求对自我的正面指认？这是大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半个世纪敌视财富、拒斥资本文明和都市文化的历史，上海也因此处于自我拒绝和沉默之中。我希望我的笔能描写这个上海。就像当初茅盾所做的那样，就像当初鲁迅所做的那样，但是，她在我的笔下是温情的、和蔼的，她有妖娆的财富魅力，同时更有深沉的现代意义的、国际主义的热情。
我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1、都市书写的色情化，部分新生代作家的都市写作主要走的是这个路子，城市在他们笔下成了欲望的象征；2、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玩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余零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3、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尤凤伟《泥鳅》等，都市变成了使农民工沉沦甚至死亡的酱缸；4、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都市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命运？长期以来农耕文化形成了一整套表述都市的话语模式、结构，这里充斥着各种假定、幻象，充斥着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来自农耕文化的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象地理学，它把都市看作是异文化，构造、生产了一整套说明都市的形象、观念、风俗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修辞性的，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话语中，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就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了。都市如何摆脱作为农耕文化的异文化表述领域，改变自己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我们的作家，作为个体叙述者，应该有话语自觉，自觉地意识到农耕文化统照之下，都市话语的上述属性，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作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是自觉的文化反思者，还是不自觉的合谋者，要在个人的都市经验和来自传统文本、文献的群体积淀性经验之间作出区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作出质疑，创生新的都市话语。我们的写作者要对都市作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不是我们生活在都市就能认可都市的精神和价值的，有的时候恰恰相反，生活在都市的写作者常常正是把都市他者化的始作俑者，都市一方面以差异、反修辞、局部、细节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另一方面，它又是农耕文化的假想敌，农耕文化主导下都市话语不会自觉地产生出对都市的价值认同，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写作者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作真正的斗争，以便让都市写作从传统窠臼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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