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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二十年，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以前的三十年。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那个半空白和全空白时期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奈，只有叹息。在新诗的不算太短的八十年间，最近的这二十年引发的思考远远超过可怀念的新诗童年期，这些思考由于二十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集中、凝聚、综合前六十年正面和负面的经验而显得格外耐人深思。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朦胧诗以来的急躁的喧嚣由于并没有留下多少传诵一时的佳作，几乎可以说是浪费了民族觉醒带来的大好时机。冷静地看，风起云涌的青年诗人群所以表现得如此狂热、冲动和骚乱，毋宁是正常的，是对前三十年的实用主义和对以行政命令方式提倡的盲从至上的极自然的反弹。当人们发现前面已经没有路可走时，猛然回首，看见映入渴求真诗的眼中的神山上的诗歌圣殿时，纷纷不顾一切地扑向它，那情景，只能说是极其动人，而且具有悲壮之美的诗歌史上关键性的一章，因而不能等闲视之。
然而问题却恰恰在于新诗本身。公正地说，朦胧诗及其以后的作者们努力于使诗回到诗，或广义地说使文学回到文学，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成功或比较成功的作品的稀少，悲观论者反而认为二十年来除了浪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可不可以说，这是另一种表现形态的急躁的喧嚣。文学发展有其内在的不能用人力更改的规律，前三十年的失败正好说明这一点。朦胧诗及其后的年轻作者们不能不在文明废墟上开始他们的劳动，清除瓦砾之后必须使诗歌园地的土壤重新回到适宜于耕种的滋润和肥沃，并尽可能地迅速用新的花朵证实诗歌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必急于用还没有理想作品来表示失望。回避发展规律，想要绕过规律显然是无益的。必须正视三十年的蹉跎坎坷带给我们的损伤，甚至还必须努力使自己的心灵滋润、肥沃起来，而此前还必须进行的是对自己身上残存的旧观念瓦砾的清除，可能比这更加艰苦。
二十来年，阅读绝大多数年青作者的诗作，首先引发我们思考的是，作者们追求的是什么？文学创作是目的性非常明确的精神劳动，艺术上无所追求是不可能的。较为明显的一般是对美的追求，具体到诗这个门类，是对诗美的追求。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在文明史的当前的这一阶段，各有不同的对美的追求。早期（五四前后的三十年）中国新诗已经具有体现现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向的能力，产生了一批令人永难忘怀的佳作。不幸的是，其后的半空白以至全空白的三十年间，出现了逐渐扩大的断层。年青一代作者在再度开放的情势下几乎是一头栽进蜂涌现而来的世界现代诗潮，钦佩、羡慕，沉迷于各种新鲜奇巧的东西。模仿乃至套用诸如超现实主义这类较易于接近的表现手法，任意的跳跃加上极少可能引起联想的奇突形象的硬性拼凑，使诗的素质受到轻率的鄙弃，诗的本性受到粗暴的扭曲，已经不是有没有现代中国人所能接受的诗美，而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非诗美。奇怪的是，不正常的现象一直没有引起作者的惊觉，没有引起以“叫好”为能事的批评家的注意；幸好，诗美的丧失导致读者的大量流失，终于使作者们省悟到必须回到真实的诗美，近年来整个态势已趋向于恢复健康，这是文学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文明不会堕毁。同时，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诗心也趋向成熟。诗心应该是博大、敏锐的。博大，因而能对我们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灵的命运有终极关怀。敏锐，因而能于纷纭复杂的平凡现实中发现真美，能不失真地迅速表达在诗作里。