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儒的历史小说创作已愈十载，迄今已出版“大唐系列”小说六部，即“大唐之秋”系列——《盛唐遗恨》、《大唐歌妓》和《日落长安》；“唐风晚唱”系列《风尘豪门女》、《风雪陵园妾》和《风流女道士》。这些小说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深受唐文化影响并对唐文化仍有浓厚兴趣的日本，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台湾出版了由《盛唐遗恨》更名的《天宝遗恨》；国内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基地上构建新的艺术世界》（1）及《大唐悲歌的现代吟唱》（2）。前者认为，《盛唐遗恨》一书较好地揭示了李隆基、杨贵妃关系的悲剧性主题以及它对安史之乱的影响；人物塑造上，其历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化审视二点最为值得称道，民族关系的处理上也有新的内涵。后者主要从皇权对人性的异化，创作主体对女性的关照以及作品的现代性三个方面去评析“大唐系列”。
纵观其“大唐系列”历史小说，我认为，它主要叙写了两类人物的命运：知识分子与美丽善良的女性，并把二者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抒写；作家的情感倾向极为鲜明，对二者的叙写，更多的是理解、同情与肯定，其中探讨了知识分子传统的道路；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有着相当明显的理想化的特征；所叙写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宫庭斗争及藩镇割据，实际写的基本上是权力的争夺，展现权力争夺中的陷害与残杀，揭示了人性之恶及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作品不着力于历史事件的演绎，而是着力于生命个体在历史语境中的遭际——将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进行叙写，最终揭示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失败或毁灭；同时昭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敢于抗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民间或庙堂：知识分子的道路
描述并探讨知识分子的道路，刻画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我认为是“大唐系列”的一个重心，知识分子与善良的女性是王鸿儒在其历史小说中倾注情感、花费笔墨最多的两类人物，他对他们大多持理解、同情，以及肯定的态度。
《盛唐遗恨》、《大唐歌妓》及《日落长安》讲述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等，作家不仅从宏观上对这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进行叙述，而且还以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表现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国家的命运相互交融，二者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学者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政治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的理论被统治者所吸纳，开启了知识分子以实现政治价值当作人生重要选择的传统。隋代科举制度设立，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为知识分子跻身仕途提供了重要的渠道，这种制度一方面使得官吏“知识分子化”，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官吏化”，“治国平天下”成为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所谓的“济世”思想。另外，游离社会的主流，寄情山水，以求“独善其身”，无疑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另一极人生选择，而后者往往是源于前者的失败。“大唐之秋”系列中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两极矛盾的人生态度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
