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讨论诗，需要与之般配的语言。很难。
我经过了对哲学的厌恶，在喜爱之余。任何人，都想要定义；哲学家尤甚，漫延开来就是谁都具有的肢解力，诗附带了自我认识色彩；此所谓鼎鼎大名的“元诗”。知性的提法实在普通，为我辈熟稔，但有教育意义。盖所论者，乃人类认识论结晶的文艺方面。若放在文化补救的层次，我无比推崇它：知性的宝贵容后再说。
依我之见，语言哲学家的工作（你提到的德里达等一班法国人），绝少能够启发诗歌。而只是对语言动态的描述（这个过程伴着法国人对教条般精细的、外化于繁缛礼节中的形式的过分追求，最能反驳这个观点的是法国大革命（“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宪法），证明形式理性也充满了革命热情），——于矫正哲学功不可没，于诗歌，只是阅读的成绩。
作为诗人，谁不明察这个语言的动静？他的天赋就在于此；扩及其他，诗人和诗人毫无共同点可言。“延异”概念新鲜在此（无甚新鲜？！），普通在此。附会诗歌，犹嫌不称人意。今“后学”日炽，正宜避风。
此一考察的后果，是对诗人的技术支持和说明，可以上升为风格哲学吧。正如元诗。语言伦理与“僭政”，中间有一逻辑中断，意识短路，线索失掉，实为空白区，但恰好可以用来针对现实：爆发“铁屋子”里的“呐喊”。果如希耶罗所说，僭主上吊而死对他自己最有利，对大家也最有利。充分说明：差异毋宁说是分裂。偏偏不是语言差异。
施特劳斯这一派政治哲学家，从尼采发迹，不满现代（民主）政治（“权利”）为（自由）商业（“市场”）的状况。悲哀的观感压过了我们迟到的自豪感，近乎绝望。
“十分肯定”，“厄运已经当头”。对于我们，这是“厄运”之外的又一“厄运”。碎片我的突围，容后再说。
以我浅见，当代世界风浪不起，实可视为暗中筹备阶段。碰壁后，哲学对政治退避三舍。参详古典，已略表露委曲。碰上态度安逸者，会以为生活在封建的漫长中世纪，——是不知(罗马/美国？)帝国存废的道理。自为犬儒，无动于衷；如此反复，罔有起色？对照不见圆合，但歌德所称的“向内的”“衰退时代”，扭转可是“向外的”“上升时代”？
“我”（“我思”）无法推倒。就其无法推倒言，是从古至今自胜、自任、自证的哲学。“绝对我”之为必要，即在于无我即无世界。有了我，才有世界的断裂。窥见并温暖世界的断裂，则“我”可得容身。此断裂意，并括至高理与肉身我。或问：佛教中既无自性，岂能有他（者）？
诗人与暴君是有趣的对跖人；但将暴君（“僭主”）的罪名加诸诗人，似乎诗人应对混乱的现实负责，是夸大了诗人。
必也正名乎，“僭主诗人”应是对“摩罗诗力”的礼赞。探询恶魔“自我”，诗人率性，实乃对僭越的僭越。权作批判用。此所以足下敢以之自况。初看是小心，实则大方。
而在“自我”未有前，这一切均不可能。时至今日，“完全个我”化生得如何？禅佛教一味从事消除“自我”的活动，在普及现代“个我”、“人人”政治的目标下未免反动。
市场浩大和权利亏空，一致掩映了头脑的涣散。我不相信土遁，不相信默然打坐，更不愿于逼仄处做花园自赏。逃避不得，反向面对才是直面针对。则“我”的枯容可改。如此对“修道者”，收“棒喝”之效：“边沁全景式监狱”既不能笼罩，反为自我提供希望的突破场所，从原点向四周辐射，大举振拔，庶几可退“无物之阵”。
更生出无穷碎片我，欲总摄之，非至高理念不可。不认本体，等于不认本我（己）。遑论归与藏。
言者（语言），碎片也。沾染后学气，轰然不可救。后学可以存，端赖形而上学，形成对质。熊十力、牟宗三尝直斥罗素等辈，实为遗憾“道术为天下裂”，障目不过语言材料，下滑为诡辩。形式诗人、专门诗人沉湎，徜徉在“代数与音乐之间”，以为新艺术，其实陈旧。
“道”与西方逻各斯同。可见我国原存至高理据。若此，则专论我国哲学则可，为何还要倚重西哲？盖分析/逻辑不可废。舍此，至高理无法展开。也未有商谈的空间。此“知性”所以宝贵。
盖佛教本来有强大的逻辑，其庞大认识论，是世界最大的唯心论，不幸到国中，只剩茶饭。眼前，适合文盲选择。这样的诗我不看。
此所以我同情你的“界定中的直接表达”。凡循理路者，可以理喻。但仍为局部观点，是小学，应对诗的皮肤，考据则可。针对古典，仍显乏力。盖后人认识反而较前人停滞，画地为牢，容易由认识跌入情感。很难设定前人无认识而写诗，落入后人的俗套。后人以情感状态逆推，已坦白承认无认识。其实古典最难懂。
卡瓦菲斯执著于“欲望的逻辑”（黑格尔式的主题）。犹如爱是对死的渴慕，在文本的逻辑的终点也才能够发现欲望。细部明朗，准确，反而造成整体的恍惚，和虚无之感。这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他的诗之简苛，犹如公式，而纯洁犹如逻辑学，和他的题材相当。
心智虚弱者，仍会受到情感沮丧的暗示。再涉及一点禅佛，自以为得正，仿佛西学是来为中学助威。不知西人逻辑强盛，渐渐成杀人之势，需要消极、怠惰、疏导，故寒山为西人眼中第一中国诗人。国内作者一旦松懈，心智即堕入歧途，因为恰要与西人逆着方向努力。看看周围场景，以为理性荼毒肆虐，不知道是理性不够。
