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要活下去，他就必须活得十分的卑微。
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散步的时候，这时，对面来了一个女人——如果你每天都在街上散步的话，就会看到这条永无止境的公共通道上涌动穿梭着无数个形形色色的女人——那么，想象一下，那时正是春末夏初的时节，这世间的天地万物不仅缓过了气，还了阳，而且焕发出惊人的生机：道路两旁的树木拼命滋生闪亮耀眼的绿色；围壁灰褐砖面上的爬山虎，宛如裸露在外的纵横的血管，这时也发出了黄红的嫩叶，一眼看去望不到头，风一吹，叶片扑簌簌地涌动，好似一片血色的海洋；即便是在这样的闹市区里，偶尔，也会有一两只个头很大的喜鹊，拖着长长的黑色的尾巴，扑棱着翅膀，施施然地从这棵树枝飞到那棵树梢。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女人向你走来。乍看之下，她的衣着打扮十分可笑：肥大的天蓝色棉布衬衫，同样质地的蛋黄色裤子，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流行的样式。也许它们曾经鲜艳过干净过，但现在它们都被溅上了泥浆以及一些不名所以的污迹，显得污秽不堪。令人倍感瞩目的是她的头发，也许长久不曾得到梳理与清洗，它们狂暴而亲密地纠结在一起，为主人那张赤褐色的皱纹交错的脸平添了几分粗野和神秘。在这个地方，有时，总会有那么一股子风平地而起，偷偷地、猝不及防地偷袭你一下子，再乐颠颠地打着旋儿退去。这时，便有那么一阵急促的风突然从身后扑来，摇撼得树木哗哗作响，女人那头宛如蛇结的头发便如河底潜伏的暗流一般向后射去，再幻化为一条随风舞动的强劲的鞭子，抽打着周围的空气。女人的脸迎着风吹来的方向高高地昂起——或许是响应风的挑衅，或许是感受到了一种神异的力量，或许是为内心的某种东西所激动，她的眼睛一眨不眨，瞪得大大的，执拗地、不顾一切地看着前方，似乎要看穿什么。你可以从中发现或感受到，其中有着一种混杂了欣喜与痛楚的隐秘的激情。恰在此时，风就像它来时一样止息了。这个女人也走了过去。这就是玛里。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玛里从来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无可奈何地意识到了这点。与她要好的伙伴是一些机智、狡猾、邪恶的小混蛋，笨嘴拙舌的玛里在这些妙语连珠、顾影自得的伙伴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毫无主见。作为与她交好的条件，这些充满善心的伙伴可以随意使用她的任何东西并无意中拿走他们中意的玩意儿，可以在她的文具盒和书上乱涂乱划并在不舒服不畅快时将她作为理所当然的出气包，她是负重者，是清扫机，是白出力气的傻瓜，而他们是永远的赢家和主宰者。他们强健自傲、生机勃勃，他们鄙视她的怯懦、软弱和无能，又为能凌驾于这个软体动物而感到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在他们眼中，玛里永远只能、也只会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扮演一个盲目而可笑的小丑的角色。这种经验也许是不愉快的，甚至是屈辱的。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不应该抱怨。连书上不也写着吗：“弱肉强食。”所以，在现实中，玛里总是战战兢兢、一丝不苟地诠释着自己的角色，从不越雷池半步。她知道自己成为不了其他的人，注定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她知道自己只能退缩在别人身后，成为广袤无边、默默无闻的大众中的一员，而不是特立独行、引人注目。她特别羡慕那些能在公众场合谈笑自如、夸夸其谈的人，认为他们简直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是上天予以他们的眷顾和青睐，而他们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才能的馈赠和回报。玛里就是那些忠实的围观者和听众中的一员，从不吝惜自己艳羡的目光和空洞的附和。但她一想到自己，假如是自己如此抛头露面、被如此密集的目光所沐浴，哪怕是以最微小的声音稍微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这简直是非法的、被禁止的；她的存在是沉默最好的注释，是一个永远无法被奏出的音符——那她立刻就会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想都不敢想，毫不夸张地说，她甚至就会吓破了胆。
表演与她无缘。她特别发怵的一个游戏是击鼓传花。对于她这种既胆小又没有表演才能的人来说——她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更不会演奏乐器——那真是一场灾难。单调的鼓声是不祥的咒语，粗糙的假花是炽热的烙铁。整个游戏过程她都像在受刑，恨不得这种难受的煎熬早点儿结束。也许是看出了她这种恐惧的心理——在游戏中，有时，它会演变为恶作剧——好几次，她的伙伴们故意在假花传到她手中时停了下来。这时，玛里往往满脸通红地站在空地中央，大脑中是一片空白，茫然无措地看着四周。那些围绕在她周围的眼睛，闪闪烁烁的眼睛，发着或好奇或得意或幸灾乐祸的光，最后，所有的这些眼睛都在不断地旋转，融合为一只巨大的闪闪发光的怪眼，射出探照灯一般的强光将她牢牢罩住。这就好比是当众吐她口水或扇她耳光。她羞愧难当，却又没有能力改变，更没有勇气反抗，只能后退，一次又一次地后退，直至退缩到那最深最暗的角落里，在那里，她才确信没人能看见她，自己安全了。所以，对于“离开”，玛里总是欢迎的，她以无比的真诚和全身心的愉悦去拥抱它。她从不为“分别”流一滴眼泪。因为“过去”没什么值得留恋的，有的只是难堪和折磨。也许她是冷酷的，谁知道呢？尽管“离开”之后迎接而来的“未来”并不美好，甚至是“过去”变本加厉的翻版，但玛里永远都不会泄气，她又会期盼着下一次的“离开”，也许，下下一次，下下下一次……总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是吗？
在一次又一次的“离开”之后，玛里大学毕业了。她好起来了吗？谁也不知道。人们只知道她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报纸谋到了一个低级的职位。这是一份注定倒闭的报纸，只不过在彻底完蛋之前还要装模作样、乔装打扮一番罢了。每天，报社里不多的几个人挤在那间既是编辑部、广告部、排版室，又是办公室、接待室的房间里——这间房间隐蔽在一条闭塞的小胡同里——做出一副非常忙碌、非常慎重、非常有干劲儿的样子，采稿、写稿、排稿、校稿，兢兢业业、恪守尽职。采编部的绞尽脑汁炮制一些新闻选题，再搜肠刮肚地使这些干瘪的选题自圆其说；广告部的从没拉来过一分钱，所有的广告全是免费的，拉广告的每天坐在电话前，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直到版面不是空白为止。而生产出来的报纸便在房间的一角越堆越高越占越宽，最后等待着以废纸的价格被贱卖出去。而发行部的主任，一个剃着平头、满脸红疙瘩的壮汉，不是瞅谁空就跟谁吹牛聊天扳手腕，就是陷在沙发里喝茶读报看电视，对报纸废纸的命运安之若素。报纸的老板，一个皮肤黢黑、形似侏儒的北方人，那张脸活像被锤子之类凶猛坚硬的东西砸扁了之后的效果，又像剃光了毛的京巴狗的脸，圆溜溜的眼睛中时刻闪烁着狡诈与忠诚——那是对于自己的忠实。他只在自认为必要的时候出现，比如，他要发布训诫和作重要指示时，他要召见某个人，他要倾听小报告和流言飞语，他要拖欠工资的时候——在玛里去的第一个月里，这种不祥的征兆就开始出现了。虽然人人都确信，倒闭，是这份报纸惟一的命运，但人人又都心存侥幸，以为这一天会无限期地往后拖延。人都是有惰性的。虽然在同一口锅里炖着，但除非眼看着肉烂到骨头里，否则谁也不会死心的。
