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又是文学发展相对平稳的一年。这平稳由一喜一忧构成。长篇之忧在于，自从2005年“长篇热”以来，数量持续上升，而佳作逐年见稀。不但一些“名家力作”名不副实，让人希望陆续落空，而且，随着“名家阵容”的日见整齐，当代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和前景问题，也越来越不容乐观；忧中见喜的是，虽然整体平平，但少数重要作品仍具有相当的价值——这价值有的来自作品本身的质量，有的得自其创作走向连通了当下创作潮流和文学史的重要脉络，而蕴含的问题又是触及了时代写作难度的“真问题”。中短篇中，让人忧的也是本该挑梁承重的名家精品数量太少，或许名家们都把精力投向长篇写作了。所喜的是，新锐发展势头颇旺，尤其是一批具现代形态的成熟之作较成规模的出现，显示了新一代作家们将现代技巧与自身经验融于一体的能力，让虚浮多年的“形式探索”终有落地生根之感，令人格外惊喜。
长篇力作稀而价值重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创作持续高温，目前年产量已是数以千计。而2005年开始的这一轮“长篇热”，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名家之作”云集——每年有10—20部“名家力作”被“隆重推出”，尤其年初时节，龙争虎斗，声势浩大。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图书市场的操作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有文学内部的动因。当代文学“新时期”以来各时段涌现出的著名作家，从“知青作家”到“先锋作家”，大都已过或已届天命之年，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期”也是“封顶期”。按照中国惯有的文学观念，大多数作家愿意以长篇创作来标识自己的文学成就。从这一角度看，近年来的“长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成就总结。然而，当我们以文学史的目光来打量这些作品时，每每多有遗憾。有的号称多少年磨一剑的作品，明显带有粗糙痕迹；有的有做“时代大书”的企图，却显露衰微之相。这一波“当代作家集中展现实力”的“长篇热”中，究竟有多少作品能够跨越“年度”，进入更长的文学史序列，恐怕不能乐观。
本年度，值得关注的长篇主要有：阿来《空山2》（《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轻雷》（《收获》第5期）、池莉《所以》（《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炜《刺猬歌》（《当代》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佩甫《等等灵魂》（《十月•长篇小说》第1期，花城出版社）、盛可以《道德颂》（《收获》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刁斗《代号：SBS》（《花城》第1期，花城出版社）、王安忆《启蒙时代》（《收获》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格非《山河入梦》（《作家杂志》长篇春季号，作家出版社）、朱辉《天知道》（《钟山》第2期）、李锐/蒋韵《人间》（《收获》长篇春夏卷，重庆出版集团）、孙慧芬《吉宽的马车》（《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2期，作家出版社》、张者《桃花》（《花城》第3期，长江文艺出版社）、董立勃《白麦》（《当代》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韩东《英特迈往》（《花城》第5期）、贾平凹《高兴》（《当代》第5期，作家出版社），林白《致一九七五》（《西部•华人文学》第10期，江苏文艺出版社）、麦家《风声》（《人民文学》第10期，海南出版公司），等等。
其中，阿来的《空山2》和《轻雷》属“《空山》系列”中的三、四、五卷，在前两卷的高水准上继续推进，称得上是本年度长篇小说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贾平凹的《高兴》将“乡土文学”的创作引入到“底层写作”的潮流中，无论取得的成绩还是显示的“症候”都值得纳入文学史的脉络讨论。此外，李锐/蒋韵的《人间》、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刁斗的《代号：SBS》，或保持名家水准、或在原有创作轨迹上有重要推进，或在立意及形式上有实验创新，值得推荐。
阿来《空山》：艺术水准年度最高
自从2004年发表《随风飘散》（《收获》第5期）起，阿来开启了其构建“《空山》系列”的宏大进程。继2005年的《天火》（《当代》第3期）之后，本年度推出的卷三《达瑟与达戈》、卷四《荒芜》和卷五《轻雷》使原计划中的三部六卷中的“六枚花瓣”已绽放了五枚，大体样貌基本可窥。
