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布罗茨基的随笔(2)

　　三
　　
　　尽管《论悲痛和理智》间或暗指，并时而直陈布罗茨基自己作为被放逐者和移民的处境，但是除了一篇古怪而且缺乏结论的关于间谍金·菲尔比的文章之外，此书并不谈论纯粹和简单意义上的政治。如果冒着过分简化的危险，我们可以说布罗茨基对政治已经绝望，转而从文学中寻求救赎。
　　
　　因而，在致瓦克拉夫·哈维尔的公开信中，布罗茨基建议哈维尔不要再托辞说中欧的共产主义是外来强加的，而是应该承认那是一个“惊人的人类学的倒退”的结果，这种说法的基础其实就是原罪。他认为，捷克总统在政治上应该考虑接受人性本恶的假设；对捷克公众的再教育，或许可以用日报中刊登的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和加缪的精神药物作为开始。（从同一立场出发，布罗茨基在《少于一》里批评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后者明显意识到人类是“极端恶劣的”，却不肯承认。）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勾画出一个在可以为建立合乎伦理的公共生活提供基础的美学信条。他说，美学是伦理的母亲，这是因为做出好的美学辨析能够教会一个人做出好的伦理辨析。因此好的艺术站在善的一边。相反，恶，“尤其是政治的恶，总是风格拙劣。”（在这种时候，布罗茨基要比他所希望的那样更接近他杰出的俄罗斯美国人先驱，那位贵族气的纳波科夫。）
　　
　　进入到与伟大文学的对话中，布罗茨基继续在阅读这个题目上鼓励“一种独异，个性鲜明和卓尔不群的意识——从而把人从社会动物变成自主的‘我’。”在《少于一》里，布罗茨基赞扬俄罗斯诗歌树立了“一个道德纯洁和坚定的榜样”，尤其是因为它保存古典的文学形式。如今，他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属于废墟和碎片的，极少主义的，气短一截的诗学”。他举出他那一代的诗人作为榜样，在大屠杀和古拉格之后，他们肩负起重建世界文化并进而重塑人类尊严的任务。
　　
　　攻击，议论甚至提到他的哲学上的反对者，这些都不是布罗茨基的作风。因此我们只能猜测他如何回应这样的看法：艺术品（或者“文本”）构造读者的个人，同样也构造群体；布罗茨基所强调的读者和文本之间高度个人化的关系，也是受文化和历史制约的；他（追随曼德尔斯塔姆）称之为“世界文化”的东西，不过是历史上的特定阶段的欧洲高等文化。然而，他无疑会抵制这些看法。
　　
　　四
　　
　　诗人自普希金以来在俄罗斯所享有的威望，伟大的诗人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黑夜里不熄的个人正直的火焰，以及根深蒂固的阅读和记诵诗歌的传统，价格低廉的经典作品，还有地下出版时代的禁书近乎神圣的地位——这些还有其他因素都有助于在俄罗斯为诗歌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入的而且见多识广的公众。那里的文学研究对语言学分析的偏好（一方面是继续20年代的形式主义探索，另一方面是自我保护地回应了1934年后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的文学批评的禁止）进一步养成了它分析性的批评话语，其技术性的复杂在西方罕见对手。
　　
　　诗人批评家瓦伦蒂娜·波卢辛娜汇编的俄罗斯同代人（诗人同行，学生，竞争者）对布罗茨基的评论证明了，尽管有四分之一世纪在国外，在俄罗斯他仍然作为一个本国诗人被阅读和评价。诗人奥尔加·谢达科娃说，他最大的成就在于“给苏联的文学时代画上了完整的句号”。他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为俄罗斯文学带回一种文学品质：人生的悲剧感——苏联的文化工业曾以乐观主义的名义压制了它。此外，他从英美引进新的诗歌形式丰富了俄语诗歌。因此，他可以跟普希金相提并论。作为布罗茨基的年轻些的同代人，也许是他的主要竞争者，叶莲娜·施瓦茨也认为：他给俄语诗歌带来“一种全新的音乐性，甚至还有一种新的思想形式”（施瓦茨对作为随笔作家的布罗茨基并不友好，她称之为“一个出色的诡辩家”）。
　　
　　布罗茨基的俄罗斯同胞对他诗歌技术上的特征很有眼光。在叶甫盖尼·瑞恩看来，布罗茨基找到了一种用韵律的手段去体现“时间流经和离开你的方式”。他认为这种“对诗和时间片段的融合”是布罗茨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的最大成就。对立陶宛诗人托马斯·范斯洛瓦来说，布罗茨基“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跨度，他的文法，他的思想，都超越了诗节的局限”，使他的诗成为“一种扩展读者灵魂限度的精神操练”。
