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星答女诗人安琪访谈

　　中国民间诗报刊主编访谈系列之《独立》发星篇
　　——发星答女诗人安琪访谈
　　
　　1、从九十年代纸版本走过来的先锋诗人大都知道四川普格有一个发星既写诗又编刊，但年轻的诗人大概就不太清楚你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关于你的创作历程。
　　
　　1981年初中毕业我写过一首励志诗，诗的语言形式来源于当时的课本教育，后来某一天在县气象站亲戚家看见一本流沙河主编的《星星》（1980年的一期），当时像是神的招引，一口气从头到尾读了二遍，这是我第一次较全面的诗歌启蒙，读高中后写过一些打油诗，高三要毕业那年写过一篇武侠小说《尖尖山传奇》(大概有一万多字)。1984年9月考入西昌市凉山州财贸学校（中专），刚入校不久便是周伦佑兄弟的“现代诗”与“爱的哲学”讲演，在学校门口售票（记得票价是三角一张），我买了一张，按时到西昌市文化宫去。当时听讲演的人很多，过道与窗外站满了人。许多人闻风而来，没有票，就站在门口外面或门口听周伦佑兄弟口若悬河。周伦佑讲的是“现代诗”，周伦佐讲的是“爱的哲学”，二人从西昌为出发点，后去成都、重庆、武汉，掀起一股影响极大的“现代诗潮”与“新哲学潮”。80年代是一个渴望知识与求索的“理想时代”，大家都带有笔记本，只听沙沙的抄记声在桌上鸣响，这种美丽的声音，多年后时常在我耳边回荡。
　　
　　周氏兄弟的口才是一流的，台下的人像被电击一般沉醉在诗的闪焰与哲学的玄思中。讲演有时安排在白天，有时在晚上。记得晚上听完后已很迟，已没有公交车，从西昌文化宫到凉山州财贸校有10多公里，是城中心到城郊，肚子有些饿了，我在路边的小货摊买一袋饼干，一边哼着小曲，连跳带跑往学校赶，到学校时已是晚上10点过，大家已熄灯睡觉，同寢室的同学们看见我回来，就问我听讲的情况，我模仿着周伦佑兄弟的手势，点亮蜡烛给同学们讲起诗歌与哲学。从此后，在学校我天天跑图书馆、阅览室，当时“朦胧诗”很流行，同学们中在很神秘的传抄北岛、江河、舒婷、顾城们的诗歌。我像一只饥饿很久的幼兽，扎进图书馆、阅览室，狂吃最新的诗歌作品与信息，并开始大量模仿写作。1985年上半年，我参加一个全国的诗歌函授，我的一首习作引起老师的鼓励并说要发表，当时在同学中传得很响，因为他们说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稿子几麻袋，从来没有发过一首诗，而你才写几天居然能发表，这是你的幸运云云。这件事我兴奋了很久。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在当时作为一个初学者确实太有鼓舞力量。此时的写作一直到1996年近10年都是跟风全国流行的“现代派”，没有自己的方向与语言。由于生在大凉山，自已又是彝人，应该写自已熟悉的东西，关注自已本土的彝族文化，所以从1997年后，我转向彝族文化题材的诗歌写作，并开始大量阅读彝族文化书籍，在1998年《诗歌报》第10期“民间社团、自选诗集专号”上，我主编的打印诗刊《彝风》、《独立》上的作品入选很多，并和许多名家的作品发在一起，这给我的鼓舞是巨大的，通过这期《诗歌报》得与和张守刚、梦亦非认识。特别是梦亦非1999年8月来普格交流，他的《泛文类写作》一文对我影响很大，而我强调对地域民族文化的关注，为2001年我提出“地域诗歌写作”，并和梦亦非共举理论与文本，并团结湄子、黄漠沙、胡应鹏、鲁娟、阿索拉毅、张联等“早期地域写作朋友”，起了很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另外就是1998年后认识的湖南诗人海上、陕西诗人孙文、东北诗人孙文涛，他们的文本与文化性、理想性对我影响也很大，所以到1999年下半年，我才开始真正找到写作的方向，并在此后几年中陆续写出《二十七个诗意彝名的散文化抒写》《十二个母题组成的山脉》《七条同一方向的河》《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一、二、三部）《蛮族语系》等重要作品。我在1998年开始涉足文论，这是编刊与言说的需要，我的第一篇有系统的文论是登在2003年《独立》上的
　　《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这是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第一篇群体性论说的文论，此文后来引发了阿索拉毅、姚新勇等朋友对大凉山彝诗更大关注并大面积评论，为新世纪大凉山彝诗的影响作了重要铺垫），此前1998年的《对中国新诗二十年来的大扫除》只是一种言说需要，此文争议很大，它代表了我的一种思考与思想，而《后现代天空的田原情结延伸——致打工诗人群体》，则是第一篇关注打工诗歌的随笔文章。