“《空山》系列”无疑是极具野心的作品，阿来意图构建一部西藏社会的现代史诗——当政权交迭“尘埃落定”后，古老的藏族社会如何在外来文明的入侵和席卷下发生现代转型，其中，“原始的”、“自成一统”的藏族信仰传统和以“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冲突是作品处理的核心问题。目前陆续发表的五卷虽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故事联系，但有着相应的历史顺序，《天火》已写到“文革”，《达瑟与达戈》则是“文革”期间的故事，《荒芜》写到“三年自然灾害”，《轻雷》则进入了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转型时期。小说以“机村”为落脚点，正面书写各种 “革命”（物质的、精神的）发生的过程。与之相应，写法上也从以前的“寓言风格”转向“寓言”、写实并用，并且，写实风格明显加强（从迄今发表的《空山》第一部、第二部来看，组成每部的两个故事分别有不同的倾向，卷一《随风飘散》、卷三《达瑟与达戈》倾向于寓言式的书写，卷二《天火》和《卷四》《荒芜》倾向于写实。最新发表的第五卷《轻雷》则是一部颇为写实的作品，可以说是阿来作品中写实风格最强的）。
如此，在《空山》的写作中，诗人出身的阿来要面对两项基本能力的挑战：艺术上的写实功力和思想上的驾驭能力。
在写实功力方面，阿来给出的答卷漂亮得甚至超出人们的预期。特别是《轻雷》中主人公拉加泽里形象的成功塑造，完全可以作为“典型人物”纳入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成长人物”（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序列中，也可以视为“新时期”继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之后，又一代“农村新人”的代表——这样坚实有力的人物形象没有出现在贾平凹的《高兴》里，却出于一向文风飘逸的阿来之手，不能不使人惊讶，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思想驾驭能力方面，阿来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并不是说并非以思想见长的阿来在这方面也有惊人进展——而是面对复杂的文明冲突和社会转型，阿来聪明而自然地选择坚持传统的文化信仰。在他的笔下，“世道”再乱，天神的法则不会变；疯狂的是人，神永远保持清醒。在对藏族文化的理解上，阿来其实有着“本质化”的倾向：原来藏族社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朴素的、自足的、神性的，现代文明的一切都是疯狂的、物欲的、具有侵犯性、毁坏性的，尤其是对“革命”缺乏更全面、深入的现代性反思，这里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在“告别革命”的普遍语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但阿来是幸运的——信仰的神性使他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超离现实语境的限制和主流观念的保守性，同样幸运的是，佛教的包容、宽广和温和，使他面对外来文明的入侵，哪怕是毁坏，都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在叹息中悲悯，而不是简单地陷入悲愤。所以，阿来小说里的世界虽是复杂混乱的，但他的小说世界却是笃定明晰的；观念可能是固定化的，但“世界观”却可能是相对宽广的。或者说，阿来未必能驾驭这个乱象纷呈的世界，但他的神帮他驾驭了。
当然，如果以“经典”的标准来要求，《空山》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首先在思想深度上，虽然有“神”的福佑，但小说毕竟处理的是具有现代性和当下性的命题，笃定的背后是单纯还是洞悉，小说的境界和气象是不同的。其次，对于寓言和写实两种写作方式，阿来虽然表现出全面的才能，但尚未能更有机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整部作品的艺术风格更圆融统一，更具创新性和独特性。另外，一些细部处理，似还可以进行更精细的打磨。其实，象《空山》这样一部具有如此丰富含量的作品，放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值得作家毕一生之功来成就，没必要太快速出笼。
在创作长篇的同时，阿来还写了一些围绕机村的小故事，如《瘸子，或天神的法则》、《自愿被拐卖的卓玛》、《脱粒机》（《人民文学》第2期）、《马车夫•喇叭》（《上海文学》第3期），等等。这些分属“机村人物素描”系列和“机村事物笔记”系列的故事，都收入名为《格拉长大》（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8月版）的小说集中。这些故事大都具有言简意赅的风格，如碎钻镶嵌在整部《空山》“花瓣式”的结构中。
贾平凹《高兴》：站在“乡土”和“底层”的交汇处
