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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人归来:论汤松波的诗

2012-09-29 20:5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良人归来 阅读

 在经历了80年代的诗歌热潮之后,汤松波在90年代一度疏离了诗歌。这种“疏离”既可以看作是个人意义的,但同时也不妨看作是语境性的。的确,进入90年代,现代汉诗发生了某种深刻的转变,以至于许多作品仿佛忽然间就失效了,现代汉诗始终承受着滑向历史与文化边缘的压力,这使得诗人不得不重新调整诗歌与现实存在的关系:究竟是以集体的名义来规范诗歌,还是用文化想象和语言实践的方式来阅读现实?然而这种压力实际上又孕育了诗歌发展的动力。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诗歌是一种转型的、无主流、缺乏典范的诗歌。众生喧哗的“个人化”倾向,在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开放性,凡此种种似乎都喻指着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在当前的诗歌格局中来看汤松波重返诗坛之后的作品,或许会觉得他的创作太过朴素和简单了。不过在我看来,汤松波的作品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诗歌“复返得自然”的一途,他的诗歌使这个时代重新听到了久违的放声歌唱!
 
    历史与个体的对峙
 
    在当前的诗歌风尚中来看汤松波的诗,似乎他的作品显得有些落伍和不合时宜。的确,他的作品并不着力于对内心话语的呈现,也不大倚重结构、技巧上的设置,诗人似乎对生活潮流中那些形而下的生存体验没有多少兴趣,这都使得他的作品与流行的诗歌话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不过反过来看,这些所谓“不足”倒也成就了他的诗歌,他的诗歌大胆的敞开心胸来接纳现实、接纳生活,而不仅仅是封闭在喁喁私语之中,他歌唱自然风物、秀美山川,使诗歌顺畅地接通了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关系,增强了诗歌的及物性,使这个喧哗的时代重拾了一份“遗失的美好”。
 
    汤松波的歌声是如此的辽阔、豪迈,在大型组诗《锦绣中华》里,他唱遍了大江南北、海峡两岸,从西北的陕甘宁青新到东北的辽河、大兴安岭,从历史文化久远的晋冀鲁豫到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据说诗人曾计划给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都写一首诗,不知道诗人是否真的曾经去过这些地方,单这一宏大的构想和飞腾的想象便足已令人钦佩,使他堪称是一位“行吟诗人”。
 
    诗歌不是语言的凌空蹈虚,而是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是语言对于现实生活的敏感反应,或者说诗歌需要拥有介入生活的力度。在汤松波的笔下,山河美景、历史文化重又新进入了读者的视野:
 
       酒泉的酒/泉水般沿胡杨林且歌且走/一队队驼铃/摇亮塞上曲里望乡的春光/三千里不朽的丝绸之路/将藏在敦煌深处的飞天梦/驮向远方
       ——《甘肃走笔》
 
       塔尔寺的塔/在现代人疲倦的眼里/是一卷卷矗立的/固态经书/其前身本是那/一柱柱裹着酥油的香/忽明忽暗的袅袅香烟/记载着夏都的绵延兴衰/以及永不眠灭的记忆
       ——《青海行吟》
 