　　
　　2、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诗歌界这样的现象很多，像发星和普格、向卫国和茂名、格式和德州，都是一些小地方经由一两个优秀诗人而发出光亮”，确实的，在不认识你之前我孤陋得从未听闻普格一词，你从出生到现在都住在这里吗？请向我们介绍一下普格。
　　
　　我一出生到现在都在普格，在这里长大、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并期间写作、编刊，都在这里，以后必将魂归这里。（只在西昌读书时有一年多时间不在普格）。
　　
　　普格是彝语普基的汉译，普基的意思是：“山丫口下面的草甸子”。这是彝人来到这片土地时由东往西走留下的地域意象。普格小城东面是两座像女人丰乳的隆起的山林，两座山林中(即乳沟)有一条由东向西的山路(山丫口)，如果从东往西看就是“山丫口下面的草甸子”。草甸子现在是整座小城的位置，小城建在曾经的草甸上，像一个梦托着另一个梦。普格西面有名山——螺髻山连绵亘延。最高峰也俄额底4300多米，西北方为螺髻大峡谷——温泉瀑布，东北方是西南神泉——温泉游泳池，东面是西南彝区最大火把场——普基火把场。这里是彝人原典史诗《玛木特依》中“仆伙三子分母”的地方(在县城西南方3800米的山上)；又是彝族古代经典叙事长诗《妈妈的女儿》的诞生地与传承地，又是彝族“火把节”发祥地，被誉为“火把节之乡”，又是彝人神话英雄-支格阿尔神马驻足休息与奔驰的地方，还有彝人之前原住民——棘人的大石墓群、战国古墓群等等。可以说普格是整个西南彝区彝文化最厚重，而风景山水最美丽之地之一；加上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出产丰富、水草鲜美，历史上出过很多人杰，所以诗人与文人出在这里是很自然的。
　　
　　3、我在福建时就读到你编辑的民刊《独立》，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有一本出版周期比较慢的《彝风》，《独立》其实也一直在走专题的路子，我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关注点，但也许赠送面不广吧，其他人未必清楚，说说《独立》诗刊吧。
　　
　　《独立》的前生叫《温泉》(油印)，是在1987年10月由我和欧阳勇创办的，当时看见“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受启发，由我工作的单位普格县农机厂位于温泉西面而起名，《温泉》1989年后被有关部门定为“XXXX刊物”，被调查、取缔。《温泉》最有影响的是我在1988年创作的《吊裆男子》，曾被普格县中学的许多学生传抄，影响到州外。1990年夏天，我又创办《凉山诗歌》，9月“苏联巨变”，又被调查、取缔。此后一直有有关部门的人员暗中“保护”我，经常盘查，这种情况一直到1995年后才结束。《凉山诗歌》后，我又搞了《山中幸存者》。一直到1997年创办《彝风》，1998年又创办《独立》。《独立》到2001年前一直是打印、复印，由于经费原因，一般印数在几十册，所以传播受限。2001年后，经济宽裕些，改为速印；2003年后为正式印刷厂印。其间印数与质量的提高，随着地域诗歌写作的推进与影响而提高。《独立》以“地域诗歌写作”为根据地，向外打开，容纳个性的东西。我认为一个民间诗刊应成为同道者的精神家园，诗刊作为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里交心、交流，得到提升与进步，所以《独立》的编辑从早期的主发诗与理论向相关随笔、史料、文献等拓宽，出一期有一期的看点，是诗歌学习交流资料，又是可经时间历史检验的东西。近10年来，《独立》已形成几个关注点：①对个性诗人的推重：海上、孙文、孙文涛、梦亦非、郑小琼等。②对地域诗歌的推崇，由大凉山→贵州黔南→云南昭通—大西北→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群体。③对农民诗人的关注：张联——李龙炳——嗄足斯马(李果)——张树森(狂氓)。④对民间诗歌运动史的归结整理。⑤对80年代重要诗歌文献的整理。⑥对民间诗人中独立知识份子的关注访谈(周伦佑、周伦佐、哑默、张嘉谚、张修林、海上、吴若海)。⑦对民间漂泊诗人的关注(黄翔、海上、南北、孙文涛、安琪、西域、张守刚、游建明、蓝紫等近30人……)。(⑥⑦《独立》2010—2011年推出)。
　　