没事的时候，玛里爱去附近的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个池塘，以及一带曲折多致的回廊，红色的柱子，绿色的阑干，颜色都已很黯淡了，斑驳处露出铁灰色的冰冷的水泥底子。围着池塘和回廊的，是由多孔的、不规则的石头堆砌而成的假山。山上既没有树也没有草，如果是冬天，有着浅金色的透明的阳光，山石愈发的干白，而水则更加深绿了。从山上可以俯瞰回廊灰黑的檐顶和那一池黑绿的没有光泽的水。有时，在半山腰就可以看到一簇簇红白的斑点在水中移动，走近了，原来是养在池中的锦鲤。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这么肥硕的锦鲤，因为饱食游客投掷的营养丰富的鱼食，它们的个头已长得极大，有的足有十多斤重，在水中游动时，活像一块块斑斓五花的肥肉。玛里常常带一些面包，揉碎了，撒在水里。她不喜欢这些鱼，但她喜欢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四面赶来，苍蝇似的密密麻麻聚集在她脚下，将肥厚无耻的嘴探出水面，一开一合，你争我挤地簇拥着，在沉重的撞挤间带起沉滞的水花。不知为什么，一些浅色的鱼长得尤其大。这种浅色近于灰白色，混杂着一些深浅不一的暗红色斑点分布于腴厚的躯体上，乍一看去有些像冻过的不新鲜的猪肉，又像是人有病的肌肤。玛里有时长时间地凝视着这些泛着青蓝幽光的病态的躯体，看它们在混浊的水中缓慢而笨拙地起伏转动，利用躯体的庞大将其他的鱼挤开，并凶狠地抢食被水泡得软胀的面包渣。时间长了，她感到头晕。这些白色的闪光连同水的浪花逐渐膨胀充盈，占据了她的整个视线；除了这些亮闪闪的不洁净的光，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觉得一阵突然的恶心……鱼群散去时，水的反光不那么强烈了。水依然在晃动，有一些模糊的暗影，随着水波一荡一漾的。当水的波动逐渐平缓止歇时，那些暗影也合拢凝固起来，显现出一个有点变形的暧昧的人影。玛里没有回头。她知道那人在看着她。这就是大宝。
大宝是一个诗人。或者他自称为一个诗人。诗人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很结实。一张苍白的圆脸，布满了细小的浅褐色的斑点。大宝过去对自己的这张脸很不满意，认为它没有轮廓，不够硬朗，配不上想象中的那个自我形象。后来他把头发染成黄色，并烫成波浪状，远望去，就像是顶着一丛干枯的稻草，成为在人群中辨认他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跟人说话时喜欢用额前的一绺头发遮住眼睛，这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造型。这绺头发所造成的阴影会使他那张圆板的脸富于层次，并增添几分深沉和神秘性。
大宝喜欢到玛里住的地方喝酒，并且一喝就是一晚上。在喝得渐入状态时，他就饱含深情地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些诗写的都是吃喝拉撒，像他的脸一样圆白，头发一样枯涩。给玛里印象深刻的，一首是写他如何撒一泡尿：“它们是泛着泡沫的啤酒/亮闪闪地钻入我脚下的阴部”；一首写他如何放一个屁：“从大肠再到肛门/在那里/炸响了臊闷的惊雷”；还有一首写他如何同一个女人性交：“她的大腿同她的腰一样粗/她的乳房同她的屁股一样大/我就像一只鸟/啄住了那枚柔软的果实。”他不指望玛里能够理解这些诗句的优美动人和奥妙深邃，但她却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很有耐性，并且言听计从。她不仅给他酒喝，还把自己的生殖器给了他。他会带着一种掺杂了得意、哀怜和惋惜的自怨自艾在她身上发泄一通，并想道：“要是她再淫荡些就好了。”
尽管大宝一再提示他的与众不同和在诗歌上卓绝的天才，但在玛里眼中，他并没能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诗人从不刷牙，诗人有不可救药的狐臭，诗人睡觉时会发出响亮的呼噜声，诗人蝗虫一样贪婪，老鼠一样诡诈。尤其糟糕的是，诗人有着女人一般肥大柔软的屁股，这使他看上去像极了一只不断打鸣的公鸡。有时，玛里会怀着一种阴郁的愤怒，这种欲望撺掇着她，使她恨不得在那丑陋的屁股上狠狠地踹上几脚。想想看，那会是什么效果！但她一次也没有实践过。因为她是玛里。玛里没有其他男人。
这时，形势更加严峻了。报社一连三个月拖发工资。在这三个月里，玛里和其他的员工一共领了两千块钱，不到工资总数的三分之一。京巴狗越来越少露脸了，在员工催逼得愈加紧急的情况下，他开始不接电话。他甚至同他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好几次，他明明在办公室里，但眨眼间他就可以消失不见。不是从后门溜了，就是借口找某人谈话，谈着谈着就走了出去，蒸发在四通八达的小巷里。
接着，报纸停办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现在大家每天所做的事就是聚在一起，不断打电话同他交涉，让他付清余下的工资。大多数时候他都拒听电话，或者总说他非常的忙。偶尔，他也会善心大发地施舍给他们一次机会，在他们从上午等到下午，熬过漫长的七八个小时之后，才施施然的到来，脸上罩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骄傲地发誓许诺一番，并附加上隐晦的威胁。可惜大家现在既不相信他的诺言也不相信他的恐吓，只要他一出现，大家就展开追拿堵截的功夫，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牢他，恨不得把他连皮带骨头地剥了，拆换成钱。而京巴狗此时就成了癞皮狗，一副总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反正不敢打我的架势。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京巴狗所许诺的兑现工资的最后期限并没有成为现实，而是让这一刻成为无限渺茫的未来。也许他确实没有钱，也许他有钱，但他偏偏拖着不给。这不是一个理由。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借口。报社最老的员工之一，一个个子高挑、五官精致、打扮时髦的女孩，脾气火爆，语言尖刻，大宝都叫她潘——她早已同京巴狗撕破了脸，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京巴狗的头号敌人。京巴狗不止一次地歇斯底里地拍着桌子叫她滚蛋，但她偏不滚蛋，她偏要成为京巴狗的眼中钉肉中刺。“笑话！钱都没拿到，为什么要滚！”——在这关键的时刻，是她提出让京巴狗给每人打一张欠条，如果不在欠条限定的日期内付清工资，她就要去告他。京巴狗发怒了。他跳了起来，仰望着立在面前的这尊傲慢美丽、毫不妥协，同时又高不可攀的雕像。这尊雕像要比他足足高出三十厘米，他的视线只能企及雕像的胸部，他永远都在仰视，而她则是不屑一顾的俯瞰。京巴狗的脸成了泡在酒中的枣子，一些低沉的咆哮从齿缝间漏出，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并在脸上保持住一层僵硬的微笑，寻思着如何以一种既巧妙又残忍、既周全又便捷的法子来狠狠地打击眼前的敌人。是的，那些绵羊是永远成不了狼的。即便在最紧急的关头，即便关系到自身的利益，他们也会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而这个狐狸精，这个该死的女人，则不给自己留退路。正是她，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才使那些绵羊红了眼，一齐围上来反对他。但他，永远是一条好斗的猎犬，机警多智，不屈不挠，就像现在这样，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也依然镇定自若地挺立着，面不改色两眼放光，寻觅着一个最佳的机会，然后，扑上去，将对手毫不留情地撕成碎片。