惟博大能敏锐，惟敏锐能博大，两者是密切关连的。诗美必须首先由诗心发现，紧接着在诗心的操纵下进行创作诗文本的过程，这个似乎千古不变的规律如今却已经有很大发展。以前，诗人可以凭感受，甚至感觉发现诗美，如今凭的已是感知。在感受或感觉的同时有智性活动。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们还必须把努力的重心放在对内部世界、对自我精神活动的感知上，人的内心世界远比外部世界宽广、深邃、丰富。上世纪末以来的现代诗以思考代替浪漫主义的抒情，从而开拓了诗美的无限辽阔的新天地。这就要求诗人们要有一股坚忍、执着、勇敢的精神。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以来，年青的作者们已逐步抛弃与诗艺极有害的玩心、无心，并逐渐冷漠那种技术性的荒诞竞赛。在将近二十年的摸索中，终于发现：煅炼一颗与新时代相称的诗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终于把握到存在于历史感里的诗的核心价值。我们也终于能够高兴地读到像唐朝晖的“心灵物语”这样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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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物语”作为一部自我精神纪录的手记式作品，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在对人类生存经验的总结上所作的努力，诚然，它只是揭开几乎是末被观察过（甚至是无法观察的）人类生存状态和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活动的描述。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哲理性的描述全然是诗化的，抒情味浓郁而又绝不带有浪漫主义那一套呼号、呻吟和绝叫，同时也不带有任何人工的诗学取舍的痕迹，存在于心灵清澈深处的被作者用想象力、用艺术构思如此自如，如此从容不迫地纳八诗里的，我们几乎想说是神圣的诗境里的，所有这些具有闪亮的人文价值的人类经验，就像一江春水一样在诗的河床里流动着，沉着有力，外表却那么文静，怡然自得地浩浩荡荡。
这部规模近于宏大的精神史诗是以对生命价值、生存取向的追索、叩问为基调构建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诘难式发问无不或多或少带有些悲壮、沉痛，甚至濒于绝望的忧虑。应该说，作者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境地，然而奇怪的是，读它却使人感到温暖，有如静夜聆听知己诉说心曲。人们曾经担心，20世纪以后的现代诗是不是会走向学院式的玄学，甚至走向颓废，因为人类对自我状况的思考和由此而生的追索和叩问都近于无从回答，近于茫然。然而诗人却以他的理智的诚实让我们感到亲近，以他的诗作营造出一个诗化的温暖的人文空间，难道这不就是现代诗生命力的鲜活表现？
这部心灵手记的基调同时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的一往情深的向往，与之相适应，它的风格也是自由的。不可以将自由理解为盲目的自我扩张或是颓败的涣散，它展示给我们的自由的态势甚至近于无形，我们甚至找不到自由这两个词，然而我们感受到了那渴望，那向往，我们知道这里说的自由简略地说就是生命不受压抑地、自在地生长。无疑，这显示作者的创造力。在作品风格的构建上，作者娴熟地运用了从自由诗到散文诗的众多可能性。也曾经有人认为自由诗没有格律的制约不可能成为诗，而散文诗又是比自由诗还要危险的体裁，诗的特点在散文诗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了。毋庸多说，请读一读“心灵物语”。它不以“不顾一切”的“怪”吓唬人，不以“抛弃一切”的“乱”迷惑人，它紧紧把握住艺术创造最高原则之一的“分寸感”。它新，但不“怪”，它勇于创新，但不“乱”。散文诗在他，是挥洒自如而且得心应手，诗歌史上每一种诗体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很明白，作者所以要用散文诗体写作，就因只有散文诗这种诗体特别适宜于现代人用以创作现代诗、严格含义上的现代诗。