　　现在《独立》能健康发展，一是用有限的经济支出办无限的诗歌事业；二是要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才能刊物独立、独力发展)，三是根据自身的编辑经验与交往，寻找好的选题与编辑向度。（《彝风》到目前已出10期，主要发彝族诗人作品与相关文章，它具有专题资料性。后来创办《独立》，《彝风》成为之中一个栏目，但它依然单独在办，一般印数少，传播范围小）。
　　
　　还有就是从《独立》诗刊中出来的诗人们的独立个性很强，《独立》兼有包容与各树其性的宏大精神气象。来去自由，不伤其个性元气，各自独立发展，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几年从《独立》出来或仍有交往的诗人朋友纷纷各自创办民刊，并很有声势与独立影响力。2010年，梦亦非在广州复活民刊《零点》，2010年，胡应鹏在绵阳创办民刊《70B》，2011年，阿索拉毅在峨边创办民刊《此岸》，这在中国民刊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独立》民刊中独立出三个民刊，这才是真正的独立品质与精神。
　　
　　4、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了非非主帅周伦佑对你诗歌之路的影响，也就是，你是听了他的某次讲座后萌生现代诗写作冲动，你的《独立》也多次推介过周伦佑先生，对这位勇敢坚决的体制外写作倡导者，你有何更深入的发现和感受可与我们分享？
　　
　　是的，没有1984年秋天在西昌市文化宫听周伦佑的“现代诗讲座”，就没有今天的我。在我1987年10月创办《温泉》之前，我就去西昌市血站找过周伦佑两次，以便投奔、加入之类，两次没找着便认定无缘，于是回到山中普格一人单干，闯自己一片天空；一直到2005年春节前后，诗人孙文与女友来普格游玩后一齐到西昌，孙文约见周伦佑，我才在近21年后又见周伦佑一面，并一起用餐，其间谈起1984年秋天的西昌市文化宫的诗歌焰火，以及自己21年中的独立一人的民间诗写、办刊历程，大家诗心相惜，终是有缘得见。说起普格，周伦佑心头一热。许多外界文化人、诗人一直有一个错误认识，许多人认为周伦佑、周伦佐是一个人，其实二人是双胞胎兄弟，周伦佐是哥，长期从事哲学与文革史、中国政治史的民间研究著述。周伦佑大家都知道是《非非》主帅，1984年的西昌市文化宫讲演，先是周伦佑讲诗，然后是周伦佐讲哲学。二人从1984年秋在西昌“讲演试水”，然后奔成都，下重庆，远足武汉，掀起一轮又一轮万人空巷的“诗歌、哲学讲演文化潮”。(具体情况见我整理的“独立简朴系列小册子”之《举向青春高地的言论火炬—80年代流浪讲学纪事》（周伦佐著)。《独立》上面刊载的是周伦佐的东西，是“伟大80年代”引起巨大反响的哲学与文化文章。而和周伦佐的认识是在2005年的秋天。真怪，在这年的年头与年尾，有幸认识周氏兄弟。周伦佑1995年后大多时间在成都、重庆等地，2005年后举家迁往成都定居，所以“后非非时代”和大凉山没有多大关系。大凉山除了周氏兄弟两个“奇人”外，还出了蓝马、吉木狼格二个著名“非非诗人”。蓝马九十年代初就去了成都，现在研究佛法，已成一佛教徒。吉木狼格没在大凉山，在外漂荡。另外凉山还出了林珂、叶延滨、吉狄马加、晓音等著名诗人。
　　
　　1984年秋天西昌市文化宫“现代诗讲座”，引发了听讲者写诗与办刊的狂潮，1985年至1989年间短短四年间，西昌以及普格、会东、喜德等地便冒出民刊《非非》《女子诗报》《跋涉者》《三号文学社》《山海潮》《达无主义》《000诗潮》《野风》《夏花》《苍狼》《折磨河》《温泉》等数十种以及上千名诗人，这种潮流一直暗流到90年代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女诗人独立办刊在中国诗界是少有的。比如晓音主办《女子诗报》，魏海灵主办《海灵诗报》，周凤鸣与谢崇明主办《二十一世纪诗刊》。九十年代后，大凉山的汉族诗人有名气的大都外走或停笔，周伦佑在成都继续办《非非》，晓音在广东茂名继续办《女子诗报》，发星在大凉山办《独立》，三者形成犄角之势，大凉山人现在创办存在的三大民刊，独立于中国诗歌江湖，这是一个奇观。目前的大凉山，汉族诗人只有张修林、王仕勇、西雅等几人的写作还有势头、个性，在群体与活力上是30年不死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周伦佐退休后一直在西昌隐居，2005年到2009年的五年时间中，完成整理政治、哲学、历史等文本计400余万字，成了一个“民间大者”。大凉山这块被“中国现代诗潮”深深激荡的地方，依然群山屹立，不死诗人活血。可以说，我现在主编的《独立》以及民间诗写方式，是周伦佑辈独立精神的沿承与弥漫，周伦佑在20多年前曾经说过：“大凉山笔立的山峰给他灵感”（大意），呼吸在这样个性的山脉中，只有独立才对立群山的独立，是一种地域文化活态燃烧基因。