《盛唐遗恨》开篇写安禄山进京，即路遇两位落第士子：高尚和甄济。面对安禄山留用的盛情，他俩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甄济婉言谢绝，而高尚鉴于安禄山知遇和救助之恩，归附了安禄山，成为安禄山谋反、发动叛乱献计献策最为得力的幕僚。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并没有站在政治的立场，将他当作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叛逆加以否定，而是当作一个富于才学，有深谋远虑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来刻画的。高尚“一向励志苦学，只望能金榜题名，见用于朝廷”，谁知丞相李林甫把持吏部复试，数百名举子竟无一人中选，却诡称天下已是“野无遗贤”。落第击碎了高尚通过正道进入庙堂的愿望，也激发了他对朝廷昏昧的愤恨；安禄山的厚遇，也就让他感激不尽。他作安禄山的幕僚，是想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他在科举中被堵塞的治国理想。发动战乱后，他劝谏不要滥杀无辜等行为，则显示了其不泯的良知；而当安禄山贪图淫逸，不谋进取时，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他的朋友甄济则坚持不同的立场，他落第之后归隐山林，当战乱发生，他再次拒绝了安禄山的邀请，并与义军一起打击叛军。他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合乎传统伦理道义的道路。
《大唐歌妓》描绘了一拨士子群像图。这部作品叙述的是“永贞革新”，这场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二王八司马”及韩愈、阳城等，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官吏。王叔文是这场变革的始作俑者及核心人物，他作为翰林待诏，竭力辅佐东宫太子李诵，深藏不露地观察时局的变化，将“大唐中兴”的希望寄托于李诵登基继位；同时积极联络志同道合的朝廷官员。他在幕后活动的过程中显示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稳重与富于谋略。当李诵继位，他终于由此获取了实际的政治权力，于是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变革举措。不幸的是李诵由于疾病而喑哑，这种生理上的“失语”导致了权力的“失语”——皇权旁落，权力被宦官集团及旧势力所架空。李诵皇权的被悬置对于变革无疑是釜底抽薪，更不要说变革继续推行，就是变革者的职位、甚至生命也失去了保障。变革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李诵退位，变革者纷纷遭到贬谪。王叔文远谪渝州后被敕死。
“永贞革新”的失败是一群知识分子实现他们理想的失败。他们将实施政治图谋的愿望寄托于李诵对皇权的掌握，想凭借皇权来推行他们的举措，毫无疑问，这是君主集权时代作为朝臣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但由此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自身介入社会现实中对“他者”的依附性。他们未曾想、似乎也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以独立的姿态去完成他们的社会使命。他们寄希望于遭遇“明君”、辅佐“明君”来完成他们的愿望，高尚如此，王叔文亦不例外。高尚虽参与的是一场“叛乱”，但他将安禄山当作一个救世的英雄，想通过他取代李唐改变昏暗的社会状况，治理天下，当他发现安禄山的贪欲与狭隘时，他的这种美好的意图便落空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失望和骑虎难下的两难。也许正由于知识分子这种对“他者”的依附性决定了“他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左右。
然而，尽管他们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但他们的行为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其他权力角逐者所不具备的。知识分子秉持“社会的良知”而担当了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3）高尚、王叔文可以说不是“士”的理想类型，但他们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质素。像阳城、韩愈置自身利益与生命于不顾的“进谏”，体现了他们以国事为重的思想。而在《日落长安》中，主人公李商隐的道路则与高尚、王叔文等有所不同，他身上体现出的更多的是对庙堂的介入与游离之间的矛盾与苦闷。他踽踽独行的身影一直笼罩于一个庞大的王朝没落的阴霾之下。高尚、王叔文等尽管未遂其愿，但毕竟一度高居庙堂实施了他们的济世抱负。而李商隐则是由于厌恶“干谒”与“行卷”致使科场落第，任弘农尉又因反对地方官吏草菅人命而丢掉职位，他或任幕僚，或为地方小吏，或任朝廷闲职，均游离于庙堂的边缘，“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正由于他入世频频受挫，致使其不断生发遁世的意念和行为，向释与道偏移。