“心灵物语”以及和它同性质的作品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非常、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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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元的追录，对生存价值的探究，和对如何保持人性本真、人的独立品格的思考是这一部长篇散文诗的主体。无论是追寻、探究、思考，都是在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为捍卫生命尊严而作出与失败、绝望、灭亡争斗的支付了全部生命潜力的挣扎、反抗、拼搏的过程，一场由生命的尊严鼓舞和指挥下的奋战，悲剧性的，因而是美的。
诗的魅力就是精神的魅力。诗艺原创力也就是与精神能量所产生的心智能力在与客体现实的碰撞中激发的火花，它们可能是微弱的、暗淡的，然而却已经能够震憾2 。
“我走着，亡亲与我同行，交谈”（引自“心灵物语”，下同），而“我”不能不能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却是“一个陌生者”，而几乎有些可怕的是，“我”已敏锐地感到那沉重的疑问，感到压抑，甚至悲怆：“谁是亡者？是谁活着”？生存状态与无生命状态濒于不可分辨，“我”发现：“许多‘人’的过程就是‘病’的过程”。
“人”作为生命存在的现象居然如此不稳定，居然无法说清“人”是在证实或是在否定生命存在的现实性。“人”已“比血更深刻地沉寂于万物的湖底”，“等待黑暗来洗劫”，一切都已注定了只能这样，“家门的钥匙”已无法找到。
但生命必须在厄难中存在下去，虽然即使在春天，“我”也只有惊叹：“谁说这是花的季节”？生存存续的愿望又是如此强烈，“我”依然“走进棋盘，独自承受愉悦的苦役”，客体现实的棋局演绎着生命生动活泼的流程，强烈的存续愿望使“我坚信，水里还有几朵孤寂的仰望”。
孤寂的仰望，带给“我”的也不就是揪心的哀痛，看见的可以是生命自在，生命自为，或者生命自娱，以及生命原生性的本真展示的窘，甚至尴尬。
生命无奈，生命茫然，“我”该怎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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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疑问连袂而至。所有的疑问都具有哲学的玄妙气质。
高技术时代的人，既明白科学绝对的严整、冷静和周密，又陶醉于高技术带来的享受，高技术于是有宗教的神秘。连袂而至的疑问无不饱含对生存状态的诘难，还有辨驳。
“我无色地听着一首空空的歌”。惟心泣血的十二个字！谁能指出：在中国新诗里，有比这十二个字更多位数的心理数值，丰富的人文内蕴。冷然照亮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番狂热之后的分裂、破灭、坍塌。空空的歌引起的对历史底蕴的纵深楔入的热望是如此凶猛，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把它当作叩开石门的咒语，或许来自神示，或许来自失落后的困惑，急迫的追询，凄厉的呼唤。
回答“我”的疑问，困难在于，“我”在使用我们的语言时对于它的功能，它所指称的，所证实或证伪的有很大保留，通行用语似乎已经失去客观描述的作用：“经常在半眠状态中，受她的控制而说出些天经地义的话来，只是借用人的语言时，意义全变了。“
变成了什么？天经地义变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号！
这是世纪之交人类自省的艰难历程最直截这当的总结：起点在困惑中，终点在困惑中。困惑表示我们时代的富有和贫乏。
没有办法回答的最大疑问是：人为什么这样孤独：“彼此陌生地走过来，彼此陌生的离开，彼此陌生的影子倒拖于地，拖得很长很长。”人与人之间滋生着一层又一层的负面影响，一层又一层的模糊的薄膜拉开彼此的距离，稀稀拉拉的一个孤独的人用“无法回答”回答自己对自己的提问。多么阴沉，冷落的惨象！
“我正沿着附地而行的电线录求宇宙的灯，但愿其间不要是裸露着的铜线，把我电毙”。谁能告诉“我”什么地方有裸露的铜线，什么地方没有？宇宙的灯依靠电线输送的电源发光，而电线裸露就能击毙所有生物，所有生之愿望，生之自发的骚动和勇气，然而“我”还在寻找。
“我”的忧虑于是无际无涯，于是近于荒诞。人问“那你忧虑什么”？“火在水中燃烧”。难道宇宙的灯亮在水中，水也带电？