贾平凹的《高兴》推出后立即受到热切关注。其原因不仅因为这是作家继《秦腔》之后推出的又一长篇力作，更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进城的农民工捡破烂的生活正是典型的“底层题材”。而这些捡破烂的农民是贾平凹的乡亲，他们从商州大地走来，从《秦腔》中的清风镇走来，人物原型都有名有姓。正如贾平凹跪在父亲的坟头说的：“《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后记》）也就是说，贾平凹沿着自己的创作轨道发展，随着自己“血缘和文学上的亲族”的生活变迁而推进，到了《高兴》，与“底层写作”正面相遇，由此进入了这一写作的潮流。
自从80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内转”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实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村当代生活的反应几乎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中止了，此后的乡村只是奔向“纯文学”作家们的叙述容器。连贾平凹自己也是先进入“废都”，后“怀念狼”。以致于到2004年前后，“底层文学”发轫时，成名的“乡土作家”几乎集体缺席。至今，在“底层写作”中活跃的作家，大都是来自基层的中青年作家，著名作家只有刘庆邦一人，但他主要写的是中短篇。而贾平凹长篇的《高兴》的推出，不但提高了“底层文学”的整体质量，也使对“底层文学”的讨论纳入到“新时期”以来，乃至鲁迅以来开创的“乡土文学”的脉络。
站在“乡土文学”和“底层文学”的交汇处，《高兴》文学史价值在于，贾平凹这位从“新时期”一步一步走来的老作家，以其扎实的写实功底、深厚的乡土情怀，写了中国在跨世纪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小说开篇即表明故事的发生时间在2000年3月10日到2000年10月13日主人公进程和回乡之间），被以“大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挤压、剥夺、诱惑的农民，抛离土地，进城谋生的生活状况。小说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了这些被称为“破烂”的农民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他们身处底层，操持贱业，忍辱负重，也苦中作乐。对“破烂”这一与城市人生活关系十分紧密的人群，当代创作也早有关注，最有代表性的是池莉在《托尔斯泰围巾》（《收获》2004年第5期，中篇）中塑造的“老扁担”的形象。这个形象虽然颇为感人，但池莉始终是透过市民的目光去看，“老扁担”终究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甚至带有“城里人”一厢情愿的理想投射。当“老扁担”的生活刚刚被打开时，小说戛然而止。贾平凹深入的正是池莉未能进入的世界，不但告诉我们这个群体当下的生活，更告诉我们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的“高兴”与“不高兴”，以及“高兴”与“不高兴”的缘由。贾平凹在《后记》中说，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历史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下乡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有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应该说这样的写作目标，《高兴》在一定层次上达到了。
然而，和《秦腔》一样，《高兴》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困惑、茫然乃至症候的作品，而且，由于《高兴》没有像《秦腔》那样刻意用一种“反现实”的“生活流”的写法“记录”，而是采取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叙述，使作品内在的矛盾更明显地暴露为艺术的缺憾。比如，作为一部靠“体验生活”获取素材的作品，《高兴》在细节上虽然丰富却不够饱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虽然生动却不够深透；“典型人物”刘高兴形象没有立住，人物性格分裂，而作为“另类”（贾平凹语）又不能代表他所属的人群。全书以拾荒者为表现人群，却以一个虚幻的爱情故事为情感和情节动力，并且，人物的虚幻性和主要情节的不可信使作品整体框架不稳，结构失衡。
虽然存在着这些明显的问题，《高兴》仍然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原因在于，这些问题不是贾平凹个人的，而是症候性地显示了“底层写作”和“乡土文学”在当代发展的深层困境。
