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之路

　　在策兰研究中，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热点。他们一个是里尔克之后最卓越的诗人，一个是举世公认的哲学大师；一个是父母双亲惨死于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一个则是曾对纳粹政权效忠并在战后一直保持沉默的“老顽固”。因此他们的关系不仅涉及到“诗与思”的对话，还紧紧抓住了战后西方思想界、文学界所关注的很多问题。的确，只要把“策兰”与“海德格尔”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詹姆斯·k·林恩是对的，和其他的研究相比，他把研究的焦点和“故事”的重心放在了策兰身上，并且他看到：策兰之所以受到海氏的影响和吸引，完全是有自身根源的，“在策兰逐渐成长为一名诗人的过程中，在没有阅读海德格尔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海德格尔了”。在1948年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中，策兰就这样宣称：“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越来越清楚，人类不仅仅在外在生命的链条上受苦，而且也被堵上嘴巴以致不可以说话……那些自从远古时代就在内心深处竭力争取表达的东西，也伴随着被烧尽的感觉的灰烬。”
　　
　　策兰所面对的，也正是海德格尔哲学一开始就面临的任务：变革和刷新语言，由此革新对存在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目光投向荷尔德林等诗人，“诗歌是源始的语言，即处于发生状态的语言”。他要回到这种“源始语言”中，也即从传统哲学中摆脱，回到存在的未言状况。
　　
　　可以说，这就是这场相遇或对话的最初的交汇点。只不过策兰所说的“灰烬”，不仅是现代诗歌表达困境的一个象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奥斯维辛所留下的“灰烬”。他一生的写作，就是要接近这个“灰烬的中心”。而这，不用说，正是海德格尔一直回避的。
　　
　　显然，在最初，策兰在维也纳时期的恋人、当时正在撰写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博士论文的奥地利女诗人巴赫曼，对策兰更多地了解海德格尔起了促进作用。“我们交换着黑暗的词”，这是策兰写给巴赫曼的《花冠》中的一句诗。他们是否也交换过对海氏哲学的看法？我想是的。
　　
　　回到林恩的研究，他不仅根据策兰的生平资料和作品，也根据策兰在他读过的多种海氏的著作中留下的各种标记，来研究策兰对海德格尔的吸收和思想对话。海德格尔如此吸引了策兰，一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是他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的阐释；另外，在海氏的全部思考活动中所贯穿的“诗性”敏感、独特的哲学隐喻及其语言表述方式，也深深吸引了策兰。以下摘出一些策兰在阅读海氏过程中划出、标记的句子：
　　
　　“此在在本质上就是与他者共在”。
　　“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
　　“如果人类想要再次接近存在，他就需要首先学会存在于一种无名的状态中。……在说话之前，他必须允许自己被存在言说……”
　　“不是我们在和词语游戏，而是语言的本质在和我们游戏”。
　　“诗人并没有发明……它是被赐予的。它服从并跟随着这种召唤”。
　　“今天我们说：存在把它自身献给了我们，但是，如此一来，同时，他在本质上又退却了”。
　　
　　如此等等，或是直接激发了策兰创作的灵感，或是引发了他自己的思考。总之，海氏的影响已渐渐渗透在策兰的创作和思想活动中，在1958年接受不莱梅文学奖的致辞中他一开始就讲：“思考（Denken）和感谢（Danken）在我们的语言里同出一源，并合二为一。”这显然是一种对海德格尔之思的反响。此外，策兰在这里说的“我们的语言”，也显然不是他所属的东欧犹太人所讲的混杂语言，而是由海德格尔所确立的荷尔德林——里尔克这一路“正宗”的德国诗性语言。
　　
　　总之，海德格尔的影响，对策兰由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抒情诗，转向一种德国式的“存在之诗”，起了重要、深刻的作用。
　　