难道我们应该相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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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高技术时代的人类很可能被新奇、舒适的物质享受宠坏，他们可能失去思考的兴趣甚至能力，真的是这样的吗？至少有一部分人不这样，不会患流行的痴呆症，不会堕入神秘主义。以痛苦为乐，付出痛苦的代价换取思考的极乐，他们是诗人。
他们发现命运的类似物，但不是命运。把“一件无血的衣”“无可抗拒地脱掉”以后，审视“巢的状况”，审视一部很可能就是命运经典的“亡书”，那“亡书复杂而简单地叙说着一个个自觉，一个个现实的鞭影。在亡书中，我才活着，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水铸的人。”是现实的鞭影融合成幻觉呢，还是幻觉鞭影更加生动？一个水铸的人，水有无穷的可塑性，能接纳无数种类添加剂，水的适应能力可以是无所不至的。很自然，“我发现我主是我自己”同样很自然，“何须深究生死二头，截断他们”，何等壮烈，何等的气慨！何生命之有？生命无所不在。
然而，现实是冷酷地广大无边，现实蛮横地复盖一切，现实无可躲避：“睁开眼睛，我跌入另一个梦，一个浪打来”。注意，“我”在诉说这一切时完全冷静完全从容完全平水，“我”（当然就是作者：一个年青诗人）就是在这冷静从容平淡里诗化了痛苦，诗化了不堪的生存状态，这需要多少勇气，顽强的生存勇气和顽强的艺术创造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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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确定、非常清醒地确定作为独立的人的位置。多元多极时代亦即多边沿时代，诗人的位置在某一个边沿上，边沿亦即他的中心，他的位置，是先锋或说前卫，他必须总是处身于略前于起跑线的那一点上，他必须总是超前的，因而是最容易受攻击的。
得到一个位置，就是得到一个精神空间。然后，依靠内在的心灵自由和自我真实，利用痛苦经验提供的能量，依靠人格意志释放的灵秀之气，获得内在自由的扩展。这是一种珍贵的内在成就：获得诗性的生存品格。所有的诗人追求的就是这个。
然而这是艰难的，“我”有太多的痛苦经验，太多的痛苦经验给予的激励。“我们都还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找的结果是偶然：“我的位置就在坐下来的瞬间得到”，是不稳定：“一切都变了”，“我在别人凌乱的座位上寻找位置”。希望是强烈的引诱，强烈的同时又是闪烁不定的，“我已经着手修建了，坚守一盏清贫的灯，……我隐隐看见大夏的模样”，隐隐的，可见不可即的，正是最具有诱惑力的。
“我”对世界的人文翔只能依靠话语，依靠所创造的某一个语境，只能在公众的注视下，在与公众共享创造的喜悦的时候进行。“我不仅只是一各记录者”，“我并不是唯一的醒者，不然为何我身边还有许多幽暗的清澈的眼睛呢？”重要的是，不论这些眼睛是实有的还是幻觉产生的虚无。所有的诗人在以自己的创造表达他的人文关怀时都会是孤独的。甚至他所运用的语言也在警示他的孤独：“一种语言原初的声音说着，……愉悦地舞蹈、踩亮、踩响一个个词语，凭借这萤的光亮，我察觉，自己置身于森林最暗的中心。”
“我”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位置，是历史的现在的赐予，还是历史的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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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现在时的挑战是如此严厉、苛刻，近于残酷，颠沛于人生征途的“我”却忙着以锐利的清醒发现美，以大智大勇大忍承受颠沛的痛苦，痛苦不停地抛洒美，使“我”忘记它只记得美，古往今来普天之下诗人的通病。
忘记征途颠沛留下的创伤，“我”努力摆脱原罪这个幽灵的扭曲和蛊惑。努力并非完全有效，努力往往只有加深迷惑，“我”用全部心灵能量发现并保卫美。
“我”发现，能够拥用的只不过是“井底的光”，征途上到处是“门”，开着或关着的门都是阻拦，看似“不存在的门”比肉眼看见的“门”更可怕，它们“横行于世，框架人类”。闯过重重关卡需要道德勇气，需要百倍锐利深刻的清醒，诗歌史的今天的诗人面对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
