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一辈子皓首穷经，却生性诙谐，健谈善谑，有东方朔那样的机智和辩才。他学英文也教英文，学到了英国人极看重的幽默感，也难免不受英国讽刺文学的濡染。所以，我把《围城》定位为当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可以猜测，先生受到写警世喻世小说的阿道司·赫胥黎和极具摧毁力的讽刺小说家伊夫林·沃的影响。而且可以读得出，他也熟悉色彩斑驳的劳伦斯·斯特恩和早期讽刺小说家亨利·菲尔丁。
钱先生聪颖博学，其实却跟老百姓并无切身关系。由于高明人羚羊挂角般的渲染，先生便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也成了他们知人阅世上的一大局限。诚然，先生的学问如果“一对一”的话不可企及，但某种程度上在电子—网络时代却可以望其项背。为此，我用钱先生熟悉的德文戏造了一个词：Qianzhongshuwesen，意思大致是“钱锺书事业”，而它的音义兼顾的翻译恰恰是“钱锺书围城”。时代在前进，“钱锺书围城”也应该发扬光大，并补上先生的大好学问没有嫡传弟子的遗憾。
止庵：最初和最后的《围城》
《围城》最初吸引我们的，是书中那些比喻。比如，“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都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类似这种话每页都有，当时，中国没有人这么写东西。当时的中国文学没有聪明和幽默这两样东西，中国作家都显得严肃，像梁晓声、刘心武、张洁、张抗抗等人，你可以说他们真诚、深刻等等，但是，就是不能用聪明来形容这一代作家。另外，这本书有一个特点，你随便翻开一页就能够往下看，这一点，只有《红楼梦》能和它相比。之前，我读其他的中国书，从没有这样的感受。第三，这本书很幽默，但是里面有些很深沉，很感伤的东西。包括结尾的那个钟的意象，他跟苏文纨的关系。感伤和幽默本来相距比较远，但是作者把这两者结合到了一块儿。
回头来看，《围城》有点过于显露聪明了。最初吸引我的那些东西，如那些俏皮话，幽默，那种聪明现在看来未必是优点。最初被我所忽略的人生很深沉的那一面，倒是最好的一面。钱锺书有一种本事，是在深沉的地方与显露聪明的部分融为一体。但是，后来的王朔，在聪明这一点上决不在钱锺书之下（韩寒我没看过）。在这种情况下，聪明已经不是《围城》的优势了。现在看来《围城》有些“为聪明而聪明”。但是，它又确实有深沉的地方，揭示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它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一本小说。
潘采夫：70后读者惊艳的记忆
读《围城》是在初中的时候，当时并没有看出太多微言大义，像表现知识分子的虚伪了，没看出来，只是读得很开心，感叹它的语言太好了。
在我的记忆里，《围城》的比喻是一绝，也是让我终生崇拜的，每一页都有绝妙的比喻，什么“两只眼睛分离得要害相思病”、“嗓子眼细得像眼药水瓶口”，体会到比喻的妙处，甚至会在床上打滚。记得当时还准备了小本本，把《围城》里的比喻一一抄录在本上，等到写作文时引用。于是打比喻这个习惯落下了病，至今写文章还乱比喻一番。
我阅读《围城》，完全在于他语言的快感，在于一群文化人逗闷子抖机灵时的机智，还有方鸿渐泡女孩子时的贫嘴薄舌，带给了我完全不同于语文课本的美好体验，所以一直对《围城》满怀感情，至今一想起就想笑。
张建敏：80后读者读出不变的时代
我1986年出生，是《围城》的小读者。第一次读《围城》是上高中时，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这本书觉得语言很幽默就借来读了。上大学的时候又读过两遍。特别喜欢抗战前的那段，因为之后的婚姻问题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
围城故事都快过去七八十年了，方鸿渐变了个身法仍旧是方鸿渐，大小姐们换了身衣装仍旧是大小姐，名利场换了个门楣仍是名利场。死命钻围城的人依旧，而围城里的人却再也没出去的念头了。留洋博士水平高，银行职员待遇好，这话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都会点点头。
这么想一下，这时代还真是一点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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