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写《杨骚传》我是很认真的，因为这是我写评传的第一次尝试。我是以自己的心灵去写杨骚的。我发现我和他有许多共同点，在创作中我强化了这种共同点。作为一个文人，“凄凉感”紧紧跟随杨骚一生。在他身上呈现出来的地域性很强，在上海，他是“上海的漳州人”，在东京，他是“东京的漳州人”……当然，他又是那个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他身上不可能不留下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问：尽管您涉猎的题材有现实也有历史，您选择的体裁有小说散文也有传记，但我们认为您的创作仍然是沿着“现实主义”这条线，您自己的体会如何？
答：对。我任何时候都关注现实生活中“平常人”的生存与心灵状态。我自己一直和他们同痛苦共欢乐。尤其是“同痛苦”，我觉得人最本质最可关注的是痛苦。
问：您的创作一向较具本土特色。现在本市作家赖妙宽已出版了一部反映漳州几十年历史变迁的《父王》，这是否对您构成某种失落？
答：写漳州不是某一个什么人的专利，所有人都可以写，而且越多人写越好。妙宽的《父王》和少衡的《相约金色年华》都是成功的尝试，我对他们的成功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个作家有一个写作方式，一个作家有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妙宽的漳州，少衡的漳州一定不同于我的漳州。八年前，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风前雨后——1932年漳州故事》，这是我有意识在大背景下写漳州的一个尝试。三年前，我又写了一部你们所说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长篇小说《初霁》，它的副题是“1950年漳州故事”。小说中，我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注视一群艺术心灵在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中的喜悦与痛苦。有我童年生活的影子，也有我对那段历史的思考。我原来打算写成一个系列，50年，57年，66年，79年，一直写到现在。后来，因为《初霁》的出版卡了壳，我便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转而写历史小说了。我想我以后还是会回到这个计划上来的。
问：漳州文学界一向以“文人相亲”著称，这与您和杨少衡的表率作用分不开。我们注意到在许多埸合您都以推举他人为己任，同时也隐隐有一种自觉“老”的言辞，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答：漳州是块好地方，有一群好人在写作。这是决定漳州文学界呈现出亲切和谐局面的前提。说到表率，首先是老前辈陈文和。然后是杨少衡，该同志是难得的好人。他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我不足道。我以为，任何一个漳州作家的成就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都是值得我们共同庆贺的。
一个年过“知命”的人，不可能没有“老”的感觉。我的这种感觉更多地表现在对“平静”的渴求。我不热衷于外界的嘈杂。户外的鞭炮声给予心灵的震动就足够回味和想象了，不一定非得跑到外面去看。当然，我也并不以为我“老”了，这表现在我敢于涉足许多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创作领域。对于身边的事物和感情也始终保持着敏感性。
问：除了《杨骚传》，您打算写其他人的传记吗？能不能说说您近期的创作计划？
答：我还想写林语堂。这恐怕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虽然有许多林语堂的传记，但我写我心目中的林语堂，写作为漳州人的林语堂。其间，我还想写几本历史小说。不一定写唐代，比如最近刚刚写完一部宋代，写宋高宗赵构，这个人可怜兮兮的，有写头。接下去写辽太宗耶律德光和他的母亲述律太后、宰相韩延徽。我把自己说得很忙的样子，实际上是在逼自己上，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
问：在语言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您是否认为自己需要更新已有较为传统抒情的语言书写模式，而达到另一种“新”的语言状态？
答；语言问题的本质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我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的语言状态，要改变是很难的。不是我不想变，恐怕是变不了。这一点我比较悲观。过去对语言的追求是简洁，准确，生动。当然，还有意境，在我看来，这是高标准的。以后又有人提出语言的“张力”，我不知道“张力”的科学定义是什么，粗粗想去，大概是指语言所造成的想象空间。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我一直认为语言是学不来的，比如，少衡的，妙宽的，海迪的，还有何也的，我就学不来。如果把眼光放宽一点，对于新写实作家的语言我还是喜欢的，就是学不来。先锋派的作品我看得不多，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不是我不想新，而是新不了。但是，我还是想让我的语言比现在更“鲜活”一些。我喜欢“鲜活”的提法，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脉动。
问：许多文学青年担心学习别人会迷失自己，您怎么看？
答：不要怕迷失。只要他意识到迷失，他就是清醒的。
问：您喜欢哪些中外现代、当代作家？
答：鲁迅，郁达夫，汪曾祺；茨威格，川端康成。米兰.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也很喜欢。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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