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思
写诗要有节制 满场飞奔不一定就是好球员
近些年来，尚仲敏很少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诗歌观点，其实他对诗歌、创作、文学的本质有非常深刻的见解。1985年尚仲敏发表长篇重要诗论《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在国内率先提出“口语诗”写作，对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朦胧诗”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为“第三代诗歌”奠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作为当年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和非非主义主将，他在创作、批评、理论上的贡献也被后辈诗人所认可，“我至今记得尚仲敏上世纪80年代在《大学生诗歌报》发表的诗论，说的是诗歌去形容词问题。尚仲敏是很早自觉反思诗歌语言的诗人，中国诗歌走到今天这种形式，他的功劳很大。”
与很多人的长诗崇拜不一样，尚仲敏不认为“诗歌中的长诗创作会使一个诗人从优秀走向伟大。”他说，“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诗歌应该尽可能的短。繁复庞大的结构，成百上千行的句式，各类典故的引用及注释，会使诗人逐步成为一个匠人，一个词语的搬运工，甚至最终会成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这种对长诗的警惕之思，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端倪。1988年3月，带着一身对诗歌的困惑远行，期待寻求同类理解的海子，来到四川成都。他住在尚仲敏家中。尚仲敏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 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 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在成都的诗人。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酒通宵达旦地长谈。然而当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让尚仲敏闻到但丁《神曲》那种“庞大的、迷宫”的气息，一种想要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的“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
而这与尚仲敏对诗歌的追求、理念，大相径庭。在尚仲敏看来，海子无疑是伟大的，他最好的诗还是那些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使我们看到了最好的海子。他的长诗创作，耗尽了他年轻的才华，以致于使他对生命产生了深深的倦意。长诗使人疲乏，长诗在某种程度只能使诗走向非诗”。“我非但认为刻意地去写所谓的长诗毫无必要，我还认为，就算是一首短诗，也不应该把诗“写尽”。写诗要有节制，要善于“留力”。一首诗应该在意犹未尽的时候戛然而止，而不是使上全身的力气，把话说绝。事实上，一个满场飞奔的球员不一定就是好球员。”
诗人与诗人之间，写不同的诗，对诗有不同的理解，也是自然的。多年后的尚仲敏，向记者者谈及的记忆里的海子，口吻依然充满怀念，“就像凯鲁亚克笔 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 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 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有着自己鲜明诗歌理念的尚仲敏，并不是一个对人苛刻的人。对写诗这个行为本身，他充满敬意，“诗歌有好坏之分。就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也有写’坏诗’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每个诗人都一定要写出’好诗’。我对所有写诗的人都心怀敬意。每一个写诗的人来找我（诗可以不看），我都会‘恭候多时，酒肉相待’。我见到不少人，写诗不开窍，但对写诗充满热情，这样的人，也值得尊敬。世界太大了，诗歌显得如此娇羞，如此轻柔。我们这些写诗的人，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因此，诗人需要相互呼应，抱团取暖，需要而不是相互诋毁。唯有诗歌能带给我们幸福。”
对话尚仲敏：
不能要求每个诗人都一定写出好诗
最不能接受，写诗不真诚，为了写一首诗而伪造自己。