就在他伺机而动时，一幕谁也料想不到的情形发生了——门被砰地撞开，呼啦啦涌进七八个人。为首的两个，高大壮硕，穿着蛇纹样的、闪闪发光的T恤，胳膊肘夹着黑皮包，生牛肉似的脸上架着墨镜，饱满肥厚的肚子无畏地向外腆着。他们直走到京巴狗面前，微微俯下身，像诓小孩一样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并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京巴狗的那张脸活像被弄脏了的墙壁，眼看着越来越深、越来越暗，他一边点头一边随手拿起他的公文包随着那几人向门口走去。“等一下！”潘叫道，“我们怎么办？总得给个交代吧！”其余的人附和着，微弱的希望似乎又因这一声喊叫而升腾聚集起来。京巴狗恼怒地转过身来：“你们！你们！你们不看到我有事吗？回来再说！”“我看哪，”潘拖长了声音，冷冷地道，“您是不会回来了！”京巴狗的两眼放出光来，嘴巴却嚅嗫着。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极其野蛮、极其粗暴的吼声，这吼声不像是人发出来的，它透露出与死亡、恐怖、暴力密切相关的气息，像毒蛇一样喷着毒汁，并紧紧地缠绕在每个人的脖子上，使室内陷入一片死寂。玛里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羞愤。她睁大眼睛盯着发出吼声的那个人。那人也同前两个人一样，穿着花T恤，戴着大墨镜，只不过他的肤色要深一些，肚子也没有凸出来。他昂首阔步地来回走动，嘴角凶狠乖戾地向下撇着，不时骂骂咧咧，并挥动着胳膊，似乎要打翻他身边并不存在的东西。玛里哆嗦着，深深的耻辱感折磨着她，她痛苦地咬紧了嘴唇，以免它发出不该发出的声响。
这一幕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眼睁睁看着京巴狗同那伙人上了出租，消失在黄昏的车流中。第二天一大早，大家按约定的时间又集结到一起。令他们吃惊的是，屋子已被腾空了，几个陌生的人正在搬剩余的几张桌子和椅子。一个囫囵的胖子在指挥。在他们的连声询问下，胖子才没好气地答道：“问我呀，我找谁去？今天房租到期，你们老板还欠我三千块没给！我带了几个人准备拖些东西作抵押，但到这儿一看，傻了眼，只有这几张破桌子！问看门的，说是昨晚上来了一辆车，把值钱的全拉走了。我说：嘿！你怎么不通知我！看门的说：打了，电话没人接！……哎——”胖子疾步小跑到玛里面前，一把扯下她手中的一张纸，“记住！现在这儿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的！包括这张纸！你们不能随便碰，更不能随便拿！”在得知这是一张工资表后，胖子歪着头看了半天，把纸一摔：“拿去！但其他的东西你们可不许动！”
“混蛋。”潘嘀咕道。
然后，他们发生了分歧。潘坚持要告京巴狗，但报纸的主编，一个骨瘦如柴、平时只改错别字、热衷于找人谈话的女人，却表示了激烈的反对。她极力说服他们，让她去跟京巴狗谈判，这样比告他更有效率，况且，拖欠工资在这个行业是很普遍的事。于是，流沙的根基发生了松动，一些性情温和的人站在了主编一边，认为不妨再等等看；而玛里和另外几个人则坚决支持潘，认为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即便告不倒他，也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好吧，随你们。”主编无可奈何地道，“不过你们以后就会知道了。”
他们去了劳动委员会。办公室里坐着几个没精打采的人。一个面孔圆鼓鼓的、很不友善的女人接待了他们。她漫不经心地瞟了几眼递过来的材料，便往桌上一搁：“行了，放我这儿吧。”潘问：“什么时候有回音？”女人厌恶地斜睨着她，盛气凌人地拍了拍桌上厚厚的一撂纸：“慢慢等着吧。”
分别时，玛里忧虑地道：“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潘已戴上了茶褐色的太阳镜，阳光直对着她的脸，显出了上面几点同色的雀斑：“我不会放过他的，哪怕等上一年。”
“一年。”玛里想，“一年之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失了业的玛里开始无所事事。她也投过几次简历，应聘过几次，但就此没了下文。说实话，她并不十分着急。她的内心掩埋着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放任。她并不热爱工作，枯燥重复的工作令她生厌。这不是她想要过的生活。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生活究竟应该怎样，她又没有认真想过。现在，她每天还去公园散步，但再也没给鱼买过面包。有时，她也参加大宝和他朋友的聚会。大宝的朋友是一些同大宝一样自命不凡的青年艺术家，他们渴望过一种放荡不羁的漫游式生活。他们厌恶工作崇尚自由，他们野心勃勃目光远大，他们认为他们才华横溢天赋卓绝，同时又在为某种理想的东西充任不幸的殉难者角色，因此在他们身上集中或放大着悲剧性的崇高而耀眼的色彩。他们也确实身体力行，经常聚会，在美食、酒精和烟雾缭绕之中津津乐道于艺术、逸闻和女人。他们都够顽皮、够伶俐、够圆滑，他们相互轻视诋毁却又紧密地抱成一团，并在必要时成为脑袋磨得尖尖的锥子，拼命地挤入那坚密厚实的虚空之中。那些连珠妙语成为催动他们幻想的兴奋剂，他们为那些幽默巧妙的话而沾沾自喜。而每当有一些女人在场时，她们大多是女艺术家或艺术爱好者，情况便有些不一样了。这时，夜气似乎成了一坨浓得化不开的稠糖，暧昧和隐晦在黏醇的空气中穿行，墙上和地上的影子重叠交错，并像任何一个夜晚急遽晃动的树影一样，在暗黑中无处不在而又无迹可循。大宝和他的朋友在这时便会处于一种既高度紧张又身心愉悦的状态。他们彼此成了竞技场上的对手，又是心领神会的同谋。他们的大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高速运转，制造出可博人一哂而又迅速遗忘的话语，这些话语连同他们的呼吸，以均匀的速率渐递消失在伸手可及的夜色中。而每到这个时候，玛里便不存在了。不仅大宝和他的朋友，连同这整个世界，都把她遗忘了。这个世界如同这浩茫的夜空，漆黑一团，深邈无际。那些似乎是黑色但又是透明的气体，绵延地舒展又合拢，它以它浓重的黑暗包裹着这微不足道的、可怜的球体。正是在这个球体上产生了一切虚妄的、但又是动人的梦想，正是这些梦想使这个球体发出了微茫的光亮，正是这些光亮照出了一些可能的途径，正是这些途径通向一些可能的门，正是这些门联结着一些永远都无法洞悉的秘密。有时候，玛里觉得自己是一双眼睛，仅仅只是一双眼睛。她恨她的身体，她宁愿她不存在。她希望她退缩到一个永久的宁静的所在，在那里，一切美丑都没有区别，并且跟她没有关系。它们只是发生着，并持续下去。那样，她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眼前的这一切，大宝和他的朋友，以及那些女艺术家和爱好者们。
那一段时间，有一位女画家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大宝和他的朋友管她叫“丁当”。丁当齐耳的短发，一只眼睛大些，一只眼睛小些。每当她说话时，那只小些的眼睛便会不自觉地抽搐起来，似乎憋足了劲儿要给它的主人使把力。喝了酒以后，脸上大大小小的疙瘩就会喧宾夺主不听使唤地齐齐冒突出来，既红又亮。每次她出场时，从不变更的道具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砖头般笨重的挎包，里面配备着她的武器：速写本、画册、若干理论书籍以及一本相册。她所有的照片，大多是黑白，摆出特意设计的造型，而脸无一例外是看不清楚的，不是一片白光曝光过度就是黑麻麻的曝光不足。她身强力壮，似乎天生适合于绘画这种体力劳动。她的画室堆积着她生产出来的画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庞大，恰恰相反，它们都很小巧，画的全是些类似于卡通的图案。它们与真正卡通的惟一区别在于它们是画在布上的，并同它们的主人一样饱含油质。大宝和他的朋友很喜欢丁当。他们认为她的才华可与她的气质相媲美，并且生动有趣，是打发无聊时光的上好选择。
