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狂飙的诗歌青春，沉潜20年抵达内心的坚定。
尚仲敏
2017年是中国新诗发展百年。回顾百年历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是重要而璀璨的篇章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有三处集中的诗歌重镇。其中北方是以北京为中心，江浙一带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在西南地区，则以成都、重庆为核心。在成都、重庆，当时活跃着很多先锋诗歌创作团体，他们在不同的方向，探索新诗写作的各样可能性，提出了不同的诗歌理念和艺术主张，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流派、概念、称号，比如“朦胧诗”、“第三代诗人”、“莽汉”、“整体”、“大学生诗派”、“蜀中五君子”、“非非”等。他们书信往来、互相拜访，成为了一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诗歌运动”，构成了八十年代独特的时代气氛，氤氲至今，犹然不绝。
他们不光进行诗歌实践，往往对诗歌还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主张。尚仲敏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代表性诗人。作为国内诗坛“第三代”诗歌的标志性代表诗人，尚仲敏在八十年代重庆读大学，发起了“大学生诗派”。尚仲敏在诗歌的语言、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实验，倡导并实践简单、透明的诗风，创作出《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邓小平》、《祖国》等经典诗作，为第三代人诗歌现场留下口语诗歌的重要文本。
诗之忆
走过狂飙的诗歌青春 沉潜20年抵达内心的坚定
1981年，出生于河南三门峡的少年尚仲敏考入重庆大学，就读电机系高电压专业。大一大二，他安心功课，酷爱数学和英语，一心想成为科学家。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学报上的数学论文。大三的一天傍晚，踢足球回来的尚仲敏，突然想写诗，并且马上开写，标题是：《足球，我的上帝，我的伴侣》。一气写完，很长。发表在系里的黑板报上。很快周围就聚集了大批诗歌爱好者。在写诗上找到感觉的尚仲敏，由此进入他诗歌的青春狂飙时代。他成立重庆大学第一个文学社：荒原文学社，油印出版了一本杂志《荒原》。
1985年，是重庆大学生诗歌发展的重要一年。1月6日，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在山城重庆成立。该社是由重庆市17所大学的文学社和诗社组成，以西南师范学院“五月”、重庆师范学院“星空”、“嘉陵潮”以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邮电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西南农学院、江津师范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等为骨干力量。吸收社员一千多人。尚仲敏在重庆大学创办的文学社《荒原》名列其中。
后来进入当代诗歌史、屡屡被诗坛提及的《大学生诗报》创刊号，1985年3月25日出版，八开四版，铅印。第二期改为4开4版的大报，由尚仲敏和燕晓冬共同主编，发表尚仲敏长文《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明确提出‘大学生诗派’及其诗歌主张。1986年，尚仲敏和王琪博又组织成立了四川省大学生诗人联合协会。同年3月，尚仲敏与王琪博主编出版了铅印大报《中国当代诗歌报》，发表了尚仲敏的整版文章《谈第二次诗歌浪潮》。这些文章迅速被传播出去，在海内外诗坛影响很大。此时的尚仲敏已经全身心投入诗的狂欢之中，他回忆当时自己的状态，“那时我已把功课抛到了九霄云外，简直成了一位职业诗人。”
事实上，诗歌也很难在现实中得到利益的回报。如果说有回报，那一定是灵魂对灵魂的回报。尚仲敏说，“一部优秀诗歌在严格意义上被阅读之后，总是倾向于引起沉默，引起瞬间的停顿、再现、体谅和同意，甚至感激。”在更多的意义上，写出一首诗，就是对写诗最好的回报。诗人们渴望被诗意照彻，“当沉睡在我们内心的创造激情和旧的炽烈被它点燃，我们便被一种前所未有巨大的光荣所贯注。”
青春是灿烂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当历史来到务实、理性的九十年代，尚仲敏也收起他狂飙突进的诗歌生活，将重心转移到现实事务上。1985年大学毕业，21岁的尚仲敏被分配至北京水电部工作。半年后，主动申请调动到成都工作。后自主经商，创办通信工程公司和市政工程公司，尚仲敏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在近20年代时间内，他没怎么写诗。诗人尚仲敏暂时沉潜在企业家尚仲敏的背后。