作为“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尚仲敏在重大上学时，主编《大学生诗报》，是“大学生诗派”的代表诗人。后到成都，加盟“非非”诗派。在国内率先提出“口语诗”写作，对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朦胧诗”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第三代诗歌”奠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尚仲敏主张较为简单、直接、轻松的语言风格，反对在诗歌中运用过多的隐喻和意象。同期写作的诗歌《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邓小平》、《祖国》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当代书评：在过去20年，你没怎么写诗。在此期间，你跟诗歌是怎样的关系？
尚仲敏：我虽然自己没写诗，但我一直看别人写的，国内国外的都有。也算是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诗。我特别喜欢博尔赫斯。他所有的诗，他的短篇小说（其实就是诗），我都读过，而且读很多遍。他的作品中散发出的智慧的光芒，散发出的神秘气息，深深吸引着我。他的神秘是非常真诚的，一点都不虚假，不造作。虽然写作上我并没有学习他，但是作为一种养分，一直滋养着我。
当代书评：你认为写诗是“简单的、瞬间完成的”事情。但要完成这个瞬间，需要前期足够的储备。比如阅读。你的阅读偏好是什么？
尚仲敏：的确如此。八十年代，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娱乐。我学的理科，功课完成得很好。业余看人文社科类的书，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加缪等等的书，都读了不少。我的英语成绩特别好，高考是当年洛阳考区的第一名。其实从中学时我就开始对文学感兴趣，文科成绩也很好。只是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气氛，选择了学习理工科。
当代书评：你有两句话流传很广，“只写简单的诗”，“只写跟自己有关的诗”，第一句还好理解，第二句就很容易招致误解。懂得的人知道，你是指创作上的个体性，并不是说诗歌与他人无关。但是我发现你有很多观点，很容易遭致误解。
尚仲敏：是的。我主要是想强调，写诗是个体行为，但诗写出来就需要读者和知音。不可能只跟自己有关。我那么说，的确很容易被误解，事实上，确实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当时这么说，也是想通过一种夸张的手段，强调自己的一些见解。
当代书评：人们一般都会说，诗歌属于年轻人。尤其是当下年轻人接触资讯、信息的渠道便利，对新鲜事物接收很快，写的诗很有敏锐度。你对写诗与年龄的关系怎么看？
尚仲敏：我觉得，写诗主要是跟一个人的天分有关。跟年龄，甚至读书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以读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可以去做很好的学者，但未必一定就写出好的诗来。当然，写出好诗的诗人，往往有足够的人文知识素养储备。但光有这些还不行，还需要对语言的感悟和天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诗是神赐予一部分人的礼物，当然要接住这个礼物，也需要你有足够的储备。据我观察，在写诗上误入歧途的人太多。很多人写的诗，确实没多少可取之处，甚至很难称得上是诗。但我觉得，努力写诗这个行为本身，是挺好的。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没有必要去批评人家。争吵、谩骂更是不应该。写作者他自己觉得是诗就行了。不能要求每个诗人都一定写出好诗。我对所有写诗的人都心怀敬意。每一个写诗的人来找我（诗可以不看），我都会恭候多时，酒肉相待。
当代书评：认真阅读后会发现，在常见划分的似乎是派别森严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学院派诗人”和“民间诗人”之间，在艺术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些诗的境界、风格还是有相通之处。你平时跟学院派的诗人有来往吗？
尚仲敏：诗歌的理念，写法有差别，但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诗人完全可以做朋友。像我跟臧棣写着完全不同的诗，但生活中也是不错的朋友。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最后都有可能写出好诗。当然，也有可能写出坏诗。我反感的不是哪一种写作，而是那种总以为自己写的是诗，而别人写的不是诗的心态，我认为那种心态是愚蠢的、自私的、狭隘可笑的。
当代书评：你经商有道，创办通信和工程公司，旗下有很多员工，贡献了很多税利，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很多人好奇，经商跟写诗之间，思考方式差别很大，您是怎么协调这两者的？这两者在你身上感觉到矛盾吗？
尚仲敏：我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矛盾的，就我而言，诗歌是我的一个爱好，写诗不是生活的全部，写诗和自己的职业并没有冲突。每个人都可以写诗，不管哪个行业的人都可以写诗，这本身没有局限性。很多人都说，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却认为诗歌是诗歌，生活是生活，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诗意是内心的一种状态。诗歌的创作是突如其来的，不是常态的，也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去计划它。