玛里想：是离开的时候了。悄无声息地离开。离开这个不属于她的圈子，并且没有任何人会记住她。是的，她本该如此。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
需要说明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玛里都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沮丧。孤独深深地侵蚀着她。每一天，毫无例外地，她都在空虚和无聊中度过。这种空虚和无聊毫无美的外形和质感，它们是凝固的、焦虑的，有时以物质的各种僵硬呆板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像一群苍蝇在耳边嗡嗡地鸣叫，更多的时候，则像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拼命地想要抓住什么东西，随便什么东西，以便她可以暂时地将那块石头忘记，顺畅地呼吸那么一小会儿，但她什么也没抓住。她抓不住。因为她是那么一个乏味的人，既没有理想，又没有追求，苟且偷生，得过且过。任何人看见这么一个毫无特色的人都会她表示深切的同情，因为她活在世上毫无意义。
至于讨要工资，则依然没有什么进展。世界仿佛停滞了，陷入了动荡的荒寂之中。一天，潘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人在跟踪她，声音干涩紧张，与平时判若两人。接着，电话断了，任玛里怎么打也打不通。接下来的一周里，她每天都试图和潘以及其他人联系，奇怪的是，那些电话全都打不通了。玛里隐约地感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一种痛彻的恐惧包围了她，因为她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尔后的情况更糟。有好几次，在回家的路上，她都觉得有人在跟踪她。虽然她并没有看到有这么一个人，但她感觉得到，就像感觉到自己影子的存在一样。她觉得四处都是眼睛，地底、墙缝里、空气中，甚至她的体内，这些眼睛窥视着她，毫不留情地，在她转身的每一个隙间。对于一个孤独、懦弱而且又没有朋友的人来说，他该怎么办？玛里坐在她那间简陋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同她一样毫无特色，是这个星球上无数个相似的简易囚笼中的一间。如今，这个封闭的囚笼布满了阴影，任何一点微小的响动，哪怕是她自己弄出来的，都会吓她一大跳。她的神经时时刻刻都绷得紧紧的，绷得似乎马上就要断了，再也支持不了一秒钟了，但这决定性的一秒钟始终没有到来。有时，深夜里，在一切都复归于岑寂，孤高的明月悬在深寂的天空时，世界似乎回到了它最初的、本来的面目，这时，她会听见自己的心跳，这世间惟一的声音，它证明了她的存在，但这存在没有任何喜悦，她同恐惧紧密相联，这恐惧窒息着她，如同夏日灼热的呼吸，压倒了一切。她站了起来，她必须离开这儿，她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这世上也许根本就没有她可去的地方，但她还是要走，不能再待下去了，不能！她的双腿推动着她，使她不自觉地向前移动。她走出了这间干枯的、没有生命力的房间，走下弥漫着异味的、没有灯光的楼梯，楼房前的树丛整个笼罩在惨淡的白色灯光下，仿佛一束巨大的开败了的紫丁香，叶片好像镀了银似的，却又黯淡了。在经过那条阒无一人的黑暗的街道时，她不敢四下张望，每一条阴影似乎都潜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形体，它们随时都会扑出来，狠狠地扼住你的咽喉或是给上你一刀。
大宝住在一间性格同样模糊的房子里，从这房子丝毫看不出主人应有的特色。玛里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也许她确实没地方可去，也许，大宝是能与她产生联系的最后一人。对于她的到来，大宝有点惊讶，因为她心神不定，而且脸色是那么苍白。“怎么了？”大宝问，“你那样子就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
玛里不想告诉大宝发生了什么。她太了解他了。她几乎可以看到他脸上会出现的表情，那种表情是程式化的，充满了模仿和抄袭，从来就不具有个人的含义。“你？有人跟踪你？！不会吧！？”当然不会。她既不漂亮又没有钱，怎么会有人来打她的主意？
大宝在喝酒，他给玛里也倒了一杯。玛里走到窗前看了看外面。不甚洁净的玻璃上映出一个朦胧的影子。然后她拉紧窗帘，坐到了大宝对面。大宝端起酒杯，透过那绺垂到眼前的头发看着她：“我们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玛里想了想，这才想起他们确实很久都没一起喝酒了。大宝继续说：“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他看着她，等着她问为什么，但她只是看着他。大宝只得又说道：“明天我就要走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玛里看了看四周，屋子很乱，东西到处都是，墙角立着一个大箱子，一些衣服堆在床上。“同另外一个人。女人。你见过的。也许你已听说了。”
“不。”
“就是那个画家。”他窥探着她。“我本想明天告诉你的，既然你现在来了，咱们就提前告别吧。”他们碰了碰杯子，把酒一饮而尽。“我原也打算带上你的，可实在没有办法，你没有天赋，不够聪明。她就不一样了。很有才华而且狂热地爱着艺术，大有前途，电视的一个栏目给她做了专访，已经有人要买她的画了，出的价钱还不低。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要离开这儿，到一个更适合我们的地方去。那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有着伟大的传统，那里有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艺术家，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展览，机会很多，太多了。结识很多的人，出名，发财，过上自由的、有意义的生活……”
“是啊，”玛里想，“我不配过自由的、有意义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命运，永远等着别人来宣判我的决定。”她盯着大宝的嘴唇，那张嘴湿漉漉的，格外的绵软、多汁和肥厚，它在不断地蠕动，一些唾沫混合着酒精飞溅出来，就像那些鱼相互挤兑时溅起的肮脏的水沫。是呀，这两片嘴唇多像那些鱼肥软的躯体，滑腻、狡狯、恶心，它们是有病的，一种病毒侵蚀了它们。这种病毒十分顽强，会使肌肤的某些地方变成令人作呕的不均匀的死白，就像受潮后的墙上生出的一团团阴暗的霉斑。这些病毒也曾经驻扎到她一个朋友的身上，她的朋友浑身上下都长满了白斑。为了与这些病毒作斗争，这位朋友不得不每天都往身上涂抹一种气味发酸的药液，于是她的心灵也长年累月地浸泡在这种酸味之中。有一次，这位朋友翕动着她的嘴唇——她的嘴唇也被病毒侵害了，泛现着一种不正常的灰暗的粉红色，而嘴唇周围则有着一圈醒目的白色线条；她面无笑意，以蓄谋以久的冷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我真想掐死你。”不。那些令人难堪的、噩梦般的时刻并没有成为过去，它们注定要伴随她的一生；就像现在，它们复活于这个男人唾液横飞的嘴，它们也曾幽灵般地显现于那些鱼黑洞洞的大张的口中。是的，是时候了。