但终其一生，既未融入政治主流，又不能割舍济世以实现社会价值的渴求，欲求不问世事，“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作品所叙写的正是他这种济世不能、遁世不甘的两难境地。这也是传统知识分子最为普遍的境遇。作品以复线结构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主人公这种遭遇，作品一条线索写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宫廷斗争，展现的是中央权力的流变，另一条线写的则是李商隐的命运——对现实的介入与逃离、爱情的悲欢离合。这两条线索若即若离，意味着高高的庙堂对李商隐的时远时近，而最终并未叠合则显示了李商隐与政治主流的疏离——介入的无效与徒劳。前者的存在只成为人物个体命运的巨大背景。作品的复线结构鲜明地凸显出一个诗人的命运。同时，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权力的力量：陷害与残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争斗的历史。人与自然争斗，更与同类争斗，而且后一种争斗随着前一种争斗而加剧，随着所谓的“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前进”而越演越烈。争斗也许源于人类近乎天性的自利欲，是利害冲突的必然。“权力”，无疑是引起人类争斗的最为重要的缘由。
军事斗争是公开的、血腥的权力之争。《盛唐遗恨》所叙写的“安史之乱”就是这样的权力之争，作为藩镇节度史的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的目的就是夺取皇权。安禄山对皇权的觊觎由来已久，作品中对他这种欲望作了细致的刻画。“面对皇家宫苑，受到强烈的震撼。琼楼玉宇、雕梁，仿佛处处都闪着宝光，令他头晕目眩，儿时在穹庐之中，他那行巫归来的母亲，就曾给讲过这样的天堂，令他好生羡慕，好生幻想。多年来时时唤起他占有的欲望”。对于皇上所拥有的绝色妃嫔，他更是倾慕不已，当他看见唐玄宗被杨玉环、杨玉筝姐妹左右侍奉，“从未有过的欲望竟如小岛浮上来：若能在那御座上得享一天福，他一定要将姐妹二人，齐拥在怀里，好生受用……”。安禄山进京，“皇权”在他面前具体展现的无比诱人的内涵深深地吸引了他，大大强化了他对“皇权”的占有欲。而他这个欲望的实现则是攻城略地，致使难以数计的生灵涂炭。
如果说，安禄山发动的叛乱所掀起的是赤裸裸、充斥着撕杀声的权力之争，那么，宫廷中对权力的争夺则是另一种看不见烽火的战争，只是假以“合法性”的外衣，更显得阴险和变幻莫测。《盛唐遗恨》除了描述中央朝廷与地方叛军的战争外，还描述了双方内部为权力进行的角逐、残害。如杨国忠与李林甫为了相位而进行的较量；叛乱之中，向润容身为义子，私通父妾陷害义父，就是作了“大燕皇帝”的安禄山也成了儿子安庆绪的刀下鬼，而后，安庆绪及其主要将领也被其属下史思明戕害，称帝不久的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谋杀，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燕”帝位几易其主。儿子弑父，臣下弑君，均是权力欲使然。这让我们看见，权力对人性的扼杀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然而，这样的斗争随着历史的延伸仍然继续着。在《盛唐遗恨》的“尾声”，肃宗还朝之后，“太上皇被迫迎还宫中，太监李辅国与那个当了皇帝的张良娣勾结，逼死了太上皇，又谋害忠臣……唉，党同伐异，阉竖当权，宫廷的争斗，永无终结”。宫廷是最高权力集中的地方，当然也就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所在。《大唐歌伎》所叙述的“永贞革新”，其实施与失败也源于宫廷权力的更替——李诵皇权的获得与旁落。而在《日落长安》中，宫廷斗争更是厉害，一开篇即是“浴血宫苑”，短短一天中，两位皇帝被害，均由于不同党派的宦官为了自身利益而发动的政变。其后的牛李党争、甘露之变仍是宫廷斗争的重演。
无论是在疆域上的明争，抑或宫苑里的暗斗，某种意义上讲，也许都是显形的，都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另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来自伦理的权力。杨贵妃可以说便是死于伦理权力。《盛唐遗恨》中没有把杨贵妃刻画成一个妖冶专横、祸国殃民的女性，而是将她塑造为一个在“男权”的阴影笼盖下无助的女子——她无从主宰自己的爱恋与婚姻，初为寿王妃，却又被迫作了公公的妃子，终于以“祸国之罪”被赐死，要求处死她的与其说是哗变的士兵，不如说是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这一典型的男权社会中的传统意识。她虽为皇帝最为宠幸的贵妃，也无法摆脱被迫害的劫数，其价值仅限于取悦男人，却又要承担男人犯下的罪过，其悲剧源于男权的凌压。《风流女道士》中的鱼玄机纵有出类拔萃的才情及俏丽的容貌，也并未因此而摆脱其身份所带来的不幸——初为人妾遭到挤兑而当了道士，被丈夫抛弃以后，大张艳帜名动京华，因令狐高欲娶其为妾不遂而遭陷害。其一生均未脱离“被看”的地位，其才艺虽不让须眉，也并未改变受“须眉”役使的宿命。《风雪陵园妾》中年轻美丽的女子被送往陵园陪侍死去的皇帝，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生命，就如此悄然逝去，只为了守着一个亡灵，这就是生命全部的价值。”生命丰富的内涵被强权一笔勾销，这强权既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亦是专横无度的男权。