近来，写“乡下人进城”的作品逐渐增多。除了受“底层写作”潮流的影响外，更有“乡土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中国当代作家中像贾平凹这样的“乡土作家”比例甚大，他们不但出身乡土，而且多年来仍以乡土生活为安身立命的写作资源。这些年来，随着城乡生活的巨变，作家熟悉的乡土世界已经瓦解，这正是贾平凹在《秦腔》中展现的。作家如果依然忠实于他笔下的人物，也必然要跟着“乡下人”进城。本年度，另一部写“乡下人”进城的重要长篇是孙慧芬的《吉宽的马车》，小说通过一个“懒汉进城”的故事，展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人物在城乡之间的挣扎，尤其是人物“内心风暴”写得细密生动。然而，和贾平凹一样，孙慧芬在新作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物一旦进了城，就对他们失去了把握和控制。作家对于笔下人物的真实生活处境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切了解，却和他们一样对现实和未来感到困惑和茫然。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自然和作家“下生活”还不够有关（但必须看到的是，贾平凹和孙慧芬都是写作态度相当认真的作家，当代著名作家中能他们那样“下生活”的已经很少见。这提醒我们思考的是，在一个阶级已经明显分层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当年工农兵文艺的意识形态支持和制度保障，还要求作家们像过去那样“下生活”，不但“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在“感情上打成一片”，是否还有现实可能性？），不过，在更深层次上，仍是作家的思想困境问题。
“底层”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大问题，从“乡土”进入“底层”，作家立即面临在思想能力方面的巨大挑战。而贾平凹、孙慧芬等汉族作家显然没有阿来幸运，在阿来那里可以用信仰解决的问题，在他们这里必须用思考解决。从《秦腔》、《高兴》的后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年农村的衰败、农民工的漂泊，贾平凹是深怀哀婉、愤懑的，但却无力处理、解读这些问题。深深的困惑和矛盾、理智和感情的冲突使贾平凹在写作中不但难有明确的价值立场，甚至不敢有真实的情感态度。他尽全力压抑自己的厌恶、仇恨，强打“精神”高兴。这是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扭曲造作、虚浮无力、难以生根的原因，也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最终只能寄身于一个情爱故事里的原因——小说中无法解决的矛盾需要一个精神上和叙事上的逃逸之途。
那些令贾平凹等作家深深困惑的问题，如社会发展的效率与正义，城乡关系、阶级差异等，也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两派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至今很难说能有哪一种观点能获得“上下一致的认同”。也就是说，作家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必须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即使形不成完成的观念体系，也应该在对现实进行详细解剖中提出有深度的质疑。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要写出真正能够把握时代精神的作品，对作家思想力的要求，远比意识形态相对完整、知识分子尚未分化的80年代为高。然而，与之相应的实际情况是，恰恰自80年代末期起，文学界便与思想界日益分离、作家从知识分子中逐步抽身。目前中国大多数作家的思想水准实际上停留在80年代，对90年代以来思想界面对社会重大变迁的思考、争论少有了解和吸收。思想资源的落后和贫乏曾是是“底层文学”难以深入的症结，如今又成为“乡土文学”难以前行的障碍，也是这些年作家们做“时代大书”的企图屡屡落空的内因。
“时代大书”落入败境 “个人化历史”显露生机
本年度几位著名作家推出的“时代大书”都落入了令人心痛的败境。
张炜的《刺猬歌》试图以丰饶的“民间想象”， 重述山东半岛海边丛林小镇棘窝镇百年来的历史。在“齐文化”怪诞神秘的气息中夹杂着强烈的时代情绪，这情绪来自对当下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但这不满的表达，仍像作家当年介入“人文精神论争”时一样，仅表现为立场和姿态，未能深入到理性批判的层面。于是，一股灼热的激情转化为愤怒，整个作品陷入狂乱的想象。
