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2)

　　二
　　
　　既然这是一本“翻译文学”选集，那就必然会涉及到对“翻译文学”标准的把握和认定，因为翻译过来的东西很多，但很难说它们都称得上是“翻译文学”，正如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不过是些商业时代的“译手”，很难说他们是让人敬重的“翻译家”。
　　
　　那么，什么是我心目中的“翻译文学”？这里我首先想起的，仍是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1中所指出的：翻译是一种文学的“样式”（“Translation is a mode”）。这就是说，翻译是一个和创作相通（“支配翻译的法则存在于原作中”），但又为创作本身所不可替代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特性和独特价值。它不是“从属性的”，也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转换，用本雅明的话来讲，它在根本上出于对“生命”的“不能忘怀”，出于语言的“未能满足的要求”。而在我看来，像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王佐良这样的译者，正是能够听到并献身于语言的“呼唤”的人。在他们那里，翻译不是一时性的乐趣，而是一项严肃、持久的事业，是一种“秘密的爱”和终生的精神操练。他们那些心血倾注的翻译，不仅忠实于原著，而且“对得起”原著，甚至使原著的生命在他们的译文中得到了“新的更茂盛的绽放”。正因为如此，他们把翻译提升为一门值得我们为之献身的艺术。他们使翻译这种“样式”获得了它自身的标准和尊严。
　　
　　正因为有这样的翻译和译者，我完全赞同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话：“译作应能同原作平起平坐，它本身是无可重复的”。
　　
　　至于判断具体的翻译，一般来说，我们得首先看一个译者是否“心有灵犀”，看他能够进入原作的内在起源，体察并传达其隐秘的文心所在。这里我们以对希姆博尔斯卡《在某颗小星下》的翻译为例，在该诗中，诗人在浩瀚的星空中选择了一颗小星——其实那也正是她天赋良知的一种折射，一句一句为她自身的存在“道歉”，道歉到最后，落实到她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
　　
　　“不要见怪，啊言语，不要见怪我借来笨重的词，
　　却竭尽全力要使它们显得灵巧。”
　　
　　这样，诗人最终回到对她所终生侍奉的语言讲话。“笨重的词”不过是一个隐喻，诗人以它最终道出了生活本身的沉重性质，并表达了未能表达出其沉重而是使它显得灵巧的愧疚，从而使全诗获得了更深刻感人的力量。
　　
　　但不仅是愧疚，这最后一句，诗人的用词仍是很微妙的：“then labour heavily so that they may seem light”（这是译者黄灿然所依据的英译），译者精确地传达了这一点：“使它们显得灵巧”，而不是真的变“轻”了。
　　
　　遗憾的是，该诗的其他两种中译本不仅未能传达出这一点，也完全不对，“言语啊，请不要怪罪我借用了庄严的词句，/以后我会竭尽全力使它们变得轻松 ”（林译本），在这里，“重与轻”的重要对照被取消了，“以后我会竭尽全力使它们变得轻松”，这有点像将功补过式的表态，却完全不合乎诗人的原意及其语感。至于另外一个译本的“语言啊，不要怪我借来了许多感人的辞令，/我要尽心雕琢使它们变得活泼轻盈”（张译本），这里就不谈了，因为天知道这样的“辞令”是谁的辞令。它已和希姆博尔斯卡这样的诗人无关。
　　
　　看来翻译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否“精通外语”，更在于能否与一颗诗心深刻相通，用诗人雪莱在谈翻译时用过的比喻来说，只有进入“种子”内部，才能“重新抽芽”。
　　
　　与这种理解的深刻透彻性相关联的，是翻译的精确性。打个比喻，绝不能把“巴山夜雨涨秋池”翻译成“巴山夜雨飘秋池”之类，这个“涨”字一定要在另一种语言中精确地再现出来。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策兰在翻译波德莱尔时深感绝望说出的一句话：“诗歌就是语言中那种绝对的唯一性”。这才是翻译的难度所在。
　　
　　而这种“诗的精确”，不仅体现在词语、意象和细节上，也体现在语感、语气和音质上。这甚至对翻译构成了更难应对的挑战。德里达在其演讲《“示播列”——为了保罗·策兰》中就运用了“示播列”（Schibboleth）这一隐喻，它出自《旧约·士师记》：基列人战败以法莲人，在渡口抓捕想蒙混过关的人时，让人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咬不准字音，说“西播列”，便被拿下。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暗语！翻译，不正处于“示播列”与“西播列”之间？！我们能否咬准那个神秘的发音？我们能否进入到一种生命内部，精确无误地确立其语感、音质、呼吸的节奏和气息？我们的翻译能否接近于“声音的秘密”，就像戴望舒在翻译洛尔迦时所做到的那样？
　　
　　至于翻译的“创造性”，这也从来是“翻译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问题是怎样来把握这种“创造性”。这里我想以美国诗人雷克思洛斯（Kenneth Rexroth）对杜甫的翻译为例，因为它体现了译者在深刻理解的前提下对原作进行创造性重写的能力，体现了如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抓住作品永恒的生命之火和语言的不断更新”的能力，比如他把杜甫《对雪》的结尾“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译为“Everywhere men speak in whispers./I brood on the uselessness of letters”（“各地人人压低声音说话/我思考文学多么无用”，钟玲译文）。这种“大胆”的、出人意外的翻译，可以说创造出了另一首诗，却又正好与杜诗的精神相通！或者说，如果杜甫活在今天，我想这也正是他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