本体不能破，若破本体，即为禅佛（维特根斯坦），再次堕入消极。
江南风景秀丽，窃慕之。尝往游之，回。臆其土只有风物，而无思想，是不知思想与风物乃两个世界。思想需要刺激。风物在地面，思想在人脑，不然即沉于墓下。俾令其土大儒王阳明、黄宗羲复生于地面，几人能识得“思想”？园林世界，可置于掌上，置身园林世界，即于迷宫营造自我的迷宫，我忽觉出自己有“赏玩”意，遽生悔意。都陈于此。
你的《锦鲤》、《螺蛳》值得看，往大处讲是因为现象学，建立了认识的数学模型。以其虚拟空间性质，宜成规模。话说回来，这样的作品放在何时何处都能成立，不用主批评者花大力气辨识。
摆弄绝对我的圆规，以谢林为甚，与浪漫派为芳邻。天才少年钟情形而上学，摹拟演绎，犹如摆火柴，黑格尔会心。一部《精神现象学》自任为精神界之教官，然而仅提供排练的公式。正是辨证法，揭示“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最终结果的不确定”，变保守为激进，呼唤人类自我革新。
你反驳我，不知我要对反驳进行反驳；你从事批判，不知我要展开对批判的批判。
你有认识的勇气，较诸因袭禅佛的人，不知有多可贵。不用二律悖反掩护，认识可更进一步。
洞察“精神”的生与死，“现象学”可完结。画圆，又可以重新开始。后人钻研知觉现象学，（逻辑）起点不同，（逻辑的）逻辑一般无二。对照说明，至高理与肉身我无法分割，共同承担世界的分裂。
图画逻辑，在我已不能满足。天上落纸片，本体尺度奠定了此在。追踪涣散中的碎片我，可为我之历史。个我不保之际，可以得时代的历史。则历史诗学可以展望。
表面看去，我国文化本体气氛缺少。历史载沉浮，看似遥远，实则亲切得多。
虽然，谓国人不喜虚构，不习想象，不一定。试问一百年来有多少虚构，多少幻梦？仿佛专意与亚氏展开对话，解开“诗学”深层内幕：诗（理念）的真实较历史真实为高，则必跌入历史，为历史诗学。此历史诗学，已囊括理智构型，和最高虚构的失败。
欲求自保，仍赖本体扪摸。虚构至高真实，可以安慰零散此在，筹划定夺。海德格尔不倦言“去蔽”，其实古希腊人何曾多言“去蔽”？盖老海忤逆时代，意在生存搭火，引入喷香的时间。老海扭转哲学语言吃力，但所论诗，为诗人普通经验。
可以认定，无时间性的艺术不是当代艺术。
以此，我将诗放在哲学与历史之间。更靠近历史，以见至高理的失败，肉身我的显现。以此，哲学较诗为崇高，而诗歌较历史切身。哲学为最高虚构，为最大之人类主义。哲学家表现，为最大之人类英雄主义。我哲学出身，写诗不无顾忌。在我看来，写诗与写一部哲学书区别在此。
以此，“迷失本体”是表扬而非诋毁。语言亦为迷失之一途。使无世界，诗人有何意义？诗人要勇于承认，世界本身是诗。只知道诗，堕入空想圈套，系念于公式定理。这是哲学所干之事。
哲学能为诗提供形式，为纸面逻辑。历史才是材料，为体验真理。知道非诗，可以让诗接近历史，置换精神（“理据”）与物质（“现实”）。有时需换个眼光：无形式的一切，可能是最大的形式。对于诗，也是打破形式，为形式美感引入辨证愉悦，形成褶皱，和重沓。
因此我设想粗浅的诗。以前，我不看报，不听新闻。现在我可以在报栏前站一会儿。马拉美说：“我已读完所有的书”。可能是黑格尔。我寻求批判和自我批判。限于社会变动和交际，我不讳言，我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以为辩证也对话，精神诡计也亲切。
这样的诗，并不毁弃想像和虚构，但把本体，把应然的果实放在历史篮内。牵涉到碎片我和碎片存在，庞大粗粝，然而结合人造符号与可欲的对象（自在）。这样的诗歌为大诗，许多首也是一首，不逼迫至高理与肉身我。
“差异”出自后学家之口，带有唯能论色彩。卿欲放之四海，并且加及哲学语言和诗歌语言，我以为大谬。不然，差异的一统天下与差异构成反讽。在我看来，哲学与诗即使不势不两立，也背道而驰。除了认知，诗还需要其他因素。
然而，“差异”之义甚大。唯与后学相连，听众只当耳旁风。我赠你一“公共空间”，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敦促，始可发现真差异性，保卫社会。
你提到列维纳斯，颇称我心，他认定一神论最接近哲学的无神论。努力超越哲学，但仍用理智抗诘信仰，从而获最大张力。或问我，你如此强调认知，不是让诗处在哲学的位置？
答曰：诗不断地调停认知与信仰（我将之看作一种情感状态，即认知的妥协）的矛盾，在哲学与宗教之间更靠近宗教，停留在黄金分割点。“他者”于哲学为超验，于诗则是“人类事务及其情感”。岂能按图索骥呢
语言是他人的。诗人知道，话一出口，就被改变。
附：
答陈律（解题诗）
我热爱逻辑，芭蕉样展开
你却拿去做了扇子。
我热爱本体，黄铜落满了灰
你却拿去做了镜子。
“呔，”我不用大喝，“你
还我镜子，还我扇子！”
你摇了也罢，照了也罢
风刮着脸，都成了历史。
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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