格非的《山河入梦》是继《人面桃花》之后又一部反思历史的作品，这一次面对的是中国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然而，作家对乌托邦社会的理解和想象和完全是简单化的，思想资源没有超出大众常识的水准，对一些政治规则和潜规则的描述甚至低于常识水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的格非，文字能力竟突然滑至大众读物的层次，人物也相当漫画化——这都不禁让人想起余华的《兄弟》。莫非“先锋作家”在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写什么”，转向“对历史现实发起正面强攻”之后，无法驾驭的题材将他们多年来训练出的“怎么写”的技艺也一并压垮了？
这一类作品中，最令人失望的还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作为当代最具“理论素养”的作家之一，王安忆直书“文革”前期一代青年的思想启蒙史，自然引人翘首以待。然而，这部以“时代”为题目、以“启蒙”为主题的小说却未能抓住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小说的实际落脚点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身革命家庭的子弟如何被“小资情调”启蒙——王安忆再次告诉我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在寻找时代对话的基点上，她显然回避了我们这个时代与启蒙时代有关的核心问题，如专制－民主、物质－精神、革命－告别革命，而是顺应了消费主义的大众观念，将《启蒙时代》写成《长恨歌》的“特别阶段史”。更令人沮丧的是，进入到小说，又完全感受不到《长恨歌》式的世俗烟火气，当然，更缺乏《叔叔的故事》中那种思想的激情。小说充斥着连篇累牍的议论和辩论，却缺乏理性的穿透力。加之形象模糊、情感隔膜、语句冗长，完全成为一个封闭的闷局。近年来批评界对王安忆创作“不冒险”、“理念化”等倾向有诸多诟病，这些病象在这部作品中显得越发严重。
这两年的“长篇热”中，有“史诗化”追求的不在少数，但都在思想支撑点上出现问题。这或许在提醒我们思考，在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解体后，文学上“宏大叙事”是否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个人角度进入历史的方式就特别值得关注。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从时间上看像是《启蒙时代》的后续，写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故事。不过，这里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边缘小镇的普通女孩，她没机会读到什么“黄皮书”内参，也没听说过什么“地下沙龙”。她随着“大流儿”学工学农，又随着“大流儿”上山下乡。于是，她不必承担什么时代使命，特定的年代只是她个人成长的环境背景。获得“历史的解脱”后，林白充分依赖身体的记忆，味觉、嗅觉、听觉，如万物花开。经过《一个人的战争》的自我言说和《妇女闲聊录》的彻底倾听后，林白的身体插上记忆的翅膀深入历史，而这段公共的历史也以林白的方式被打开。然而，在“个人化写作”和“个人化历史”之间，林白似乎还没有把握好分寸和界限，尤其是第一部，时代即使作为环境背景都没有得到有效烘托，不免令人疑惑，如此个人的记忆何必冠以“致一九七五”这样的时代命名？什么样的个人记忆才有资格承担历史叙述？
韩东的《英特迈往》也是一部“个人化历史”，故事从1969年一直讲到2005年，试图通过几个人的命运勾勒出几许时代的样貌。不过，相对于林白的作品，这篇小说在经验和语言上都缺乏足够的个性穿透力，叙述似乎一直在故事表层滑行，“零度回忆”的节制平淡中也多少显出无精打采，这也是韩东从《扎根》延续下来的长篇叙述风格。
长篇立意形式上的新探索
本年度，有几部长篇小说在形式上有新尝试。李锐和蒋韵夫妇合作的《人间》是“重述神话”系列在中国继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小说。其故事原型是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白蛇传”。较之前两部的意义虚浮、想象贫弱，《人间》无论在立意上还是在技法上都进行了有创意的翻新，在原有的故事原型基础上，选取了“身分认同焦虑”这样的现代性命题，结构上采取多线并进的架构，又与古典的“悲情”气韵连通，使小说在保有中国古典伦理和情怀的基础上具有了现代精神，这正是“重述神话”的意义。
刁斗的《代号：SBS》更是一部颇有实验性的小说，它以一个商业间谍的故事为架构，借用侦探小说的元素，同时吸收多种当代大众文化形式，创造了一个卡夫卡《城堡》、奥威尔《一九八四》式的当代公司社会的存在寓言。小说写得相当有趣，但不乏严肃性，虽然还有混杂粗硬之嫌，却不失为一种有拓进性的尝试。
相对于这两部小说，朱辉的《天知道》和麦家的《风声》的特色则限于在“纯文学”和通俗小说间寻求平衡。前几年在有关“纯文学”反思的讨论中，就有人建议“纯文学”吸收一些通俗小说形式要素以增加可读性。这种尝试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借鉴通俗形式的同时保持“纯文学”的特性，这显然也是朱辉在小说中着重把握的，可惜目前的平衡结果尚不理想。由热播电视剧前导、乘“主旋律”而来的《风声》，更适合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讨论。单从叙述形式上看，它主要继承了先锋小说叙述策略并同时借鉴包括“杀人游戏”在内的通俗叙述方式，而对后者的运用显然比前者要出神入化。相对于以前的中篇小说，麦家在语言上有明显退化，电视剧脚本的痕迹随处可见。