当代书评：对你来说，写诗最需要的核心品质到底是什么？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又是什么？
尚仲敏：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写诗不真诚，为了写一首诗而伪装自己。真正的诗，应该是发自情感的真实，内心的真实，而不是遵守一些诗歌的公式去造诗。否则写得再像诗，也只是被刻意制作出来的‘非诗’。虽然经商跟写诗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都要诚实、厚道。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公司在各地修建的通信基站、铁塔，选材上，没有为了降低成本去采用当时比较流行的焊接钢管，而是基于诚实厚道的原则，采用更坚固但造价更高的无缝钢管。后来这些设施经受住了2008年的地震，哪怕是在重灾区也屹立不倒，在当时救灾工作的通讯联系中，发挥了作用。
当代书评：人们一般都会说，诗歌属于年轻人。尤其是当下年轻人接触资讯、信息的渠道便利，对新鲜事物接收很快，写的诗很有敏锐度。你对写诗与年龄的关系怎么看？
尚仲敏：我觉得，写诗主要是跟一个人的天分有关。跟年龄，甚至读书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以读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可以去做很好的学者，但未必一定就写出好的诗来。当然，写出好诗的诗人，往往有足够的人文知识素养储备。但光有这些还不行，还需要对语言的敏感和天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诗是神赐予一部分人的礼物，当然要接住这个礼物，也需要你有足够的储备。据我观察，在写诗上误入歧途的人太多。很多人写的诗，确实没多少可取之处，甚至很难称得上是诗。但我觉得，努力写诗这个行为本身，是挺好的。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没有必要去批评人家。争吵、谩骂更是不应该。写作者他自己觉得是诗就行了。不能要求每个诗人都一定写出好诗。我对所有写诗的人都心怀敬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啸
记者手记：
诗是他们的光，是他们的电，是他们的神话
从一些诗人回忆八十年代的书或者文章中，能闻到一个遥远又亲切，又熟悉又陌生的时代的味儿：商业化带来的现代快节奏生活还没有到来。社会的开明风气与文学青年的青春一起，点燃了哲学、文学的生命朗读。当时的年轻人处于一种词语的狂欢之中，犹如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节日一样。坊间流传一句话：天上掉下一根竹竿，砸到的全是诗人。
而诗歌被公认为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一直处于文学结构的金字塔尖的位置，是“文学的王冠”。如果没有足够的才华和创造力，很难进行真正的诗歌写作。这个“文学王冠”一直吸引着很多年轻人付出青春，贡献热血，去抱着严肃、坚定的信念去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他们沉醉于言辞的欢乐，他们渴望灵魂的知音，但并不期待现实的回报。诗歌几乎相当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美剧，是他们的网游，是他们的社交账号。但是，跟语言、词语如此耳鬓厮磨，经过诗歌的洗礼，那一代人的青春，总比看影视、玩网游的一代，似乎还是多点什么。毕竟文字、文学是其他所有艺术娱乐的根，诗是一代人的精神先锋。也正因为此，对于80年代文学艺术有这么一种说法：“诗歌扎的根，小说结的果，电影开的花”。
在30年前，像尚仲敏、李亚伟那一代的青年，娱乐少，阅读多。诗就是他们的光，是他们的电，是他们的神话。诗歌是先锋的事业，一首诗要成为经典，它必须是那个时代具有先锋特质的人创作出来的。它必须要有所处时代的生活轨迹，必须在新的语言体系里具备看见、发现、说出等先锋品质。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创见，不惜被误解，被批评。哪怕有些说法显得夸张、极端，很容易招致误解，被认为张狂。他们好像知道，总会有人懂得他们，夸张是为了强调诗歌的纯粹。
他们如此个性又如此渴望知音，组建各种文学社团，诗社，日以继夜地让文学的因子在头发丝燃烧着，诗歌映红了他们年轻的脸。但读过他们的诗你会发现，所谓的诗歌流派，并不是壁垒森严。一个流派往往只是大的价值观相一致，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或许流派名称只是心灵相通的诗人，现实生活中互相嬉戏玩耍抱团取暖的“玩笑”之词，是相互表达友谊的表现。真正的诗人，每个都跟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然而，只要真诚地不一样，他们在深邃的境界上，往往又会不期而遇，并在高处相逢。跟理想中的更好的自己相逢，与不同流派的真正诗人相逢。或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诗人不可以分流派，如果有流派，那么每个人都应该自成一派。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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