　　
　　周氏兄弟与普格的情缘说来话长，解放初，其父由于是国民党团级干部被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其母带着几个儿女，连夜从雅安徙步逃亡大凉山深处的木里躲难，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的10多年间，其母靠中国个性女人特有的智慧与能力一直在体制外谋生，一家人几乎跑遍了大凉山十多个县，最后落脚西昌。在普格的时光，是周氏兄弟少年时代最有憧憬与梦幻的地方；在这里，周伦佐小小的年纪便开始追问爱的哲思。所以2005年秋，我俩认识后，他便赴普格流连岁月陈迹，在两兄弟读书的旧址(现为县附城小学，已变的面目全非)，他双眼不动的盯着那块曾经两个少年追梦的起始之地。谁曾想到，10多年后，周氏兄弟成为“早期中国地下诗四大源头”之——四川“西昌地下诗群落”的核心人物，再过10多年后，周伦佑的《非非》轰响中国诗界，周伦佐的《爱的哲学》《人格建构学》《美的哲学》等使成千上万80年代青年寻梦真知与真情。所以，这两个中国诗歌哲学界的“人杰”，是大凉山成就了他们，炼磨了他们山峦似的剑锋雄心，使他们在特定的时代成为“人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艺术潮流向前迈进的两股黑色力量。而当他们夺目的焰火闪烁、沉隐之后，是落在大地上的巨大声响与火种，这种声响与火种使后来者继续炼磨，继续喷吐，给人世的庸俗与沉默以华贵与高昂的嘶鸣。在我身上，就有这种承传，只不过我的才力有限，没有他们厚重的历史语境与修养高筑，在大凉山，尽自己的一点力而已。
　　
　　周氏兄弟是领袖型、狂飙型、全才型、百科型的“通才”，这种人杰在近代以降的时期涌现很多。解放后日渐稀少，几近绝迹。他们往往引领一种潮流，提升一种全新的艺术与哲学思想精神高度。周氏兄弟出在偏远之地的大凉山，得确是一个“艺术奇迹”，难怪80年代以来，高尔泰、周国平、林贤治等当代名家都想解开这个谜底，加上蓝马、吉木狼格、晓音、林珂、叶延滨、吉狄马加等形成的“汉族现代诗群”和“彝族现代诗群”。大凉山的传奇之彩又厚又浓，它是中国诗歌的“麦加”，应该让那些热爱者前来踏寻问踪，流连激情，蛮荡人性，享受诗意的栖居与创建，感受诗歌历史的风云烟香，砺梳时光层层神秘的彩裙面纱。
　　
　　2009年在成都，当代著名人文学者徐友渔认为：“西昌是中国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周伦佐认为西昌历史上有三次文化输入，才造就了他们人格与才华形成：第一次从抗战到解放，西昌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第二“陪都”，当时涌进的一批知识份子与沿海学校(比如西昌师专的前生就是上海工专)，解放战争整个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在西昌完成(西昌战役)，有大批没有走掉的国民党官员及家属留在了西昌。第二次是“57反右”后，西昌作为“右派份子”的集中流放地之一，“右派份子”中文化人很多，他们带进了文化理念和思想。第三次是1964至1969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西昌作为当时知青集中下乡地之一，当时涌进上万人的外地知识青年。这三次文化输入，对周氏兄弟的精神思想形成与个性都有重要影响。可以说，周氏兄弟是这些大时代变迁人物中的文化与思想历史记忆者与托举者，当遇见“伟大80代”这个文化复兴语境，他们60年代至70年代十多年间积蓄的民间思想岩浆得以爆发喷射而光艳夺目。
　　
　　（我最近的一个历史发现就是“早期四川地下诗群体”之一的“成都野草群体”中的何归、徐坯、张基、九九等1965年3月后，陆续在大凉山的会东、喜德、盐源和攀枝花（原叫渡口）等地工作、插队。他们的诗歌活动在1970年前后和大凉山的“西昌地下诗群体”是同步的。可能说那些时光，都在同一个天空下写诗梦想。两大群体在一个共有区域（大凉山）的交流融合空间已经存在，但由于黑暗时代的严酷环境，为了保密与安全，两大群体没有拥抱，而如大凉山的许多山脉一样，有自已独立的朝向与行走。我猜想拥抱的意义是“野草群体”后来的走向肯定不一样。但历史是不容乱想的。历史就是历史，机缘就是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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