那天晚上，她并不经常回想那天晚上，玛里出奇的冷静。长久以来，在她的内心深处——任何目力都无法透视的地方——有一个极深极黑的所在，那里没有任何光亮，也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只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有时候——那种机会并不多，她会听到黑暗中的一些响动。那似乎是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又似乎是微弱的脚步声。它们时断时续，时起时伏，由低沉而趋尖锐，由徘徊而致猛烈，最后像狂风一样拍击着门窗，像鞭子一样抽打着皮肤。那是某种呼唤或是一个人的叫喊，持续地、流水似的，从那漫漫的暗黑之中渗透出来，再一点一滴地渗透进那密不透风的暗黑之中去。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总这么对自己说，也不会发生。但是，那天晚上，当那叫声挟持着飓风一般的呼啸滚滚而至时，一些不同于往日的情况发生了：风太大了，它是如此的强悍有力，以致于把那墙似的黑暗都吹淡了一些；然后，一双眼睛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出现了。黑暗就像一条沉重的披风，将眼睛以外的部分裹得严严实实。这双眼睛是胆怯的、温柔的；它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狂风止息了，一切的声响都静止了。那双眼睛还在。这不是一个梦。一个声音说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声音同样是怯生生的，但很坚决。它在不断地重复那句话，似在请求，又似在命令：“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好吧，”玛里说道，“我放你出去。”
她一杯又一杯地同大宝干杯，她在用意志吞噬那些无色透明而又光滑无骨的液体。她的意志是黑暗中的冰，这些冰块经过长时间的挤压和碾磨，有些地方已成为锋利的棱角，如果有谁不小心触碰到了这些锋刃般的棱角……意志微笑了。现在，正是在意志的注视之下，大宝的眼皮越来越重，头越垂越低，终于，属于大宝的躯体倒下了，瘫在沙发上成为一堆毫无知觉的肉。
玛里用绳子将大宝捆了起来，绑得跟一根香肠似的，这很容易。她弯腰从大宝的脚上脱下袜子，这双袜子散发出一股臭豆腐和沤馊的汗液相混杂的气味。她把袜子揉成一团，掰开大宝的嘴巴，将袜子塞了进去，使劲地、狠命地塞进去，直至塞到喉管里。大宝开始挣扎，他的脸憋得通红，然后转为酱紫，眼睛鼓得老大，身体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动着。玛里又拿来一条浸湿的毛巾，将大宝那张变形的、难看的脸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并在脑后打了个结实的结。
她并没有闲着。还有好多事需要她去做。她必须做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她拉开抽屉寻找她所需要的东西，好极了，两张火车票以及大宝的通讯录。她从通讯录上扯下一页，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她不担心她的笔迹会被某些人认出来，现在的人很少用笔来写点儿什么，大宝更是一个从不拿笔的人，要说有谁见过他的字迹，那或许只能是老天爷。她笑了笑，将通讯录放进了包里。对了，要记住抹掉这一切的痕迹，要使这一切看上去正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她从墙角拎出了那个大箱子。是送大宝上路的时候了。
丁当钻出出租车，连喊了几声“大宝”，可大宝的房门紧闭，没有一丝的回应。她叫开出租的等着，自己噔噔噔上了楼，刚准备使劲儿捶几下，却发现门虚着一条缝。大宝并没在屋里。厨房的地上残留着水渍，好像刚经过了一场大清洗，空气中有一股淡得几乎觉察不出的腥味儿。房间正中立着一个大箱子，把手处夹着一张纸条，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到车站等我。”她从桌上拿起车票，看了看表，离开车还有三十五分钟。她一提箱子，嚯，好沉！“这个大宝。”
到车站时，时间已过去了十五分钟。她在门口迅速扫描了一遍，没有大宝。“也许进去了吧。”于是，她背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左肩挎着那个从不离身的挎包，双手则搬弄着那个笨重的大家伙，吃力地、一步一挪地向入口走去。
入口处放着一部机器。每个人都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放到那不断运转的传送带上，行李进入一个端口，消失了一会儿，再从另一个端口吐出来。她把自己的东西和那个箱子也放了上去。紧接着，机器发出了尖啸。似乎早有预谋似的，守侯在旁的工作人员一步上前就将她的包和箱子提到了一边。尽管她表示了愤怒的抗议，箱子还是被打开了。丁当和工作人员同时发出了惊悚的尖叫。只不过工作人员的要短促些，而丁当的则要悠长回旋得多。周围的人一下拥了上去，刹时就只看得见黑压压的人头。大宝那颗青紫色的头滚落在地，箱子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他身体的其余部分；而在这之上、众人的聚焦之下，一把狭长的刀静静地躺着，有时，因角度的转换或光线的变化，它会闪出一道弧形的寒光灼灼的笑意。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女人。开始她站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提着一个普通的旅行包；意外发生以后，她绕过围观的人群走进了车站。她脸上的表情十分淡漠，没有对激动不安的人群看上一眼，仿佛她身处于另一个世界，而几步之遥外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似的。她不无遗憾地想道：“太可惜了。看来我要独自完成这次旅行了。”
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似乎并不重要。它远远逾越了人世间的世故规则所规定的既定想象。它显得荒诞不经而且不合常理。它的存在就像它不曾存在一样，没有人证实，确实也没有人关心。
……玛里来到了那座伟大的城市。她对这座城市既没有敬意也没有好奇。也许这个地方确有其不同凡响之处，一些虚假的繁荣和伪造的神话，不过这同她都没有什么关系。但她终究是幸运的，她到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她的落脚处。那是一个神秘的院落，高大的围墙涂成了青灰色，门毫不显眼并且常年关闭着，没有挂任何提示性的牌子。门口总是站着两个守卫，每当有汽车出入时，那扇门便打开了，现出一条笔直的、望不到头的水泥路，路的两旁种着青白色的、高大的白杨。那时是夏天，门口总是围着一群奇怪的人。这些人穿着过时了的、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衣服，风尘仆仆，显然经过了长途跋涉，粗糙的脸上刻着愤懑和疲惫，手中拿着厚厚的资料，或是同前来驱赶他们的警察大吵大嚷，或是向围观的人发表拙劣的演说。但因为情绪激动、思维混乱，往往前言不搭后语，加上浓重的口音，更使围观的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夜幕降临了，围观的人渐渐散去，警察也钻进车悄没声儿地走了。于是这些人从包里拿出不新鲜的干粮，大多是冷硬的馒头或饼子，就着冷水啃了起来。吃完以后，打开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大多是一张塑料布或一床烂席子，有的也随便找几张报纸垫在地上，再铺上一床毯子或棉絮，钻进去，没多久就响起了均匀的鼾声。对于玛里的到来，没有任何人大惊小怪，仿佛她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要过这样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她甚至丧失了她的灵魂——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呢？