近几年，随着诗歌在人们的心中再度升温，尚仲敏也再度在创作上归来，他延续了自己青春时代的“口语诗”诗歌理念、写法、状态，写出不少诗歌佳作。尚仲敏关注当今的时事，了解现实生活中周围的人和事，并时刻注意捕捉其中诗意的瞬间。写出不少佳作。用诗人李亚伟的话来说就是：“尚仲敏的创作手法始终如一却又新意勃发，得到了缪斯的真传。缪斯不老的神话，也在尚仲敏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尚仲敏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诗，这并非说明我已远离诗歌，恰恰相反，经过岁月的积淀，我对诗歌抵达了内心更深的坚定。”
诗之行
诗歌是瞬间完成的事情 不用比喻也能把诗写好
“傍晚时来到会理/凉山州南部重镇/刚进入县城/就看到红军曾来过的纪念碑/在2014年4月24日的日落时分/我茫然地看了看环抱四周的大山/想象当年红军/会从哪一条路上突围出去……”2014年4月24日，尚仲敏在凉山会理，写下这样的诗句。尚仲敏的很多诗都是在路上完成的。这跟他的诗歌创作理念相符，“诗歌不同于绘画和音乐，绘画的技艺和音乐的音符，需要假以时日，需要千锤百炼、苦苦雕琢，诗歌却是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写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瞬间完成的事情。”
尚仲敏选择入诗的题材，常常紧扣现实和具体的事件，语言上追求简单透明的“口语”式风格，靠思考和角度完成诗意，让人过目难忘。尚仲敏认为，诗歌不应该过多运用比喻和意象，不应该过于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写作者也不应该动不动就让诗歌去承担一些过于宏大的主题，比如人类命运的走向。诗歌应该是“从心而发，有真情实感，杜绝虚伪，做作，拔高，故作姿态。”尚仲敏甚至写过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写诗能不能不用比喻》“时间很紧/我还要去几个地方喝酒/写诗能不能不用比喻/让人一眼就能看懂/并且会心一笑/我试过，不用比喻/很难。比方说/有的人写得精雕细刻/像在绣花/而有的人/一抒情就把秋风恨得咬牙切齿/就细数落叶/望穿秋雁……”
尚仲敏要做“不用比喻能把诗写好的人”，而不是“在各种比喻中抑郁而终”。
对诗歌的这种独特的认识，尚仲敏也经历过一个过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从唐诗三百首，到博尔赫斯、里尔克、叶芝，包括瓦雷里（《海滨墓园》我曾经倒背如流），从现代派到后现代主义，我企图从这些所谓的经典，找到答案，找到一个关于诗歌的“公式”，找到一种“写法”。我时而显得高深莫测，时而又表现出苦大仇深。我的青年时代就这样被耗掉了。这些“经典”，成为了我浓重的“阴影”。我一提笔，就感到’写诗’是如此的艰难。我在“诗”和“非诗”之间蹉跎盘桓，耽误了大好前程。突然有一天，我决定揭竿而起，另起炉灶。要写一种’简单的诗，一种“只和我自己有关的诗”。”而尚仲敏写诗，常常在“非写不可”的时侯才写。“我自己写每一首诗，都是突如其来的。“我使用的题材，我诗歌中出现的事件，我的思绪，使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激情所灌注，使我必须马上把它写出来。诗歌一经写出，我会立刻平静得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如瓦雷里所说：“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作为“口语诗”的核心倡导者和实践者，他说，“我坚持用’口语’写诗。’口语’使我变得真诚，变得谦和，变得豁达。同时，’口语’也使我成为一个’干净’的人，一个’明亮’的人。我反复查阅了叶芝的《当你老了》、里尔克的《秋日》，等等，它们分别有多种译本，而最好的译本，恰恰是最接近’口语’的。’口语’使诗歌中的’叙事性’写作成为可能，使诗歌得以脱离圈子，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口语诗因为对日常语言的看重，遭致不少偏见和误解。诗人张新泉是尚仲敏诗歌的知音。在张新泉看来，“中国新诗发展100年，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诗歌写法，我们应该有足够宽阔的视野，欣赏到不同写作方法的优点。不管采取什么语言，口语还是书面语，诗首先必须是诗。口语诗，被认为是反抒情，其实它也抒情，只是不是一般的抒情。口语诗采用日常口语写作，但这个口语时经过思考，被诗意照耀过的口语。口语诗就是看到生活中诗意的因素，然后用别致的诗意的语言写出来，告诉别人，不装腔作势、不装神弄鬼。因此，我也常常将口语诗比喻为‘不化妆的写作’。看到‘口语’二字，一些人会觉得很容易些。事实上，真正实践过写诗的人知道，使用‘口语’写诗，要写好诗是很难的。因为不借助书面语言，很少用形容词，不动用诗歌写作上常用的手段，工具比较简单。很多人也去尝试写，但往往写不出足够的艺术性，沦为口水诗。尚仲敏这么多年一直写口语诗，写出不少好诗，可以说是为‘口语诗’正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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