爱情：破碎的愿望
如果说，关于“权力”的刻画是“大唐系列”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指向。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叙事朝向纵深推进，我认为是王鸿儒历史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在《盛唐遗恨》一书，主要篇幅在于描述“安史之乱”的发生过程，但其中还穿插了几桩爱情事件。写“安史之乱”似乎难以回避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二者的关系已因白居易的《长恨歌》化作了生死相恋的爱情经典，王鸿儒似乎不想再用心力对这个著名的故事重新进行讲述，而只是当作一般的历史事件处理。作者用心讲述的是他自己设置的爱情故事：安禄山与阿依娜之爱，以及高尚与容儿的相恋，不过相对于全篇来说，“爱情”所占的比例甚小。但作者在后来的著作中对爱情的讲述方式以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这一部他最早的长篇小说中已初现端倪，也就是，爱情的悲欢离合总与国家命运及重大的政治事件紧密相联，国家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爱情的变化；所讲述的爱情多为“才子佳人”式的（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传统，这一传统有其历史的根由，正如西方骑士爱情小说有其历史根由一样），但与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又有所不同。传统小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是花好月圆，而在王鸿儒的叙事中有情人多是历经阻碍仍难以团聚，多是悲剧性的结局。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美丽的外貌，忠贞、勇敢、深明大义的品格，突出的艺术才能——这样的形象无疑具有极为强烈的情感倾向，当然也是一种极端的“女性观”，秉持这样的倾向无可厚非，但在叙事中若控制不当，则可能导致人物形象的单一化，创作者既不回避自身极端而以稳固的某种情感倾向又要避免这种倾向对人物形象的“趋同”，无疑是一个写作难度。
《盛唐遗恨》中写安禄山与阿依娜之恋，作者也许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安禄山这个人物形象的内涵，多一个侧面去表现这个人物，表现这个枭雄除了有对功业的渴望，也有对爱的诉求，其心性除了凶悍，也有“温柔的部分”。而写高尚与容儿之爱，则与此不同，作者写他们的爱情终极直指“爱情”——士子与美丽善良的女性的爱情，作者后来的作品中的爱情故事便是这一类型的延续。作者最为关注与同情的两类人物：士子与善良的女性因爱情而使彼此的命运连结在一起。高尚与容儿的遭遇就是如此。高尚由于跟随安禄山“谋反”而与容儿“断绝关系”，战争结束，高尚面对的是容儿的坟茔。《大唐歌伎》中主要刻画了同属一家的眉娘、桂娘及蕊娘三位女性的形象，叙述了她们曲折的经历。王叔文初见棋艺高超的眉娘，“她年纪不过二八，眉心一粒黑痣，眼波盈盈，似梦似幻”，他俩一见钟情，但由于兵乱，眉娘不知所终。原来眉娘为谢救命之恩，也为生计考虑，作了艺人成辅端的妻子，却又被诱骗为宦官俱文珍的妻子，与一个丧失了爱的能力的男子作夫妻，其痛苦可想而知，她虽与王叔文有过短暂的相聚，但并不能结为连理，最后为救王叔文而被乱箭射杀；戏子桂娘被掳去蔡州作侍妾，其性刚烈，设计诛杀了准备再次谋反的李希烈，显出不让须眉的智慧和勇毅，因愧疚并为情人韩泰的仕途着想，忍痛与之“决裂”，后被征召入宫，误传她要作陵园妾而投水自尽。准备接她出宫成婚的韩泰盼来的是她去世的噩耗；蕊娘（红红）虽对王叔文倾慕不已，但直到多年以后，才如愿与王叔文相随，随他到遥远的渝州，不久王叔文被敕死，他便在庵中出家为尼，陪伴着王叔文的坟墓。三位女性，她们的爱情历经曲折，最终均以对方的死亡而终结。《日落长安》爱情的悲剧在于诗人李商隐所爱恋的瑶英与柳枝被权贵所占取。