她并不同情他们。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同情过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也许他们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刚开始倾听他们的诉说时——有些人的遭遇极其凄惨——她还是会感到愤怒和不安，但时间一久，也就麻木了。在她看来，没有谁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替代另一个人，他们全都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姓名和故事打乱，重新随机组合，那不会有任何的不同。他们都来去匆匆，只作短暂的停留，待上几天就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或回到家乡去。他们从未被允许进入那个门里，也从没有人从那个门里出来见他们。等待，仅仅成为一个形式和一种安慰。他们对世界十分冷漠，因为这个世界亏待了他们，他们便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向自身。他们只关心自己，只看到眼前的、跟他们有关的事。他们也许是自私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跟他们不一样，但对于她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些毫无关联毫无意义的事件和个体塞满的，再被一只巨大无形的手硬捏成黏糊的一团。归根到底，不一样又有什么用呢？
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一些心智不全或精神失常的人，人们叫他们疯子。在玛里停留的地方也有一个，或者不如叫他傻子更加确切。他大圆脑袋上的头发总是剃得短短的，穿一身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蹬一双方头黑布鞋，游荡在附近。或许是察觉出人们对他不怀好意的取乐，或许是他自己很有幽默感，有时他会搞一些恶作剧来增加人们对他的恶感。他特别偏爱小孩，小孩没有自卫和反击的能力——在这些颠沛流离的人中间不乏拖家带口的——在受到攻击时，傻子在趁人不备时总爱用他的脏手在小孩的脸蛋或屁股上狠狠地拧上一把，于是他们只能嚎啕大哭了。傻子对那些叽叽喳喳的女人也很感兴趣，在他看来，她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于是，他会出其不意地冲进女人中间，一边做鬼脸一边怪叫，得意洋洋地看着女人们在他的吓唬之下四下逃窜。
有一次，玛里埋头于一张捡来的报纸中间。她觉得有一些影子在脑袋上方晃来晃去，她以为那不过是过往行人移动的身形投射的效果，所以并不理会。但突然——一声炸雷般的吼叫差点惊得她魂飞魄散，她惊恐地抬起头，见一个全身灰色、打着光脚的老头儿威风凛凛地站在面前，双手叉腰，怒容满面，仪表不凡，一部花白的胡子——中间几缕是黑的——直垂到胸前。玛里定了定神，发现老头儿的怒气不是冲着自己来的。不远处，几步开外的地方，站着那个傻子，爬满雀斑的脸上是不怀好意的窃笑。他左手的两根手指，食指和大拇指，拎着一只死耗子的尾巴尖。这个黑乎乎的、令人恶心的小东西此刻正微微地晃悠着，正如几秒钟以前它在玛里的头上晃动一样。
老头儿她在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已见过。他占据着一个干燥避风的好位置，谁也不理，整天蒙头大睡，只看得见露在铺盖外面的发亮的头皮。他的旁边放着一个搪瓷大杯子，有时过路的人会往里面扔点零钱。每到黄昏时分，睡醒了，老头就会钻出铺盖，搔搔皱巴巴的发痒的皮肤，捡出杯子里的零钱，到马路对面的小巷子里买两个馒头，有时还会带回一些剩下的面包。谁也知道老头儿的来历。有人说他干过不少坏事，众叛亲离，但玛里怎么看也觉得他不像是坏人。他似乎跟傻子有仇，每次碰上了，都要叫骂一番，有时还大打出手，为枯燥难捱的日子增添了许多乐趣。
……看样子老头儿是想冲上前去，但似乎又畏惧对手手中的死耗子，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喝道：“走不走？你走不走？走！快走——”傻子嘻笑着，对老头儿的吆喝置若罔闻，手指继续晃荡着那只死耗子。老头儿抡动胳膊，石头呼地飞了出去，未待傻子作出反应，第二块石头又砸在他脚边。傻子拔脚跑了几步，停下，也从地上捡起石头朝老头儿回扔过去，老头儿不甘示弱，骂道：“操你个×！你个狗日的！你敢还手！”又接二连三地扔石头，“滚不滚！滚——”一阵剧烈的运动之后，老头儿直喘粗气，傻子一味诞笑，边战边退，似乐在其中。但七八个回合下来，两人的脸上都有了愠气。傻子这时已退到了围墙的拐弯处，他从拐角处伸个脑袋出来，只要看到石头飞过来就把脑袋缩回去。老头索性直追过去，一阵石头砸过去，不见动静，这才骂骂咧咧地往回走。快走到他平时睡觉的地方时，傻子又出现了。这次他不像平日里那般畏畏缩缩，而是大踏步地跑过来，手中拿着一块大石头。快到老头身后时，他鼓足了劲把石头对准老头的脑袋扔了出去。玛里尖叫起来。老头儿把头一偏，石头擦着头皮飞了过去，在地上咕噜咕噜翻了几转，不动了。老头儿火了，抓起那块石头迈开步子就追了上去。傻子见势不对，转过身没命地跑了，再也没回来。
就这样，玛里和老头成了朋友。作为围墙外的常驻居民，他们互相照顾。距他们滞留的地方不远，有一家面包店，每天都有些卖剩下的面包，玛里和附近的一些穷人定时去讨要，这便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如果有额外的美食，他们也一起分享。老头儿有时用别人给他的钱买一两个烧饼，烧饼里夹有香葱和肉末，皮儿上则抹有芝麻和麻酱，很香，在他们看来就是无上的美味了。平时没事的时候，玛里也四处转转，翻翻垃圾筒，捡些报纸瓶子之类的东西换几个钱。有时，她会穿过那条围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的街道，再向左拐，到一座很大的公园里去。这座公园过去是举世闻名的皇家花园，后来被焚毁了。玛里知道一处僻静的围墙，那里有一道铁栅门，门上的锁是坏的，形同虚设。每次，她都从这里出入，进入到那神秘的、静寂的林子里去。
即使在节日里，公园也是冷寂的。它太大了，再多的人拥进去，也像一把沙子散落在湖泊里。那些湖泊首尾相连，延绵不绝，有时是浅绿色的，像透明的水草，有时则近于黑色，像一池流动的石油，荡漾在岸边低垂的千万缕柳丝中。那些柳树组成了一道浩邈的绿色烟雾，直延伸到远处淡白的、不甚明净的天空中去。园中随处可见破碎的、四处丢弃的石雕，石雕上美丽的花纹在风吹动的草丛中若隐若现。有些地方的水很浅，逶迤着，两岸堆积着生硬的浅色石头，而后面的山坡上则栽着大丛大丛的紫黑的灌木。一些地方凹陷下去，这是干涸了的水塘，现在长满了野草。这座花园鼎盛时代的容貌是无法想象的，当初那些魔幻的名字和建筑全化为一堆堆的废墟和一丛丛的荒草，跋涉在其中就像行走在一座巨大的迷宫中。这里太荒凉了，有些地方的芦苇长得比人还高，一蓬蓬的，野兽的毛发一样在寂静中闪着青黄的幽光，掩映着铁红色的、已经锈蚀了的桥。而周围的树林黑魆魆的，常年都没有人去过，幽深、寂寥，不时地，一两只鸟怪叫着从枝梢间掠过。玛里喜欢这种荒芜的沉寂，她会长时间地坐在林子里，看着日光一点一点地在树干与树干之间爬移，从芦苇丛中一点一点地褪去，红色的桥逐渐浓郁深黯，再隐匿不见。有时，它退去得是那样的速疾，就像半空中一道无形的浪，眼看着以它的阴影飞速地覆盖了这片土地，而远方，则是即将被遮蔽的明亮的幽蓝色。林子里却是那样的静。静。静到这世界仿佛不存在一般。风声，如果那是风声的话，挟裹着时间在其中穿梭，穿过亿万年的间隔倾泻到她头顶，那一刻，她觉得她身上某些已经死去的东西正在复活。
惟一打破这平静的，是松鼠。这些灰褐色的小动物拖着毛绒绒的灵巧的大尾巴，从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钻出来，小心翼翼地在铺满枯叶的地上跳来跳去，搜索着松果。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开杂货铺的女人回不定期地送她一些花生，她全拿来喂了松鼠。这拉近了他们的关系，它们甚至能泰然自若地从她手心拿取食物。老头儿对那些花生很是念叨了一段日子，但玛里权当没听见一样。