    读汤松波的《锦绣中华》,不禁让人想起了50年代初期以公刘、白桦等为代表的西南边疆诗人群对当地自然风光的赞颂。但是这种赞颂实际上又面临着种种失范的可能。这种吟诵、追怀的主题在诗歌的表达上很容易落入俗套,比如抒发一通抚今追昔的感慨,然后在掺入一些小哲理、小感悟,这种程式化的表达实际上使诗歌变成了一种廉价的歌唱和幼稚的重复,窒息了类似主题的诗歌的想象力。汤松波显然对此是有所警觉的,如果深入《锦绣中华》组诗细部的话,不难发现作者几乎对每一首诗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例如在《黔地之旅》中,诗人起笔写到“今夜很黑/我要牵着你的手去贵州”,以一种心灵独白的方式使全诗一种朦胧、静谧的氛围;在第二节,诗人则承续了这种意境,“月亮的纯洁与忧伤/藏在云朵的背后/无边无际赶来的油菜花/把黔南的春天吻成缠绵的画卷”,把对城市风貌的感悟转化为个人化的心灵物语,从而解放了诗歌的感受力。而在《甘肃走笔》一诗中,诗人则以一种宏阔、豪迈的笔触润饰了这块干涸的土地,“三千里不朽的丝绸之路/将藏在敦煌深处的飞天梦/驮向远方”,并且使地域风情得以性格化的显现,“雄关万里  鸣沙击节/战马的嘶鸣/埋伏在祁连山下/守望硕美无比的河西走廊/守望八千里奔腾不息的黄河/边地黄沙烟尘/在一阕阙悲壮豪迈的诗词里/弥漫飞舞”。应当说这种粗犷的风格是完全符合描写对象的,但是汤松波的高明之处却在于偏偏以柔美、细腻的诗句收束全诗,“今夜  我要用月牙泉/照亮甘肃的脸”。这首诗的抒情力度并不完全依靠对自然风光的文学化加工,而在于诗歌对现实存在的秘密的呈现,在于诗人以个人化的感悟去对应现实存在,从而捕捉到了历史的回声和存在的回声。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不妨说,吟诵、追怀诗就是要突出对象苍茫的历史感和个体的现实错位感。而在汤松波的《锦绣中华》组诗里,正时常流露出这种历史苍茫感与个体现实错位感的对峙:“淹没在历史斑驳的梦里”(《三晋偶拾》)、“未了的情怨”(《长安望月》)、“所有寂寞的心魂”(《青海行吟》)、“未知的幸福”(《新疆放歌》)、“深闺里待嫁的黑金”(《黔地之旅》)、“漂泊意识里……的一种浪漫想象”(《遥想齐鲁》)、“失去又回来的爱情”(《东方之珠》)、“在怀旧的暖日里失眠”(《台湾恋歌》)。而也正是这种充满忧郁的对峙,使汤松波对民族国家的赞美融入了一种个人化的声音,从而超越了过去那种集体抒情模式,重又敞开了诗歌的胸襟。

 难以抵达的“远方”
 
    如果说组诗《锦绣中华》使汤松波成为一位行走在空间中行吟诗人,那么组诗《二十四节气》则足以使他成为一位行走在时间中的行吟诗人。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象喻意义上的夸饰,在他的诗歌里,常常让人感受到“行走”的脚步:
 
       大幕开启/山泉从你身后悄然起步”
       ——《立春》
 
       开往春天的地铁/似乎比以往快了许多/我们也该出去走走了”
       ——《惊蛰》
 
       四月 从销魂的清明雨里走来”
       ——《清明》
 
       “不知道春天是哪天走的”
       ——《立秋》
 
    在我看来,这种“行走”对于整首组诗来讲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修辞方式,它对于组诗整体面貌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得《二十四节气》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一种空间感。正如诗人所写到的,“串起春天所有的日子/寄给远方的爱人”(《春分》),“远方”这个意象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它本身的空间距离感。受到进化论思维的影响,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先天地认为过去是黑暗的,而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和过去更好,这其中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未来合法性”的意识。而空间意义上的“远方”和时间意义上的“未来”是紧密联系的,“远方的爱人”这一句中,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未来的幸福和美好。在《处暑》一诗中,诗人也提到了“远方”,诗人写到“我要去赶路/去寻求寄托心灵的远方/而此时的远方已更远了//处暑  即暑由此而止/可我远行的计划还未跃然纸上”。可以说“远方”就是“彼岸”,是寄托心灵的地方,但同时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近似虚无的所在,是一个“我手指的地方”(《小雪》);而与“远方”形成对立的“当下”就是“此岸”,诗人急于脱离“此岸”去寻求未知的幸福,但是却迟迟未能成行。而“远方”及其相关意象在《二十四节气》里恰恰是一再出现的:“譬如远航归来/停存在你杯里的一斑馨香”(《立冬》),“大雪飞扬/来自云朵之上/来自寒气聚集的地平线/来自梅飘暗香的原野/来自你目光如铁轨般/铺向远方的远方”(《大雪》),“深不可测的夜/披着寒雾的衣衫来了/别无选择  我只好/将短短的归途/踩成长长的离情”(《小寒》)。