　　
　　这样的翻译之所以富有生命力，不仅在于它刷新了我们对杜诗的认知，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一种“语言的回声”。正因为这样卓异的翻译，我们再次听到了语言对我们的呼唤。
　　
　　总的来看，和西方的一些诗人翻译家相比，尤其是和那种“庞德式的翻译”（Poundian translation）相比，中国的译者大都比较拘谨，但是也有例外，且不说穆旦、王佐良、袁可嘉等人那些创造性的翻译，卞之琳先生晚年对叶芝、瓦雷里的翻译，也有着一种令人惊异的诗的迸发，并往往达到一种出神入化、忠实而又“自由”的境界。这里，我还想以本选集中的帕斯捷尔纳克《起航》的翻译为例，该诗以“盐从天上滴落，絮语间/隐约传来机轮的轰响”这样的诗句开始，它不仅把我们置于一种带有嗡嗡机轮声的现场，细细体会“盐从天上滴落”这一句，诗人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怎样的诗性宇宙！我们不禁要赞叹这“神来之笔”了！但据译者王嘎讲，该诗的原文并没有写“盐”从何处滴落，是他反复体会原诗，并联想到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后才“大胆”这样译的。我想，这才是一个译者面对原文所做出的创造性反应！
　　
　　关于翻译，美国诗人翻译家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曾有过一个比喻：原作与译作在交流中所传递的力量，犹如DNA，而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不是克隆，而是父与子。2由这个比喻，我还想起了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那些精辟的论述：因为一种卓越的继承和创造性改写，在文学史上，往往不是儿子愈来愈像父亲，是父亲愈来愈像儿子了。
　　
　　这些，对我们过于拘谨的翻译观都会是一种有益的冲击。的确，正像博尔赫斯所曾问道的那样“为什么原文就不能忠实于译文？”一个真正优秀的译者不是“翻译机器”，他是诗的“分娩者”和创造者。他所得到的“授权”不仅来自原作，更是诗的授权，来自语言本身的授权。不管怎么说，他的译文必得带着他独具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带着他自己生命脉博的跳动，带着原著与译文之间那种“必要的张力”。茨维塔耶娃在谈翻译时就认为是要与那“千人一面”的翻译进行斗争，要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
　　
　　“诗歌只允许卓越”，博尔赫斯曾如是说，看来诗的翻译也应如此。
　　
　　当然，翻译的创造性，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如本选集中所选入的叶维廉对古希腊诗人艾克伊乐柯的翻译，在确切再现其诗质的前提下，他把汉语的精湛功力也带入了翻译，甚至用中国诗的句法来改造西方诗，“如鸽子之于麦束/朋友之于你”，等等，这种对文言的利用，重新整合了译诗的语言，达成了一种更富有张力的语言表现。这种对语言潜能的有效发掘，我想同样具有“创造性”，具有一种高度的诗学价值。
　　
　　以上一些论证也说明了，翻译虽不是创作，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诗歌的意义并不亚于许多创作。正如王佐良在谈诗人译诗时所说的，它“刷新了文学语言，而这就从内部核心影响了文化”。作家王小波就曾满怀感激地谈到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和王道乾（杜拉斯《情人》的译者）对他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3
　　
　　但是，由于“原著中心论”的影响和其他原因，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一直被笼罩在原作和原作者的阴影之中，被置于一个“从属的”、远远比创作更“次要”的位置。与此相关，翻译的意义也没有得到更充分、深刻的认识，翻译的贡献、成就及其对文学的重要作用在我们现有的文学史、诗歌史论述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这种对翻译的轻视，甚至也体现在我们的稿费制度和科研制度上，比如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翻译就不能算“成果”，这样，除了那些可以牺牲自己的人，谁还会在翻译中倾尽心力呢。
　　
　　正因为这种原因和其它原因（比如说所谓“市场机制”，一般来说，当今的出版人总是跟着市场转的，他们关心的恐怕首先是书的“卖点”而不是其文学价值，像凯尔泰斯这样的作家，如果不是因为获得诺奖，我们很难想象他的作品会被翻译出版），导致了翻译文学的滑坡和翻译质量的下降。说实话，纵然有一些不错的、甚至很优异的翻译，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翻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翻译文学的地位令人沮丧。商业性也早已严重侵入到翻译的领域。很多翻译出版的东西，纯属商业性炒作，质量之低劣、平庸，让人不忍卒读——这里不说也罢。
　　
　　不过，拙劣的翻译和不尽如意的翻译也都有着它们的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倍加感到了语言的“未能满足的要求”。在本雅明看来，伟大的作品一经诞生，它的译文或者说它的“来世”（“afterlife”）已经在那里了，虽然它还未被翻译，虽然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些平庸或拙劣的翻译。它期待，并召唤着对它的翻译（这当然也包括了对它的“重译”）。而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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