此外，还有几部长篇值得关注。董立勃的《白麦》和张者的《桃花》分别是其前作《白豆》、《桃李》的续作，题材和风格都没有什么变化，但质量有所下滑。李佩甫的《等等灵魂》以商战故事为题材，虽流畅好看，但比起《羊的门》那样深入传达“中原文化”的小说，作家对商业灵魂的把握还不够深透。池莉封笔几年后推出的《所以》写她熟悉的婚恋题材，本来引人期待，然小说空洞无物、矫揉造作，语言也粗糙得难以卒读，是本年度“名家新作”中让人特别失望的一部。相比之下，盛可以的《道德颂》也写一个婚外恋的老套故事，在结构、人物处理上还有明显毛病，但感情充沛，语言凌厉，自有其可观之处。来自科尔沁草原的作家千夫长的《长调》，以平实而悠长的笔调书写草原的记忆，在近两年来众多草原题材小说中算颇为出色的一部。
中短篇：现代形态小说颇具规模
本年度中短篇最令人振奋的是，出现了一批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现代形态小说佳作。主要有：李浩《一只叫芭比的狗》（《花城》2006年第6期，短篇）、王威廉《非法入住》（《大家》第1期，中篇）、七格《真理与意义——标题取自Donald Davidson同名著作》（《山花》第6期，中篇）、黄咏梅《暖死亡》（《十月》第3期，中篇）、艾伟《小偷》（《收获》第6期，短篇），张静《珍珠》（《西湖》第2期，短篇）等。
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形式变革以来，超越现实主义、向现代形态小说发展一直是“纯文学”的进军方向。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当代创作面临的最尴尬处境在于，大多数作家对现实主义没有吃透，“画蛋”的功夫远没过关，向现代主义奔跑的脚步必然踉跄。其结果是，不少追求创新的作品两头不靠，理念和现实“两层皮”。不但虚矫，而且虚弱。不仅难懂，也确实难看。所谓“先锋”的大旗下长久汇集这样一些“伪先锋”的作品，难免让人丧失信心。
在这样的格局下，这些现代形态小说佳作较具规模地出现令人重振信心。看得出来，这些作家都深受国外现代大师的影响，不过这影响不再是外部模仿，而是内部生根。那些遥远的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如存在感、荒谬感、幽暗罪恶的人性，都有了本土的生长语境。特别可贵的是，作家们具有了“以实写虚”的功夫，小说不再只是“意念的行走”，而是落实到细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如此的进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代主义二十年来的持续影响，同时也不可忽视作家们长期坚持之功。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虽已不算年轻但都尚属“文学新人”之列，多年来他们偏居一隅，埋头苦干，不但抗拒着“常规写作”的诱惑和挤压，甚至在“纯文学”的理念被逐步掏空为一种“不及物”的代名词时，仍固守着其纯粹性：技艺的完美和精神的先锋。为其如此，才能在文学整体下滑的大势下，在局部创新处获得沉稳的推进。
曹乃谦小说引人关注
本年度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曹乃谦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其主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作品被相继出版（《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此前还有《最后的村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2月）——这自然与马悦然先生的力推盛赞有直接关系（马悦然称：“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中国评论界虽然不必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首是瞻，但也不必由此产生逆反心理，还是应该在对其创作精读细研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既然说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评价和定位，尤其是提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就必须把曹乃谦置于几类相关作家——包括与其题材、体裁、风格相近的当代作家（如李锐，特别是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同期创作的《厚土》）、文学史前辈作家（如也使用“晋方言”的“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世界级的优秀作家（如同样用一系列精短短篇书写一个特定人群的前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的比较中来考察。