“我”感到疲惫，但不是绝望，“我”审视生命的深处，寻找灵魂的居所，得到的只是虚无。“我”这样回答对灵魂的追索：“灵魂，我给你们的是灵魂吗？仅只是一些先贤先知的影子，影子在你们身边也只能是影子。”结果，很自然地，当别人向他要求：“给我来点灵魂”时，“我伸手给他一掌虚无”。
“我”的亲历性经验里有这么多的阴暗，这么多的沮丧。横在面前的竟是一条“根本无法绕过”的“臭气冲天”的臭水沟，“仅距离我们一堵放倒的墙”。我们有现由相信，这沟和墙就是“我”所说的时间。时间是如此威严、专横、傲慢：“谁能与时间抗衡？谁能阻止时间对万物的残酷和赋予？”答案是“——只有时间，——只有时间”。我们也很可以相信，“我”所指的时间就是组成历史以后却处境凄惶，“生命的婴儿侧过头，看着阳光的背正面，万千的历史被人左涂右抹谈不上荒凉。”但生命依然是自在，自为，自娱的。
“我”宣告：他只想“编织一张可使梦想成为现实的网”，运网，是“至美的诗文”，“用生命的音符谱写成”的。
最后胜利的，依然是生命，痛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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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受过那么多的熬煎，悠长的挣扎，终于获得美的赐予，亦即痛苦的赐予，本世纪从类文明的主要特点是人在痛苦的自我放逐后的自我回归，人在付出生命过程的代价获得的诗化人生，诗性的生命，带着鲜明的痛苦色调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先觉者波特莱尔说过：“我不知道有那一种美不带痛苦”，一百年来，雍容华贵、风流倜傥之类的美逐渐被诸如屈辱，羞耻，绝望，哀痛，悲观、怀疑、疯狂、粗野、荒谬……之美所代替，浪漫主义曾以浅薄的“热情”使这种新的美蒙上夸张、做作的灰尘。然而真美是不可掩盖的，因为人性尊严往往曲折地投射在异常的精神状态里，因为生命力之核只有蛮野地冲破诸世纪传统的外壳才得以爆炸，因为现代人炽热的心跳得已是更快、更快，现代人语声的哆嗦里有着全新的节奏，全新的音乐之美。
不知道“心灵物语”的作者是否读过，记得波特莱尔的这句话，但这无关重要，他已经以他的作品尽力之所及地阐释了它，这不能不又是一件不可以等闲视之的新事，不能不使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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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阅读笔记好像太长也太庞杂了，干脆让它再长，再庞杂些吧。以下说的不过是“心灵物语”引起的联想。而不是以它为根据而进行的逻辑推论，那是应该由批评家来做的。
我们之所以对新诗的现状和可预见的将来持乐观态度，是出于认真，务实的思考，在我国二十年来的文学现象中，新诗或许可以说是一轮又一轮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引发的新问题的聚集点。当代新诗生机勃勃，空间众多的新作者以虔诚的对诗歌文体的崇奉，以诗歌忠诚的精神伴侣自任，在“左”的蹂躏留下的废墟上，坚持新诗的独立本性和新诗素质的纯粹，进行了勇猛无畏的艺术探索，在空间众多的探索作品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确有不少超越前六十年的优秀之作，只是因为受传播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发表于不能“公开发行”的“民间诗刊”上，而得不到应有的广泛阅读。与此同时，勃勃生机却又往往表现为无节制的热热闹闹，热闹一场之后，倒反叫人觉得有些空虚。说到底，诗的发展还是要靠好作品，而不是凑热闹。冷静地看，最大的欠缺要算作者们无意或有意地淡化了文学的历史使命感。崇奉诗，热爱诗而又忘记诗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就会丧失诗作应有的人性深度和道德深度。诗从来都是真挚坚定的人文关怀的产物，诗人必须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大心，才有足够的力量成为过去和未来之间，在星球和星球之间的施行者、探险者。