　　
　　因此，流亡的布罗茨基在俄罗斯文坛的强大存在仍是无可怀疑的。尽管他的作家同行乐于接受他的发明，除了瑞恩以外，所有人都似乎对他背后整套的形而上学感到怀疑，这种形而上学让诗人成为一种被实体化的语言的声音。列夫·洛索夫对这种对不受控制的语言的“偶像崇拜”不以为然，并把它归结于布罗茨基在语言学方面缺乏正规的教育。
　　
　　在俄罗斯，布罗茨基尚未成为一个深受爱戴的诗人，比如说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范斯洛瓦说，俄罗斯人在他的诗中找不到“温暖……宽恕一切的精神，热泪盈眶的情怀，柔情与欢快”，“他不相信人类本身具有的善；他也不会把人性看作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在布罗茨基后期诗歌里，非俄罗斯式的反讽已经习以为常，诗人维克多·克里弗林对此表达了他的怀疑，并指出，布罗茨基经营反讽是要保护自己不受让他不安的观念和处境的侵扰：“一种对敞开自己的恐惧，也许是一种不表露自己的欲望……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诗中的表述本身就已变成分析的对象而存在，继而从这个分析中产生下一个表述”。
　　
　　罗伊·费什尔是布罗茨基在英语中最好的评论者之一。他指出，在布罗茨基从俄语翻译的自己的诗歌里有一些相似的特点，他批评这些诗在音乐的意义上表现出带有“很多小的音符和停顿”的“忙乱”，“有些东西在四处乱跑，妨碍了诗歌。”
　　
　　跟在他的诗歌里一样，这种“忙乱”加上持续的反讽的回撤已经成为布罗茨基散文的特点。布罗茨基的逻辑具有一种参差多刺的品质：纷至沓来的思绪还没来得及发展，就经历了停顿和质疑，对它们的怀疑和检验继而受到矫饰的反讽的质询和检验。文章不断在通俗的和正式的措辞之间往返穿梭，一旦有机会使用名言，布罗茨基定然趋之若鹜。在他对英语的“回音室”（echo-chamber）的效果的迷恋上，他再次和纳布科夫相像，尽管纳布科夫的语言上的想像力要更加训练有素（也许同时更受束缚）。语调的一致性上的问题在来源于公开演说的随笔中变得尤其显著。在那些文章里，仿佛是出于压制他思想中的习惯性偏题的努力，布罗茨基会倾向于大而无当的概括和空洞的演讲会堂的散文风格。
　　
　　布罗茨基此处的困难也许部分地源于他的气质——公共场合显然不会点燃他的想像力——但是，正如大卫·拜瑟观察到的，这也是出于语言上的原因。拜瑟说，布罗茨基尚未掌握美国人谈话方式中亦庄亦谐的层面，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握反讽的幽默中的细微之处，在拜瑟看来那是外国人掌握英语的最后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解释布罗茨基的语调问题的办法是提问：他想像中的对话者是否总是与他相称。在他的讲演和发言中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成分，这不仅导致对材料的简化，而且让他诉诸俏皮话，并让他的情感和智力的格局显得平面化；然而，一旦他独自面对与他平等的题目，语调中的这种不安就会消失。
　　
　　我们看到布罗茨基在《论悲痛和理智》里的两篇关于罗马的随笔中真正把自己提升到了与其主题相称的高度。在其情感的深度上，论马可·奥利乌里斯的随笔是布罗茨基最具雄心的作品之一，仿佛是他的对话者的高贵赋予了他自由去探索某种忧郁的庄严。跟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一样（他对待公共事务的斯多葛式的悲观主义与布罗茨基多有相同之处），布罗茨基把马可看作是一位使跨越时代的精神交流成为可能的罗马统治者。他令人动容地写道，“你是古今人类中的佼佼者，你执著于你的责任，因为你执著于德行”。他满怀希冀地地补充道，我们应该总是选择像马可这样的统治者，他们身上“可以觉察到忧郁的气质”。
　　
　　这本文集里最好的一篇随笔同样具有挽歌的气质。它的形式是俄罗斯人或者说北国之人（按罗马的说法）布罗茨基写给阴间的贺拉斯的一封信。对布罗茨基而言，贺拉斯尽管不是他最喜爱的罗马诗人（奥维德拥有这个位置），也至少是拥有“忧郁的平衡”的伟大诗人。布罗茨基做了这样一个奇想的游戏：贺拉斯刚在世间用奥登作为伪装完成一个符咒，因而贺拉斯、奥登和布罗茨基自己拥有的同样的诗歌气质（如果说不是同一个人），它在一个连续的毕达格拉斯式的变形中重生。当他在自己为之效力的诗歌音步的回声中沉思诗人之死，人的灭亡和幸存，他的散文获得了一种音调——它新鲜而又复杂，苦涩中带着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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