倘若说“大唐系列”所写的爱情只是叙述重大历史事件之外的副线，那么在“唐风晚唱”系列中爱情则成了主线或独立的主题，着重关注女性的命运。《风雪陵园妾》或许是“大唐系列”的爱情故事中唯一逸出悲剧结局的作品——有情人历尽磨难终成眷属，但是以朋友生命的毁灭作为代价。《风尘豪门女》写雪雪与徐知常两情相悦，后者却被雪雪父亲遂走，家庭罹难而流落坊间，当与徐知常重逢时，彼此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既往的情愫却未消解，然而他们长厮守的愿望并未在人间实现。作品中写到那场战乱，上至皇室宗亲，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雪雪与徐知常的爱情也与其直接相关联：由于战争，徐知常前线战败被陷害，雪雪杀仇殉情，战争成了这场悲剧的深刻背景，导致人物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作者在表现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关联时，没有将前者作为后者外在的背景，而是强调两者内在的有机联系。《风流女道士》——富于才情的女道士鱼玄机，其短暂的一生似乎都处于对爱的渴求与被爱放逐的过程之中。她为丈夫李亿迁调入京费尽心机，当她千里迢迢前往江陵看望李亿时，却发现他另有新欢，自己被无情地遗弃了，她陷入了荒诞的境地；但更为荒诞的是，她竟以谋杀罪入狱，并被处以极刑。她曾倾情诗人温庭筠，但他浪迹萍踪，并不能让她有所归宿。或许经历了太多情感波澜，临刑前她心如止水，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显得十分的宁静，这宁静来得自于爱的绝望、对抗争徒劳的认同。
悲剧：无可潜逃的宿命
在王鸿儒的历史叙事中，悲剧成了人物难以潜逃的宿命，人物最终都有一种深刻的幻灭感。权力争夺的艰险，恋爱的缱绻，建功立业的辛劳犹如一场梦境。时过境迁，一切曾苦苦追求的、曾牢牢拥有的，似乎都随风而逝。人生最后面临的便是幻灭，过去的一切仿佛徒劳。这种幻灭感几乎渗透了主要人物的心境，几乎遍布了全部作品的结尾。我们看到作者所关注的不仅是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关注人生普遍性的遭遇，作者是动用“历史”这一种写作资源来达到对这种普遍性的表现。这种普遍性遭遇是人类基本处境，是悲剧产生的根源，既是，人在历史变迁中对命运把握的无力，或者说徒劳。在时间的流动中，一切都将丧失，“死亡”将掠劫一切。正如柯依根所言，“我们深知人类状况的基本事实，就是我们总是力不从心终于失败。事实就是，不管我们怎样艰苦努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所爱，我们的想象到头来都没有用处。……最后，事实就是生活下去，必须面对这个荒谬的矛盾，最能充分肯定生活的确是死亡。”王鸿儒历史叙事对人的根本性处境的生动表现无疑使文本大大超越了“历史演绎”的界限。
安禄山做上皇帝后，功业的成就并未给他带来由衷的喜悦，他的“失明”不仅意味着他视力的障碍，更意味着这个世界对他的遮蔽、他获取强力后世界真相对他的远离。或者说，“权力”形成了他与这个世界自由对话的阻隔，他已逐步远离“自性”的生活，陷身于阴谋的漩涡，他曾有的愿望似乎实现了，但他却感到深深的失落。人不再有所希冀时，便会陷入怀旧之中，他无比眷恋地怀念起辽阔的草原，那与其说是一个地方，倒不如说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对于高尚，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抑或他的爱情，最终都化作了过眼云烟，他只有遁入空门，而对容儿的坟墓痛哭（《盛唐遗恨》）。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的失败，破灭了一群士子的治国梦想，而眉娘、桂娘和蕊娘的爱情则是历尽挫折而毁灭（《大唐歌伎》）。李商隐的失败更是双重的，不仅才华虚掷，而且所爱的女人被权要侵占，“希望有的得不到，不希望的却一再送上门来，”世界于他犹如游乐原上的夕阳，呈现的是一种正在沉沦的美丽（《日落长安》）。即使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也罩着悲凉的色调（《风雪陵园妾》），更不用说雪雪、鱼玄机等女性，不仅爱情丧失，就连年轻的生命也丧失了（《风尘豪门女》及《风流女道士》）。
由此可见，“毁灭”是“大唐系列”的关键词，包含理想、爱情，乃至生命的毁灭。因此，我将“大唐系列”视作一组关于“毁灭”的叙事文本。该系列中的人物，尤其是肯定性人物，其生命历程无不充满了不幸和苦难。王鸿儒对于“苦难”与“毁灭”的记忆与倾诉的执着程度的确令人惊诧。他为何絮絮叨叨地沉缅于这样的叙事话语呢？这自然与他自身的经验与思考有关（此不赘述）。那么，意义又何在呢？我想摘引一位学人的话予以作答，并以此结束本文：
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亦是一种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与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4）
注释
（1）陈择纲、吴秀明：《在传统基地上构建新的艺术世界》，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1期。
（2）李光龙、吴秀明：《大唐悲歌的现代吟唱》，载《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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