乐观的另一个根据是，一哄而上式的热闹冷静下来以后，当代新诗的主力作者群从人生塑形期走向定型期，智性上成熟了，感知方式已开始生存环境相适应，走向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有机互动，从而逐步获得文学回应历史的能力。主力作者群日益痛切地认识作为抒情主体不但必须具有饱满、敏捷的感情活力，还需要不可缺少的理性活动，不但必须具有丰富充实的感情能量，还需要丰富、充实的理性能量。
如今，仍然有不少关心新诗的朋友怀有善意的忧虑，一些轻率写出来轻率拿出来的作品看似竭力求新但缺乏实质性的新意，新是不可以从纯技术的，模式化的操作得到的，对病态的技术狂热造成新诗美学品位向下沉迷的危机感，首先来自下列这些引起必须引起有心人警惕的反常现象：技术偏执造成的文化操守的丧失，部分作者满足于匠艺的追求；技术至上堵塞、消解了作者的灵气之气，成为胸襟萎缩，歌喉暗哑，分不清实与想象的庸人。人们惊呼：从来没有像当今某些作者所表现的那种枯竭狭隘，新诗已经“元气大伤”，要不然，为会么会有这许多与活生生的历史情境存在如此巨大反差的凡俗之作？
一种看法认为：长期封闭之后突然开放，长期生活在只有宣传没有诗的文化环境里，一旦接触到五色烂斑的世界诗歌，就情不自禁地过度沉溺于对世界诗坛最新动向的追踪里，模拟、模仿西方某些流派成为时尚，邯郸学步的结果是推动自我。其实，新诗一开始出现就樗着中国诗歌文化已加入世界诗歌文化大汇流，而且很自然，是以“中国的”身份加入的，没有中、外之争，没有中、外之分，却有中、外之别。中国新诗应该是世界性的，但由于作者是中国人，又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
有些关心新诗的朋友认为消极现象有产生主要由于批评家的误导，是不负责任的迎合时尚的评论败坏了某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然而，二十年来我们窨有没有批评？情绪性的“诗论”，一味叫好，二十年如一日反复空谈“先锋的意义”，凭一时高兴滥加“不朽”、“大师”、“桂冠”等美名算不算批评？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其严格的科学性，科学是不容许差之毫厘的，应该是明确而不是游移不定模棱两可的。批评的负面作用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信口开河造成的陷阱葬送了不知多少作者的青春年华如宝贵的才华。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批评家，只想以派送文学虚荣来操纵新诗的航向，就应该告诉他：这样做是有伤雅道的，也是行不通的。
可喜的，消极现象在逐渐消退，因为我们的主力作者群正逐渐走向成熟。他们已经在奉行艺术上的自我克制，艺术上的自律。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成熟主要指的是思想上的成熟，而成熟的樗是我们的主力作者群已经开始更加深入地致力于使自己创作活动和以《野草》为代表的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得更加紧密。
五四传统不仅仅只是文化资源，确切地说应该是文化源头。五四新诗传统的基本性是勇于创新。不怕幼稚，甚至不怕粗糙。80年新诗史告诉我们，每当作者醉心于“完美”而成为向过去的辉煌膜拜的奴隶时，新诗就会成为历史遗产的拟者而失去新诗赖以生存、发展的品质。强调我们说的成熟指的是思想的成熟，正因为我们不强调艺术上的“成熟”、“完美”。文学史上新旧交替的方式总是：“成熟”到烂熟的无可挑剔的“完美”被新生的带有令人目瞪口呆的“缺陷”的，却充满活力的、异端的、邪门歪道的“怪物”所代替。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而是事实。只要人们不再怀着成见而不愿正视它，主力作者群不断推出的优秀或接近优秀作品完全可以证实，例如唐朝晖的这部“心灵物语”。
它可能并不“成熟”，并不“完善”。然而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正朝着诗歌史意义上珍贵的成熟与完善的重要的一步，内在的、真实的，有生命力的成熟与完善，恰恰存在于似乎不成熟与不完美里面。
有推进力的，只有作品。作品才是诗的根，中国新诗参天大树从这里开始生长。
我们的乐观是有根据的，我们有上百种理由乐观。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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