    抒写远方,是为了超越“此岸”,正是由于“远方”的空间距离感,无形中为诗人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抒情空间。汤松波笔下的“二十四节气”也就不只是停留在对不同时间景物的生动描绘上,而是融入了诗人寻找幸福、渴望超越的激情;“二十四节气”所标示的也就不只是时间的循环往复,而是一种略显忧郁的行进,辉映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
 
       我们从迁徙的路上/寻找落日隐去的轨迹
       ——《雨水》
 
       它们在风中娴熟地追逐  飘洒/就是你在诗中描叙的那种飞翔/致命的飞翔
       ——《小雪》
 
       把飞翔的渴望/藏在寂寞的天边……//我只能徘徊守望在/自己唯一的岛屿
       ——《大寒》
 
    当然,《二十四节气》所包涵的韵致是多重的,这其中既有对未来的想象,也有对过往的留恋。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妨说《二十四节气》抒发的是诗人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所体验到的“时间之伤”。“二十四节气”本质上是一套农业社会条件下的时间概念,是农耕文明的表现,而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面对着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的文化思潮,“二十四节气”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日常的生活,而变为一种遥远的乡村回忆和田园想象,而汤松波正是通过他的诗歌重新激活了这种文化记忆。或许,这正如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所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汤松波诗歌里的情绪,可以说是一种经历着现代化阵痛的时代的情绪。他的组诗《二十四节气》在接通了“此岸”和“远方”的同时,也接通了“城市经验”和“乡村回想”。在汤松波的诗里,时常流露出“让人无法觉察寂寞的存在/和忧伤的疼痛”,而要消弭这种忧伤、疼痛,就要回归到他精神的故乡,回到“久违的乡下”(《芒种》)。从《二十四节气》里不难看出,汤松波对乡村故土充满了温情和怀念。在《小满》、《芒种》等诗里,诗人重又回到了田垄旁边,“到处都是喜人的庄家”、“夏熟的作物开始饱满”、“微笑着与水稻交谈”(《小满》),似乎夏日下艰辛的劳作现在回想起来也充满了快乐和幸福,因为“父亲说炎热只是日子的表面/依着庄家/温暖踏实的才是内心”。而这种内心的乡村恐怕也是诗人再也无法真正复返的一重“远方”吧。
 
    相比较于现代城市,显然汤松波更倾心于自然,但汤松波的诗,不是单纯地对自然的讴歌,也不只是借助自然抒写某种社会和历史的情感,在他最有特色的作品里,总有某种与生命、记忆、时间紧密相关的感悟。这不光体现在他的《二十四节气》里,他的《锦绣山河》实际上也是对于民族历史的重新演绎,在他对山河美景的描绘中,总是时常让人们体会到他发自内心的颤动,诗人完全把自己溶解在自然和时间之中,把自己幻化成了诗歌。读汤松波的诗,总是让我时常感受到谢灵运、陶渊明那样的潇洒和恬雅,应当说这正是现代汉诗久违的一种气度。“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个人’已不复有统一性与完整性,诗中的自我是矛盾的、分裂的,不能承受之轻的”,而在汤松波的诗歌里,偶尔也会飘过一丝惆怅,但全然不是破碎和呻吟,他呈献给读者的更多的是轻松和喜悦,是对于美好的追求与向往。汤松波的心灵世界是敞开的,是与自然接通的,例如在长诗《南宁  南宁》里,更吸引诗人的不是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而是棕榈树、凤凰叶、木棉花、朱槿花,是“生机勃勃的、春意盎然的、山欢水笑的、蔓延智慧的、友善的、幸福的、温馨的、愉悦的、感恩的、敬畏的、倾城之绿”。而站在诗歌本体的角度来看,汤松波诗歌的意义在于,在这样一个充满紧张感与破碎感的喧哗年代,他的诗歌重又拓展了诗歌的趣味,当人们纷纷在工业化的城市当中拼贴心灵碎片的时候,汤松波却另辟蹊径,在山水田园之间行走、歌唱,出色地接纳了现实经验,在技巧实验和思想深度之外,展示了当代诗歌别样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汤松波诗歌的朴素的确是甚为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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