在如此苛刻的品评中，我们看到，曹乃谦的创作虽然极具特色并在多方面有探索成果，但比起在该方面最有突破的作家而言，还是略逊一筹。而且，以“最一流的作家”的标准来衡量，曹乃谦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作品主题过于单一（一句“食色，性也”完全可以概括），手法也相对单调，缺乏足够的深厚性和丰富性。
尽管如此，曹乃谦仍不失为一位极具特色的作家，他对方言的全方位运用、对小说对话功能的开掘、对“留白”的嗜好，对语言近乎吝啬的精简，都令人叹服。在那么漫长的寂寞岁月里，他固守着自己的园地和耕种的方式，在当代众多随风而动、面相模糊的作家中，风光独具，堪称优秀。曹乃谦的被“发现”不仅对文学史有补遗之功，对日益松弛芜杂的当下创作也是一个有益的警示。
“底层文学”深入乡土
在贾平凹、孙慧芬等作家以长篇的方式将“乡土文学”推向“底层”的同时，近几年来持续发展的“底层文学”也进一步深入乡村，从“底层”的角度表现当下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变化。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曹征路《豆选事件》（《上海文学》第6期，中篇）、胡学文《淋湿的翅膀》（《十月》第3期，中篇）、罗伟章《最后一课》（《当代》第2期，中篇）、存文学：《人间烟火》（《收获》第3期，中篇）、范小青《父亲还在渔隐街》（《山花》第5期，短篇），等等。
《豆选事件》是曹征路“底层写作”中的又一力作。小说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豆选事件。豆选，显然不仅仅是乡村基层选举的一个讨巧的说法，这个源自于延安革命政权的民主形式似乎联系着某种传统和某一乌托邦。即便从最表层的修辞看来，“金豆豆，银豆豆，投在好人碗里头”，这一民主形态上的轻松或许已经构成了今天乡村民主进程的一次反讽：与革命圣地的艳阳天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天基层选举的实践举步为艰，而每一次有效的选举几乎必然是一次动荡、一次事件，一次革命的献祭。
从《那儿》到《霓虹》到《豆选事件》，曹征路关注“底层”的笔触，由城市到乡村，由工人到农民。感人的依然是作家对底层民众现实困境和历史成因的深切体认和同情，动人的依旧是弱势者在被逼到绝境后反抗力量的积聚和爆发。虽然不像《那儿》那样荡气回肠，《豆选事件》在语言和叙述结构上更为讲究，加之题材的拓展，使曹征路的“底层写作”在总体上更上一层楼，而其与文学史上左翼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的话题。
在目前的“底层写作”中，范小青的写法是最“轻”的。《父亲还在渔隐街》乍一看像是写农民工进城后“留守子女”的问题，而竟然被写得颇有些先锋的意思。范小青其实讲述的是关于追寻与迷失的故事，她将我们面对现代生活的滚滚红尘时那种无尽的茫然与恐慌表达得委婉多致，叫人恍惚。“底层文学”兴起后，大都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像范小青这样基本只是以“底层”为题材、将之带入自己原有风格的写作，可以在写法上开拓路径。
“成熟作家”推陈出新 “期刊新人”稳扎稳打
成熟作家的中短篇佳作本应是每年最令人心安的收获，但这两年的“收成”都不好。不过，还是能精选出的几篇——迟子建《福翩翩》（《人民文学》第1期，中篇）、苏童《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收获》第5期，短篇）、韩少功《末日》（《山花》第10期，短篇），这些小说都保持了作家一贯的风格和水准，值得细看。
相对于这些“守成之作”，毕飞宇本年度推出的两个短篇《相爱的日子》（《人民文学》第5期，短篇）和《家事》（《钟山》第5期，短篇）则颇有新意。小说在取材上抓住了当代生活的新质，“发现”了变动时代的“新伦理”。《相爱的日子》从性与爱的夹缝入手，写处于城市边缘、缺乏资本又向往婚姻的两个年轻人，在“临时”的关系中如何“性”爱。《家事》采用当下中学生自成一统的话语方式，写这些由独生子女构成的“新新人类”，如何在彼此间建立模拟的亲属关系，如何“换种语言说爱你”。虽然与作家原本擅长的题材和风格相比，这些小说在经验的把握上恐怕还不够深透，艺术上似乎也不够圆熟，但如此的新变，显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开放性，令人兴味颇浓。
发现、培养、推介新人一直是文学期刊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里本来有一套很完整的新人培养机制，《萌芽》、《青年文学》、《鸭绿江》等都是专门发表新人作品的刊物。各大期刊的编辑也向以发现、培养新人为责、为能、为荣，这是一项优秀的“伯乐传统”。这些年来在市场的压力下，尤其在“80后”称霸市场、走上文坛的过程中，期刊的势力一度处于下风。不过，随着“80后”明星在市场上的潮起潮落，这套机制和这项传统的力量再次显示出来。