然后，秋天来了。这是玛里最为喜爱的季节。那时天空湛蓝深邃，平整得没有一丝的褶折。有时候，一道乳白色的纤长的云横划过整个天空，就像某个物体运行之后留下的轨迹。而在另一些时候，天空中则涌聚着大团大团的云，云后的阳光将云透射成了深浅不均的黄色：金黄，橙黄，橘黄，明黄……云团集中的地方有一个狭小的空隙，仿佛撕裂了般，透出里面寂穆的、深不见底的蓝天。而周围的云，则像要被吸纳进去似的，汹涌起伏着。这个季节，银杏的叶子黄了。这种骄傲的树将它凝聚了一年的华丽在这短暂的时刻疯狂地燃烧，在风中摇动着满树琦丽的金黄。这种黄肃穆而又艳魅，高贵得不似人间所有。从晃动的枝叶间望出去，是明亮的蓝色的天空。这一刻，世界干净透了。玛里感到自己幸福得就像从来就没有生活过一样。
冬天的日子是难熬的。风很大，在灰暗的城市上空呜咽着。有时一阵猛烈的风刮来，整个人似乎都要被吹走一般。它不仅使呼吸极为艰难，而且还会倒灌入体内，使成千上万根钢针扎到肺上。如果下雪，那就更糟了，风就像长了牙齿一样，直咬到人的骨头里去。没有人会在这种日子外出来申诉他们不幸的遭遇。围墙外只留下老头儿和玛里。老头儿一天到晚缩在铺盖里，只在吃饭的时候才把头露出来几分钟。有时坐着实在太冷，玛里也会四下走走，捡捡别人剩下的垃圾。她依然到林子里去。冬天的树林静极了，连松鼠也消失了，只有谷粒般的麻雀散落在空地上。落光了叶子的树林枯寂萧瑟，有些树是银灰色的，高耸入云，被日光一照，变为闪闪发光的淡金色，纤细的枝桠劲草一般向上竖着。有些树则是黑色的，那种湿透了的黑，仿佛墨汁勾勒而成的枝干相互交缠着，映衬着那柔和的、天边微微发红的蓝天。
不过这一切总会过去的。春天的时候，那些不幸者就如抽出的嫩芽一样从四面八方又钻了出来。重复的一幕又开始上演。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七年、八年还是十年、二十年？玛里忘记了。她和老头儿呆在原来的地方，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就像这四季的变换一样，这世界其实是没有变化的。这么多年里，她平静地生活着，既没生过病也没遭受额外的折磨，有时她甚至会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有一年夏天，发生了一场奇怪的瘟疫。因为有许多年这个文明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瘟疫了，所以人们已经忘记了瘟疫的滋味。这种瘟疫通过空气传染，它由呼吸道进入肺部，被感染的人在四五天后因窒息痛苦地死去。因为它讨厌地藏身在空气中，所以即使在大热天里，即使酷暑难当，人人都戴上了大口罩。有的为保险起见，还戴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满大街的人都有了切实可见的面具，只把眼睛露在外面，人人终于一模一样了。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死去，于是街上的人也越来越少，几近于绝迹。生命在这个时候凸现了它非凡的意义，它以死神的面目来昭显这一切。人们都停止了工作，放弃了娱乐，商店和饭馆都冷冷清清，许多最后都关了门。这座城市似乎一下空了。而夏日的午后是那样的静谧，空荡的街上干净得没有灰尘，绿色的枝条层层叠叠，似乎没有尽头，宛如起伏不定的绿色的波涛。偶尔的一两个行人都畏头缩脑，恨不得把脑袋摁到肚皮里去。这些短暂的行人消失后，又回复到她一个人的世界了。她喜欢这样。尽管面包店关门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但她还是喜欢这样。她一个人的王国。
但好景不长。一些传言如同瘟疫一样流传着。据说这种瘟疫来源于动物。于是人们开始大肆捕杀被遗弃的、流浪在城市中的猫狗。而乞丐和流浪者，因为肮脏和猥琐也被视为瘟疫的同谋犯，是病菌的携带和传播者，成为驱逐的对象。玛里和老头儿逃入了那座公园。她知道林子深处有一处塌陷的废墟，那些焚烧推倒的石头构成了一处黑暗隐蔽的洞穴。没人想到会到那里去找他们，即使想到了，园子那么大，树那么多，草那么密，要抓住他们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以野菜和植物的果实为生，运气好的话可以摘到草莓和野石榴。随着成熟季节的到来，玛里经常把满兜满兜的柿子、山楂、海棠和桑葚捧回去。有时，他们也溜到公园管理员的小花园里，挖出种在花丛下的胡萝卜和马铃薯，在林间空地里烤熟了吃。不过他们不经常干这种事，以免被管理员发现。有好几次，在找吃的时候，他们都差点儿迎头碰上对方，多亏玛里机敏，及时避开了危险。她还见到过那些形形色色的狗。这些曾经的宠物形状各异，但现在都是狼狈的。它们游荡在林子里，伸着鼻子寻寻觅觅，见了玛里，猛地定住两三秒，一双眼睛警惕地、狐疑地看着她。而猫就不一样了。它们一般都隐身在草丛或树干后，随时保持着逃跑的姿势。有时你会突然看见它，它眼中的神情会使你觉得就像在大白天见了鬼一样。
有一次，捡松果的时候，在一片遮天蔽日的乱石间，玛里碰见了两个交欢的人。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似乎凝固了，很久才移动一下。风吹过树梢带动起一片沙沙声，混合着极其微弱的、似乎是哭泣的抽咽。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了下来。一只松鼠蹦跳着经过她面前的岩石，然后停下，啃着松果。她没有惊动他们，悄悄地离去了。
老头依然那么神秘，对他的过去讳莫如深。玛里有时觉得他们是失去了性别的两个人，就像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彼此熟悉到熟视无睹的程度。入秋的时候，老头儿染上了风寒，先是咳嗽，然后是胸闷和发烧，与瘟疫的症状十分相似。老头儿似乎十分明白，叫玛里不用在他身边了，但玛里自己并不在乎。每当老头儿因剧烈的咳嗽而喘不过气时，她就盼望着死神能快些拿走这倍受折磨的生命。但一想到他走后自己又将是孤身一人，心中未免又有些空荡荡的。是的，人在这世上最终都是孤独的，人将在这不可更改的孤独中走向永恒的寂默。也许语言对于她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所以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也不会通过语言来表达她的依恋之情，如果那可以称之为“依恋”的话。她从林子里带回一片叶子，那是新发的嫩叶，巴掌大，有着密实的绒毛，在无数黄色和红色的衬托下绿得有些怪异。老头儿抚摩着这片叶子，沉默了许久，后来说道：“别人都说我无情无义，也许那是真的。年轻的时候，我想成为一个雕塑家。那时我野心不小，总想着要雕出这世上最美的作品。其实我很穷，又没什么名气，经常为材料发愁。我本可以使自己好过一点，像其他人一样，也接点糊口的活儿，你知道那些人是很好糊弄的，但我就是不愿意那么干。我经常毁掉已完成的作品，这样我成名的机会又减少了几分。后来我发现一座岛上有着罕见的奇迹，这是我从一本书上找到的。这本书很怪，没有名字，是我在旧书摊上无意碰到的，首尾都已脱落。书上提到的岛我听说过，由于它常年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即使船离得很近也不可能发觉。人们有时会在雾气散去时见到它，但时间非常短，从未有人到过岛上。因为它时隐时现，就像漂浮在水上一样，所以人们叫它‘浮岛’。传说岛上有巨大的宝藏，但谁也没见过。我对它感兴趣是因为那本书上写着，岛上有其他地方见不到的雕塑，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划着一条小船，船上装着好几天的干粮和水，按书指示的方向划去……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大约两天以后，我见到了它……它是突然出现的。当时海面就像天空一样平静。我累了，好像打了一个盹，但又被什么东西惊醒。