　　但是，策兰并不是盲目、无条件接受的。他坚持从自己的根基出发。在1958年对巴黎福林科尔书店的回答时他这样谈到：“真实，这永远不会是语言自身运作达成的，这总是由一个从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发的‘我’来形成其轮廓和走向。”可以说，这正是对海氏的“语言是说话者”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或修正。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历史关系显然是策兰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林恩的这部专著于2006年首次出版，虽然他声称要根据已掌握的全部文献资料，就策兰与海氏的关系“给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完整的故事版本”。但现在看来，它并不那么“完整”。2008年德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巴赫曼、策兰书信集的出版，首次展示了策兰和巴赫曼自1948年至1967年年间的196封书信。这些书信意义重要，它们不仅是两个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对话，也是与政治历史有广泛关联的个人档案，其中就记载着策兰拒绝给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写诗这一重要事件。
　　
　　1959年8月5日，巴赫曼写信给策兰询问关于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的事，策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倒不主要是因为海氏本人，而是因为策划者内斯克，“在一年前，我就告诉内斯克，他要先告诉我专辑里有些别的什么作者，再决定是否写文章。然而，他没有那样做，相反，我的名字却出现在名单上”。另外，策兰对专辑中出现的一些“专利的反法西斯分子”（如信中提到的著名作家伯尔）也很不屑，“你知道，我绝对是最后一个可以对他（指海氏）的弗莱堡大学校长就职演说及别的行为忽略不计的人；但是，我也对自己说……那些被自己所犯错误卡住、却不掩饰自己的污点，也不表现得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过错的人，实在比那些当初就具有好名声（实际上，我有理由质问，所谓好名声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并在这上面建立起最舒服最有利地位的人要更好。”在再次致巴赫曼的回信中他又强调：“我是不能与这些人为伍的。”信的最后，他还这样对巴赫曼讲：“我也同样，上帝知道，不是个‘存在的牧人’”。
　　
　　这个引语出自海德格尔的《关于人文主义的通信》。这说明，纵然策兰在态度上绝决，在内心里也很苦涩，但他在思想上却无法摆脱与海德格尔的关联。他也不会因此改变他对海德格尔的敬重。策兰的朋友、哲学家奥托·珀格勒回忆说，策兰曾在他面前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辩护，并曾想把他的一首诗《条纹》赠寄给海德格尔，诗中有这样的耐人寻味的诗句：“眼中的纹影/它珍藏着/一个由黑暗孕育的记号”。
　　
　　海德格尔是否读到了或读懂了这个“由黑暗孕育的记号”，不得而知，但策兰后来的确送给了他另一首诗。1961年，策兰通过珀格勒向海氏寄赠诗集《语言栅栏》，在题献上写下“这些是一个尊敬您的人的诗”，并附上了这首只有四行的短诗：“荨麻路上传来的声音：/从你的手上走近我们，/无论谁独自和灯守在一起，/只有从手上阅读。”
　　
　　这四行诗出自组诗《声音》。有人解读说“荨麻路”暗示着基督受难的“荆棘路”，但这太明确。我想它也许出自诗人早年东欧生活的经验，总之，这是一个生僻的、多刺的但又让人深感亲切的意象。引人注目的，是接下来出现的“手”的形象。我想，这既是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件手艺活”的反响，也体现了策兰对人的存在、对交流的独特体验和期待。在1960年间给汉斯·本德尔的信中他这样说：“技艺意味着手工，是一件手的劳作。这些手必须属于一个具体的人，等等。一个独特的、人的灵魂以它的声音和沉默摸索着它的路。只有真实的手才写真实的诗。在握手与一首诗之间，我看不出有本质的区别”。这话说得多好！法国著名犹太裔哲学家列维纳斯在《保罗·策兰：从存在到他者》一开始就引用了这句话，说这样的“握手”是一次“给予”，真正的“相遇”就在这一刻发生。
　　
　　无论对这样的诗怎样阐释，策兰期待着与海德格尔有一次真实的“握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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