自2007年全面改版、以新锐气象令文坛侧目的《西湖》杂志，一年来每期以大量篇幅推举新人，成为继《山花》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新人培养基地。该杂志举办的首届“西湖•中国新锐小说奖”是一个典型的“期刊新人”奖——评委由多家主流文学期刊和选刊负责人组成，候选作品也来自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期刊。三位获奖作家——徐则臣（大奖，获奖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发表于《收获》2006年第6期）、笛安（提名奖，获奖作品《莉莉》发表于《钟山》2007年第1期）、张静（提名奖，获奖作品《珍珠》《有情郎》发表于《西湖》2007年第2期）——可以被视为主流期刊认可的“期刊新人”的代表。
在三位获奖作家中，大奖获得者徐则臣是资格最“老”的。自2004年以《啊，北京》等“京漂小说”露出头角以来，徐则臣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势头。几乎在获奖同时，他的五个中篇（《苍声》《伞兵和卖油郎》《把脸拉下》《水边书》《还乡记》）和一个长篇（《夜火车》）分别在《收获》、《十月》、《上海文学》、《当代》、《作家•长篇》发表，篇篇铆足了劲，显示出一个“实力派”新锐作家的全面爆发。如果说上年度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显示其“京漂系列”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话，本年度的《苍声》则显示其另一向度的创作——“花街系列”向“文革”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挺进，少年的记忆在时代残酷和人性恶的炼火中捶打，年轻作家的笔力也在“苍声”中完成“成人礼”。
2005年，张静以处女作《采阴采阳》登上文坛。她鲜活真切的生活经验、缠绵而不乏锐利的笔致，以及对于现代都市中包括女性之间新型关系的入微呈现，使这篇小说不但当时让人眼前一亮，过后仍久久难忘。张静的小说很有“现代感”，如果说在《采阴采阳》中“现代感”还主要体现在内容，在《珍珠》中则体现为形式。小说借用一个卡夫卡《变形记》式的突变，打开了日常生活外壳下的裂隙，虽然笔力尚且嫌弱，但圆润凝练，荒诞的故事框架里，细节触手可摸。小说后附的创作谈，言语机智，见地不俗，形象呼之欲出，也可当小说来读。张静出生在70年代最后一年，如按照这些年文坛盛行的“代际划分”方式推举新人，恐怕难免落得“遗珠”的命运。而作为一个幸运的新人，张静自“冒出头”后，产量也并不高。不过，《珍珠》的质量让人放心。希望在这个新人“辈”出的时代，她能像珍珠一样，静静地生长，熠熠生辉。
在三位获奖作家中，笛安是唯一的“80后”作家，而在“80后”作家中，笛安一向算是比较低调的。她迄今发表的作品在同辈作家中并不算多，但都很有分量。两个中篇曾被列为杂志头条（《姐姐的丛林》，《收获》2003年第1期；《莉莉》，《钟山》2007年第1期），两个长篇也颇具影响（《告别天堂》，《收获•增刊》2004年秋冬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芙蓉如面柳如眉》，《收获•长篇专号》2006年春夏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在这几部作品中，除了被春风社列入“星计划”主打书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更凭想象力推演以外，其余三部全部是直面青春的体验。对于成长的隐秘，她不回避、不逃离，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也不大惊小怪自恋自怜，而是以一个成长者的庄重恳切，投入而又沉静地书写着。这种正面、直接的写作方式，在“80后”作家中是难得的。《莉莉》是一个“80后”式的童话，又是一部成长小说，那葆含着生命元气的成长之痛，打通了代际之间的隔膜，使作品饱满新鲜、明媚动人，既呈现出不同于前辈作家作品的新质，又能被文学传统所接纳认同。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年一度对文学的回顾总是以名家起，以新人止。不管名家的表现是否尽如人意，只要新人尚怀新锐之气，我们对文学就保有信心。
（本文为《北大选本•2007中国小说》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该选本由“北京大学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编选、点评。更多点评文字见“北大评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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