雾气，绵绵不绝的雾气从四面涌过来，以极快的速度在海面移动，刹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撕开了一样，这只手就这么毫不费力地一下子拨开了雾气。正前方，有一样东西正慢慢地浮现出来，那是一道雪白的、巨大的门……其实，那是浮岛临海的峭壁，是一整块白色的岩石，中间凹了进去，从上到下有着一道不很清晰的纹路，形成了一扇天然的、完美的门。峭壁的有些地方长着一丛丛绿色的灌木，看上去就像一簇簇的苔藓，你无法想象那种白色配上那种绿色会是什么效果，我在最初的一刹那惊呆了。这就像是在梦里一样……然后，雾气合拢了，一切又消失了。这时，从雾气里面，很远的地方，一片叶子，绿色的叶子，仿佛从神秘的、未知的地带飘来一样，落到了船上……上岸以后，我烧掉了那本书，砸掉了我所有的作品，我决心守住这个秘密，如果它被发现了，那将是灾难。但风声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我太喜欢喝酒了，我想大概是我哪一次喝醉了时自己说了出去。然后不断的有人来找我，以各种巧妙的谈话和手段来向我打探那个秘密。一天我信任的一个朋友突然找到我，说一个有权势的人准备对我下手。我跟着他到了一个地方，他所说的安全的地方，但却是一个陷阱。他们把我关了起来，说要割掉我的耳朵，砍掉我的手指，于是我胡编乱造了一通。后来趁他们放松警惕时，我逃走了。从此，我四处流浪，不再相信任何人。可是，我还想着要讨个公道，我到了这儿，见到了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想要见你，没有谁关心你也没有谁在乎你，它们根本就不需要你。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突然轻松了，就像现在一样。生命，似乎是你的，又似乎不是你的。是你的那一部分，你自己是看不到的。”
……但老头依然活着，虽然他仍不时地咳嗽。随着深秋的来临，这场瘟疫如同它最初的降临一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到了十一月，天已经很冷了，树林里可吃的东西在逐日减少。一群群饥饿的麻雀从一个地方扑到另一个地方，抢食着地上衰败的种籽。他们仍住在废墟里，老头的身体依然虚弱，靠玛里平时捡垃圾攒下的钱度日。一天晚上，风很大，天冷极了，空气却很清新。由于不敢点火，玛里把所有的东西全堆到老头儿身上。她冻得睡不着，听见风吹得林子哗啦啦的一片，辗转了大半夜，索性坐起来，走到外面去。仿佛被墨汁浸透了的天空中，一朵一朵巨大的、苍茫的云正急剧地涌动，以惊人的速度向西面移去。它们没有固定的形状，在黯淡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轻盈的乳黄色。而在云过去以后，天空又恢复到那无光的深暗中去了。有一刹那，玛里有一种错觉，以为这些移动的云团是这个星球漂泊的魂灵在这个夜晚的莅临，它们以这种方式显现自身，然后退去。她追逐着云团，踉踉跄跄地在漆黑的林子里跑着，从枝干间贪婪地吸纳着那轻柔飘渺的身影，被一种久已消逝了的狂喜所淹没。一大群乌鸦，在黑夜里只能辨认出它们模糊的影子，也追随着云团飞去。它们从一棵树落到另一棵树，密密麻麻地站在枝头，那棵树刹时就长满了黑色的叶子。这个夜晚它们十分安静，只偶尔发出一两声叫声，似在响应什么。云移动得太快了，以不为这世间所羁绊的疾速毫不犹豫地向天边滑去。在一座水塘边，玛里站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黑色的树林上空逝去。
风止歇了。乌鸦也缩在树枝上，似乎睡着了。寒冷像一只专横的手倒扣下来，罩住这片土地，迫使里面的物体僵直不动。开始，有一两滴零星的水滴落下来，然后，一种白色的晶状体夹杂在水滴里，起初稀疏，而后密集。下雪了。雪起初很薄，像一层松软的、新鲜的盐或糖粒，均匀地铺洒着。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的、一点一点地变白。白色在加厚，并逐渐冻结成另一种更为坚固的形式，冰。严寒像禁锢一切的魔法师，使它领地上的物体伫立着，静默无言。世界此刻凝缩为这片无声无息的、黑暗的树林。偶尔，有缓慢而清晰的断裂声，因不负冰雪的重荷，有些叶子还未掉光的枝干折断了。
拂晓时分，雪停了。天光以不容置疑的坚定一点一点地浸渗出来。阳光似乎是一下子穿透出来的，既清彻又强烈有力，那犀利的光仿佛一把把无限长的剑，贯穿在两个球体之间。在阳光显露的一刹那，一直躲在树枝中的一大群乌鸦嘶叫着飞上天空，四下散去。
在回去的路上，她发现两三株叶子尚未完全落尽的树枝上结着一簇簇红色的果籽，因冰冻而晶莹剔透，红宝石般坚硬冰凉。她采了一些，捧在手里。
洞里有了一些朦胧的光线，她坐到他身边，将捧了红果的手伸到他面前，轻轻地道：“看，这是什么。”
但他看不到了。他再也不会醒来了。
玛里回到了围墙外。春天来了。每一天，她都眼看着那些叶芽是怎样一点一点地长出来，长出来，直看得她心疼。那些人像出洞的老鼠一样，又准时地聚集到一起。没人觉得这世界有什么变化。会有什么变化呢？
一天，她正坐着打盹的时候，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一些人，不多，稀稀拉拉地站着，似乎正在看什么稀奇的事。前方，不远处，两个个子矮小、面目不清的女人，从外表看既贫苦又委琐，正同一个男人在拼命地拉扯着一块麻袋。那是傻子。他又回来了。
两个女人使出了吃奶的劲，拉住麻袋的一端，身体死命地向后倾斜，嘴中喋喋地骂着什么。而傻子则要镇定得多，他拉住袋子的另一端，似乎胸有成竹，有步骤有条理地一点一点地挪动。两个女人，连同麻袋，被他拖着，极其缓慢地向马路对面移去。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处于胶着状态，麻袋在两个女人和傻子之间来回逡巡，似乎谁也占不到便宜。再到下一刻，他们又成为了一体，雕塑般一动不动。在静止了大约一分钟后——这关键的一分钟——这组雕塑在傻子的带动下又重新活动起来。不过这次快了许多。两个女人的力气似乎已被耗尽了，她们粘在麻袋上，偶尔挣扎一下，像两只可怜巴巴的苍蝇。他们现在已到了马路中间，一辆辆汽车鸣着喇叭从他们身边冲过，情况万分紧急。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跑了过去，加入了两个女人的阵列。这就是玛里。局势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三个女人拖着傻子连同麻袋一步一步地向人行道移来。傻子依然很顽固，死死地不肯松手。玛里突然气极了，大声喊道：“松手！松手！你给我松手！”她猛一松懈，傻子用力过猛，一个趔趄，险些坐倒在地。她们再一使劲儿，麻袋夺过来了。那两个女人把麻袋一卷，一句话也没说，急急忙忙地走了。围观的见戏演完了，也心满意足地离去。
玛里抹抹汗水，朝自己放东西的地方走去。她没看见傻子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悄悄来到她后面，对准她的脑袋砸了下去……
那些山。山。亘绵不绝。它们近于白色，有些地方则是灰黄的。山上的树很少，一块块岩石突露出来，宛如裸露在外的白森森的骨头。更远处的地方，山是青灰的，再一点点、一层层地淡下去，直至与天空和云层融为一体。火车匀速向前，行驶在这片浩瀚的、被沉寂笼罩的土地上。从车窗望出去，只能看见铁轨的一侧，这根无尽的线有时是直的，有时是弯曲的，因光线的变化有时黯淡无光，有时闪闪发光。但是，当她坐下来时，坐在两节车厢的过道上的时候，她仰起了头。车门的玻璃上方，似乎离车门很近的地方，在急速地闪过两根不断变幻的黑色的线。它们有时交叉有时分开，有时合拢有时散落，它们似乎是有生命一般，自动地在灰暗的天空中飞舞出各种形状。火车单调的响声消失了，融入到了这飞翔的舞蹈中。她入迷似地看着，久久地，久久地，觉得自己的心随着这两根不断舞动的线而缓急起伏。
那一刻，她是自由的。
2003.11.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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